神府红军独立师

1936年7月初，神府特委几次开会研究组建神府红军独立师问题。对于尽快组建独立师，特委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独立师的干部配备问题，过多地考虑了以前神府红军干部的不团结因素。

杨和亭和特委一些同志的意见是：由我任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我的意见是这两个职务应该分开，我可以担任师政委，师长应该由其他同志担任。这样，更适合战时的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发生了意外，不至于对部队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分开对干部也是个锻炼和培养。战争期间，多培养一些干部有好处。我讲了红26军的例子，我说：在红26军时，我们感到这样做很有好处。开始，王泰吉是师长，他去白军做兵运工作后，师党委研究，马上由刘志丹接任师长。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杨森接任师长；师政委也是这样，开始是高岗任师政委，他犯了错误后，师党委决定杨森接任师政委，杨森战斗中负伤，马上又让我接任师政委，谢子长负伤后，师党委和陕甘边特委马上又让我到前方接任师政委。我说，从以往的经验看，多培养一些干部，更适应战争的要求。我在会上提出可否让王兆相同志任师长。我给大家解释说：王兆相是1932年末，和几个同志到陕甘边参加红26军，是神木县党组织派他们去的。1933年9月从陕甘边苏区回到神府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但是会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我就到新建的独立营检查工作去了。

这期间，特委同志又开会，还是认为在独立师初建时期由我一人任师长兼政委对部队有利，并准备把这一意见报告中央。我回到特委看到给中央的报告后，认为不妥，就找杨和亭谈。他说：大家研究后认为，独立师建立初期，师长还有个能力和威信问题。而且在他们之中，不好做比较，让这一个当，不让那一个当，不太好办，因此，决定还是由你一个人当。我说这样不适合战争的要求，我向中央报告了我的意见。之后，中央批准了我的意见。

1936年8月1日，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1师在神府花石崖正式宣告成立，杨和亭在大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决定，神府独立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组织序列。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李治洲任参谋长，王恩惠任秘书长。下编两个团：第1团团长刘明山，政委邓万祥；第2团团长贾兰枝，政委贺伟。还有三个直属连。全师有近1000人，枪支也基本齐备，有10余挺机枪。

我们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独立师向全国人民的“通电”和“誓词”。

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通电⁽⁵⁾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全国各武装部队、全国人民公鉴：

在神、府、葭几年来的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神府抗日根据地，扩大与锻炼了红军。最近，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神府特委领导下，红二十八军帮助下，广大人民拥护中，正式成立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处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进攻陕甘抗日根据地与主力红军转移阵地的形势之下，本师的成立，在抗日讨逆的战线中是有伟大意义的。

当本师成立的今天，特向全国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通电。我们站在抗日讨伐卖国贼的立场上，联合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拥护粤桂联军抗日讨蒋武装，坚决反对卖国贼部队的进攻。誓死保卫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与日直接作战。

独立师宣

谨此奉闻。

师长　王兆相
政委　张秀山

全师官兵面对军旗宣誓：

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誓词⁽⁶⁾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我等誓以牺牲精神，站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出卖民族利益。执行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新的策略路线，武装广大的劳苦群众，坚决回击卖国贼部队对神府苏区的进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开展游击战争，誓死保卫神府苏区，争取对日直接作战。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师长：王兆相
政委：张秀山

成立大会后，红军战士个个兴高采烈，非常振奋。有的说：就是要让日本鬼子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可欺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回东洋去！为了激发部队的斗志，我们要求各个连对“誓词”进行讨论，很多战士直白地说：发了誓，就不能当软蛋，一定要和日本鬼子、卖国贼干到底！

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

独立师成立初期，有些战士还是刚刚扔下锄头的农民，这时部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民意识、地方观念强，作风散漫，游击习气严重。为此，我们特别加强了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干部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行党的统一战线教育；把保卫神府苏区和土地革命成果，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保卫中华民族利益紧紧联系起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散布的“恐日病”，树立依靠全国人民，进行抗战必胜的教育；在部队中，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教育，部队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我在红军大学当教员时，看到中央红军带来的很多政治工作文件，水平很高。我一面当教员，一面学习，学到很多做政治工作的经验。独立师成立后，按照这些经验，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使独立师尽快提高到正规红军队伍的水平，我们专门集训了连队指导员，学习加强党支部建设和开展党支部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等。我还起草了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对在各种情况下开展政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进攻战、伏击战前的政治工作，行军宿营中的政治工作，打了胜仗的政治工作，打了败仗的政治工作等。

在军事方面，对部队加强了军事战术、技术训练。

独立师成立后，对苏区人民群众是很大的鼓舞，要求加入红军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农民放下锄头，有的扔掉讨饭棍，跟着部队要求参加红军。我根据过去在红26军的经验，把这些青少年集中起来，组成少年先锋队，经过政治和军事集训，再编入战斗部队。

部队的强弱、素质水平的高低关键在领导。在独立师成立的当晚，我在给全师干部战士作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动员时讲道：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敌人，而敌人为什么不能消灭我们？除了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外，关键是我们有神府人民的支持，而敌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神府群众就是革命的大海，我们独立师就是这大海中的一条鱼。鱼要靠水才能活命，才能游来游去，我们红军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才有行动自由。我们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我一再要求大家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目的所在。尤其是每一个干部，从师长、政委开始，一定要做出表率。部队进步的快慢，关键在我们干部。

这个时期，神府红军在发展中，也受到了“左”倾残余的破坏。1936年，我到特委之前，按照陕北省委指示，神府党内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后就在党内、红军游击队中抓开了“AB团”。“AB团”是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秘密特务组织。我来神府时，陕北省委还派了一位同志担任神府苏区的政治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抓“AB团”的。政治保卫局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在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中，安排了特派员，他们可以自行审查、审问、逮捕和处置被认为是“AB团”的人。

一次，我到一个独立营检查工作，独立营教导员对我说，他们营里有“AB团”，已经杀了四个人，现在还有一个准备抓走。我问是怎么发现的？他说是特派员说的。我又问这几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他说，都是本地的穷苦人，参军后打仗都很勇敢，为人也很老实……我问：怎么知道他们是“AB团”呢？他说：是他们审出来的，不承认就打、就用刑……

听他这么一讲，我想到一年前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我说：这几个人是不是“AB团”，你应该清楚，你应该对他们负责！靠打，靠用刑，就断定是反革命？我又问这个还没有抓走的人现在怎么样？他说：是一连指导员，是我们营里的骨干，特派员说是已砍头的那几个人供出的。我听后气愤地说：这样下去，你们这个营非被杀光不可！教导员也显得很无奈。

我要他集合部队，说要认识一下全营同志。队伍集合好，进行点名，当点到一连指导员时，我发现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娃娃。我问他那四个被杀战士的情况时，他声音洪亮地报告：他们作战勇敢，政治可靠……我立刻制止他说：不要再说了，他们是“AB团”，已经被杀了！我走时对营长和教导员说，这个人我带走了。教导员听后，一脸愁苦相立刻不见了。

在路上，我问这个年轻人，家住什么地方，多大年龄，以前在家干什么，什么时间入的党，什么时间参的军等。我听他的情况很清楚，又问他“AB团”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AB团”，听说是“AB团”就杀头。我苦笑着说：小同志，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之后，我给他另外安排了工作，没有再让他回去。这个年轻人，就是90年代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李正亭同志。

独立师成立不久，有两名战士被特委政治保卫局抓走，经严刑拷打，说这两名战士是“反革命”，还说他们已经供出独立师还有20多个“反革命”。我知道后，立即到他们所在的连队找连长、指导员、班长、战士了解情况。他们都说这些人很好，没有问题，打仗都很勇敢，有些还是部队的骨干。

我把政治保卫局开列的名单拿给王兆相看，他说，这些人他都了解，是很好的同志，不可能是反革命。我对王兆相说：去年“左”倾分子在陕北搞的肃反，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一定要制止。于是召开师党委会，我把情况向师党委会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我提出的不能向特委保卫局交人的意见，和师保卫部门归师党委直接领导的决定。

特委保卫局看我们不向他们交人，他们的负责人就来找我，说是根据陕北省委负责人的指示办事的。我对他说，省委的正确指示我们要执行，错误的指示不能执行。你要多调查调查，搞清楚情况，不要靠审讯来定案，再那样搞，会出大乱子的。我又把师党委的决定向特委书记杨和亭作了汇报，对他说：现在神府与中央的联系受到敌人阻隔，上面的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特委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不能允许个别部门和个别人超越党的组织，擅自抓人杀人。后来的事实证明，神府根本就没有什么“AB团”。

由于独立师在成立后，对“左”倾残余进行了正确的抵制，部队人心很快稳定了下来，能够全力以赴地去对付敌人的“围剿”，这对独立师战胜敌人，以及之后的壮大成长起了很重要作用。

独立师建立初期，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枪支弹药和物资供应，尤其是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有时很紧张。我提出乘府谷敌军兵力不足的机会，到北边活动一下。这是独立师第一次远程行动，王兆相有些紧张。我说：放大胆干，打仗是练出来的，闯一闯就有经验了。

哈拉寨是府谷县北边的一个重镇，位于绥远、陕西、山西的交界处，是这一地区蒙汉民族进行物资、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这里住有一些土豪恶霸和官府的走狗，他们强霸市场，横行社会，盘剥百姓，各地来这里经商的人对他们非常痛恨。独立师摸清情况后，快速奔袭，接连消灭了哈拉寨、清水、木瓜的反动民团，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同时宣传了群众，扩大了共产党、红军在这一带的影响。我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尤其是得到了一些布匹，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但这次行动，我们也有一定损失，一团政委邓万祥同志英勇牺牲了，还牺牲了一名连长。邓万祥同志是我在红26军时的老部下，当过连长，打仗很勇敢。4月在贺家川战斗中，他没有得到命令，就带领一个连冲入敌人设伏区。战斗结束后，我批评了他，他痛悔地说：老政委，一打起仗来，我就管不住自己，就想冲，这个老毛病总是改不了！我说：你改不了，就不让你带兵了！邓万祥同志对革命非常忠诚，他的牺牲令我很悲痛。

神府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

独立师的建立对敌人震动很大。蒋介石的中央特派员，和陕西、山西、绥远的国民党部队决定对神府进行军事“围剿”。1936年9月至11月，敌人对神府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敌人以晋军72师陈长捷部四个团为主力，86师高双成部三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及一些地方民团相配合，总计一万兵力。敌军这次“围剿”，采取密集、稳步推进战术，每占领一地就修筑防御工事，团与团之间紧密呼应，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10月1日，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我代表特委作了反“围剿”报告。我说：晋军与榆林的敌86师不一样，86师是地头蛇，队伍中多是地痞流氓和土匪，熟悉苏区情况，作战凶狠刁顽。而晋军是阎锡山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团配有迫击炮连，营配有重机枪连，班都有轻机枪，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子弹、手榴弹充足，他们习惯于正规的阵地战。但是，晋军的弱点也很突出，他们不适应山地游击战，不熟悉神府的地形，在他们兵力展开之前，我们选其孤立部分，攻其不备，或设伏围歼，我军便有取胜之把握。但不可与敌纠缠，决不打硬碰硬的拼死战。由于敌军是由晋、陕两部分兵力组成，又是分兵南北夹击，我提出“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作战方针。我独立师向南跳到外线打击敌人，独立营和游击队留在内线，各自为战，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困扰敌人。与会同志一致赞同我的意见。

会后，我代表特委写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决议。独立师在贺家川召开了誓师大会，并针对晋军的特点，开展了战前练兵活动。

10月，敌军进入苏区深处，他们的战线拉得很长。我和王兆相率领独立师乘隙插入敌后，在泥河沟，歼灭敌人一个排。之后，红军以弱示敌，派约100多人的独立营进入敌占区，引诱驻苏怀家守敌出动。敌人果然上钩，派出两个连向独立营扑来。我独立师已在苏泥家村设伏。拂晓，敌军一个连占村东南山头，我1团突然发起猛攻，全歼该连，俘敌连长及以下几十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手枪几十支。与此同时，村后山敌人一个连，在行进中被埋伏在那里的我第2团，干净利落全部歼灭，敌连长也被俘。

我们审讯了被俘的两个敌军连长。一个说：原以为是武器不好的200多人的游击队，想吃掉你们。团长、营长都在后面督战，谁知刚拿下前哨阵地，就被你们冲垮了。另一个敌连长说：“你们红军打仗不正规，不等我们展开，一群娃娃兵上来就把我们抱住了。如果让我们部队占领了阵地，看你们能不能打胜。”我听后笑着说：“那就等着以后再碰上时，先通知你们，等你们准备好了再打！”两个被俘的敌军连长也苦笑了起来。

战斗结束后，我们率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回到根据地，并及时总结对晋军作战经验。大家一致认识到，利用设伏、突袭的战术打击敌人很管用。

之后，独立师1、2团分别进入敌占区，寻机袭扰敌人，以迫使敌人退出我根据地。1团在王寿梁歼敌百余人，迫使晋军放弃高新庄、衙院沟等据点。2团在万镇山上截击敌运输队，缴获敌军大量米面、驮骡，切断了敌军的后勤供应，加上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等措施，给敌军造成了很大困难。

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在保卫家乡的同时，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交通，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在根据地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晋军72师两次被迫调整部署。后因傅作义在绥远对日宣战而退出苏区，回到山西。红军趁敌军撤退之机，迅速进至通秦寨一带，打开了葭县金明寺、井道峁、清泉寺等地土围子，解救了大批群众。

11月底，独立师决定消灭高家堡敌人高玉亭营。我们派出一部分兵力，首先包围了高家堡南面几十里外乔岔滩村南山碉堡里的民团；另派出一部分兵力攻打该村一个排的守敌。同时，又派一支小部队到高家堡附近引诱敌军。

战斗打响后，高家堡敌营长高玉亭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和百余名民团，前去增援乔岔滩的守敌。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主力一阵猛打，除击毙敌一名连长外，还打死打伤和俘虏了一些敌人，缴获了各种枪支80余支，乔岔滩民团30多人也被迫投降。

接着，我部于深夜突然攻打高家堡，很快歼灭了守敌两个连。敌营长高玉亭侥幸逃脱。红军取胜后，当夜押着俘虏，撤到东南方向几十里外的龙尾峁。

红军在龙尾峁召开了军民庆功总结大会，表彰了立功的指战员和地方支前民众，还宣布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鼓励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对释放回家的士兵，教育他们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俘虏们很受感动，有的当即参加了红军。

至此，被敌人占领的神府苏区大部恢复，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1937年1月，为了扩大革命宣传，筹集军需，红军独立师再次进军哈拉寨，沿途消灭了新民、庙沟门民团，俘虏了骚扰红军的准格尔旗蒙军骑兵营营长及一批士兵。

从被俘营长韩守信口中，我们得知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消息。虽然这个营长对事变的情况说不清楚，但对我们在远离中央，通信中断，长期受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1937年1月至4月，敌人以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为“剿共”总指挥，纠集七个团和两个骑兵营，约一万多兵力，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红军独立师在佳芦县秃尾河畔的薛家会村附近设伏，歼灭俘虏敌军几十人，缴获枪几十支，其中有轻机枪两挺，俘虏敌军一名副团长。

从被俘的敌副团长苏鼎臣口中，我们又了解到“西安事变”的一些情况，他说：张、杨二将军把蒋介石扣起来后，感到不好处理，请共产党参加解决。共产党派了周恩来去调停。蒋介石同意不打共产党了，同意停止内战，还同意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他讲的这些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从其他途径了解到关于“西安事变”的情况。我问他：既然蒋介石也同意不打内战了，你们为什么还派出重兵来打我们？他说：高桂滋的84师和高双成的86师有矛盾，都有自己的打算。高双成是为了扩大他在榆林、米脂、横山一带的地盘，扩充他的势力；高桂滋是想乘“围剿”神府红军之机，吃掉86师。

从这些情况看，神府苏区要面临一场更加严酷的战争。

1937年春节期间，接到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的通知，对神府特委和独立师的领导人进行调整，中央任命我为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开章任宣传部长，毛凤翔任统战部长。陕北省委派王宝珊来接任神府独立师政委，杨文谟任师参谋长。

为打破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

一是当前神府苏区的形势。从我们掌握的各种情况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同意不打共产党了，但是，他现在又派出国民党的84师、86师来“围剿”我们。这说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是假，继续内战是真，他在用两面派手段来对付我们和欺骗民众。再从国民党军队对我们层层严密封锁来看，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几乎被割断，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党中央的通报，这又表明，中央与我们联系很困难，中央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面临的严重情况。

二是神府苏区怎么办？我们要立刻动员苏区军民做好对付国民党疯狂“围剿”的准备；要想办法尽快把我们神府当前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紧迫情况报告党中央。因为蒋介石在西安同意不打内战了，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肯定会想出制止他们进攻我们苏区的办法。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报告？派人去报告，很难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即使过去了，用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到那时，迟了，不行。我想了几天，只能靠独立师来完成。

我刚说到这，有的同志急了，说：“独立师怎么去报告？”我说：大家知道，我们红军每次同敌人打仗，国民党的报纸上就很快登出，共匪如何逃窜，被他们消灭等等。这次，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独立师打出去，插到敌人后方，造成一种要打的紧张形势，让国民党的报纸吹呼吹呼，这样也就帮我们给党中央报信了。但是，独立师插到敌人后方后，不能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打出去，只是为造成一种打的“阵势”，“阵势”造成了，独立师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就尽快撤回来。这可能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不冒这个险，就很难把信报告给党中央，就很难打破我们苏区目前的危险局面。我又说：由于独立师这次行动，关系到神府苏区当前的命运，我决定和独立师一起参加这次外线行动。

会议认真研究了我的意见，一致同意派独立师到敌后行动的计划。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在当前苏区局势紧张的时候离开特委。独立师的同志也说，他们一定会按照特委的意图行动。并保证说如有失误，拿他们示问。

会后，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

红军独立师出发前，我对王兆相说：兆相同志，独立师深入白区活动已有好几次了，部队还是有些经验的。不过，这次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是关系到苏区当前命运的重大行动，一定要小心，不可粗心大意。千万记住，这次出去打不是目的，是要让敌人替我们给党中央报信。这次出去，要加强对部队的纪律约束，不准随意行动。完成得好，回来后特委给你们开庆功会。

3月中旬，独立师南下，深入敌占区葭县、米脂、榆林一带。敌人慌忙调集兵力尾随追击，又派飞机轰炸、扫射。敌军被我红军牵着鼻子在敌占区转了十多天，搞得精疲力尽。当他们派出重兵堵截时，独立师已跳出包围圈，胜利回到了苏区。很快，阎锡山的报纸写道：“共匪人马两三千人，装备整齐，在葭县、米脂一带猖獗活动，国军正在围歼之中”等。

后来，我们得知：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看到报纸上登出国民党军队“围剿”神府红军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揭露他们破坏停战协议的行径。这样，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神府苏区的“围剿”。

神府苏区因此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