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在我来神府之前，听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知道党中央正在大力推动统战工作。我到神府以后，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文件发下来，当时文件是讲“反蒋抗日”，以后改为“逼蒋抗日”，最后才改为“联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1936年，神府独立师在白区活动期间，向国民党军队散发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还给驻在府谷的国民党86师的军官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并把我们党的宣言送给他们看。

由于当时神府和中央的通讯联络受国民党封锁，经常处于中断状态，中央的一些指示很长时间不能传达到我们这里。对于西安事变的情况，我们起初是从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口中听到一点消息，但详细情况并不知道。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游击队在高家堡至神木的公路上，检查国民党的邮件时，查到陕西省政府给神木县长的一封信。游击队把信送到特委，我们一看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王一山给各地专员、县长的一封信，是油印件，共三张纸。信的内容是解释西安事变的起因和解决的经过。信中的有些话，至今我还记得：

“需知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之举，溯至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妥协，实行不抵抗主义；……绥战（指日寇侵犯绥远百灵庙）既起，国人皆曰战，而士大夫之流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杨二将军披沥肝胆，痛切陈词，……不得不发起兵谏之举。”

下面写了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又写了共产党出面调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要求全国精诚团结，共同抗战。信写得道理充分，论述精辟，一看就知是出自大手笔。1939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和杨拯民（杨虎城之子）谈起这封信，他说：王一山是军人出身，不会写文章，那是杜斌丞先生写的。

特委看了这封信，对西安事变后的政治形势也多了一些了解，对团结社会上开明人士参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也有了新的认识。因为神府特区没有电台，党内关于西安事变的文件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研究对国民党军队的政策和给干部讲形势时，也参照了这封信的内容。

我们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有斗争的。1937年3月间，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派了一个叫杨鹤龄的高参，来到独立师说：高师长要收编独立师。还说：共产党的红军，蒋委员长都要进行收编，并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封官许愿。独立师的领导立即将情况报告到特委，我便见了这位杨高参，听了他的一派胡言之后，我说：“杨先生既当过文官，又当过武官，还收编过土匪，社会阅历可谓丰富。你这次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谢谢高师长的好意了！但是你给我们封官许愿就不大好。你到我们这里来，想收编我们红军，给我们这些人封了官，许了愿，但你也不看看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来干革命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毛泽东主席要我们怎样编，我们就怎样编，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别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这个权力。现在不是谁收编谁的问题，而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请转告高师长，希望我们今后能够精诚合作，共同抗日。”杨鹤龄听了我这番话，自觉无趣，扫兴而归。

他们以为我们没有电台，消息不灵通，就采取欺骗手段，企图达到在政治上收编神府红军的目的，结果未能得逞。

根据这时的形势和我们对中央战略方针的理解，我们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神府红军要保持高度戒备，做好随时痛击闯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准备。另一方面是与周边国民党军队展开谈判。我们先后派王恩惠到葭县通镇，与国民党84师李少棠团长谈判，派杨和亭到神木县，与国民党86师罗德新团长和神木县长谈判，派杨文谟去榆林，和22军高双成军长谈判，派武开章到葭县，与晋军209旅段树华旅长谈判。经过多方面工作，在神府地区初步形成了停战的局面。但是谈判也并非一帆风顺。神木的罗德新一边和我们谈判，一边派兵抢占苏区的村庄。我们坚决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缴了他们的械，然后到神木谈判。当他们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制造事端后，我们把被俘人员和枪支还给了他们。这既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又向他们展示了我党联合抗战的决心和诚意。

对神府苏区的工作，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1937年4月3日，中央组织部致信神府特委，指出：“你们长久离开省委和中央的领导，独立地在神府艰苦斗争，保卫了神府苏区，扩大了地方武装，最近自动地和进攻部队协商停战，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愉快，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民族革命的敬礼！”

4月底，中央派陕北省委组织部长张邦英和吴溉之为中央代表，同行的有王濮、李登瀛、强晓初等干部，还有电台队长、报务员、警卫员等15人，带着电台通过国民党军队占领区，来到神府苏区检查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工作团肯定了神府苏区的工作。他们认为，这里环境艰苦，党群基础好，干部情绪高，工作很扎实，游击战争打得好。工作团传达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新精神，即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建议，传达了中央对神府特区当前工作的指示。

此后，神府根据地不仅能用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还能持介绍信，通过国民党占领区往返于延安，保证了神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937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次苏区党代表大会。担任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给我发来电报：要神府苏区在党政军民中派出五名代表去参加会议，并指名要我留在神府主持工作。我看了电报，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要我去参加会议？

后来，听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代表们到后，一听情况，就很有意见。原因是在选代表的问题上，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把一些不该提名的人提出当了代表，而对在创建苏维埃斗争中有成绩、有能力的人没有提，像习仲勋、王世泰等同志。应该参加会的代表不让参加，不是代表的改为代表参加，对这种作风，代表们当然不答应。之后，才又把一些同志补了进去。

会上，郭洪涛等同志还写了个肃反解释小册子，推卸责任。出席会议的很多代表对郭1934年回陕北后的一些重大错误并不清楚，尤其是他在肃反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搞明白。郭洪涛当上了边区党的书记。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林伯渠、李富春、李维汉、张秀山、刘景范、高岗等17人为执委，蔡畅、张邦英等6人为候补执委，组成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委员会。

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说：神府革命根据地能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下来，并取得了牵制打击敌人的重大胜利。神府特区是陕甘宁地区的前哨阵地。它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

毛泽东主席后来也说：“神府很艰苦，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我们在神府苏区工作的同志听到中央领导这些讲话后，心里热乎乎的，有的同志不禁流下了热泪。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