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磨擦斗争

就在这年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全国加紧进行反共活动。他们调集胡宗南和地方武装30多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我党针锋相对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投降反共逆流。

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迎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进攻，1939年8月，党中央重新调整防御部署，调集八路军120师359旅，由山西抗日前线返回边区，驻防绥德警备区，担任守备任务。陕甘宁边区党委作出决定，调我去绥德特委工作，并要我参与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绥德警备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北部，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个县，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打到山西柳林一带，进而企图西过黄河，入侵陕甘宁根据地。经国共双方商定，决定将上述五县划为警备区。国民党同意把原驻守该地的国民党84师高桂滋部调离，由八路军陈奇涵部接防，警备区司令部设在绥德城内。绥德地方行政由国民党派出专员何绍南负责。何绍南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动派，在日本侵略军入侵面前，毫无抗战之心。他秉承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处与我党、我军作对，暗杀、绑架我党工作人员，不断制造“反共”事件，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被毛主席斥责为“磨擦专员”。

这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召集高岗（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肖劲光（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59旅旅长）、陈奇涵（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和我五个人开会，专门研究绥德警备区内，何绍南一伙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制造磨擦的问题。

高岗先报告了何绍南制造磨擦的情况。毛主席明确指出：绥德警备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进攻性不够。在顽固派面前，只是被动的交涉、谈判，一味地迁就、让步。结果，在客观上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将我们置于被动之地。统一战线不能是只讲团结，团结也不是一味地迁就，团结不到一起，就得斗；你不斗争，他就斗你，而且越发猖狂。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对王震说：王胡子，你马上带部队去接防，要加强防卫力量。又对我说：秀山，你在神府反磨擦斗争搞得不错，绥德这个“磨擦专员”很顽固啊！你要多动动脑筋。毛主席指示，要在报刊上大量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日的卑劣行径，为我党开展反磨擦斗争，做好舆论和道义上的宣传。

这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尚未结束，毛主席与我们开会后，王震几次来到学校找我商议绥德军政工作，要我尽早去绥德工作。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我参加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的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76人。毛泽东同志作报告，他分析了国内外严重的事态，指出陕甘宁边区正处于日寇和反共分子的包围中，中国正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关头。张闻天、陈云、高岗、张邦英等作了报告。我被选为边区党委委员。会议结束时，我代表边区党委致闭幕词。这次会议，是边区党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重要转折，对边区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0年1月，我到达绥德。中共绥德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领导成员作出调整：王震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我接任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副书记李合邦，组织部长杨和亭，宣传部长邹问轩，统战部长李景波。青年救国会主任丁秀，妇救会主任邵清华，特委秘书长李景亭。

这时绥德特委还没有公开，特委机关就设在警备区司令部里，我的公开身份是绥德警备区政治部民政科科长兼秘书室主任。在党内对绥德特委也有“警区特委”之称谓。特委当时只有20多人，安志文任秘书室秘书。

警备区司令部归中共绥德特委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领导，担任守备任务的是王震的359旅，另外还有一个保安独立团，守备区域上至葭县万户峪，下至清涧河口，长达380里的黄河防线，抗击日军的进攻。

王震对我说：我们部队奉命来接防时，何绍南十分骄横，说我们是从山西那边撤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不许我们进驻绥德城，还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和反动政客出来造谣生事。但是我们不管他那一套。我派人对他说：这是我的防区，有权进驻，也不用他来批准。谁要来捣乱破坏抗日，小心我对他不客气！我命令部队擦亮三八大盖，九二步兵炮，脱掉炮衣，亮出歪把子机枪，雄赳赳地开进城里。接着，向他们发出通告，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日寇和反动分子捣乱，我军要进行日夜巡逻。我想好了，他要是敢捣乱，我就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结果，他像乌龟一样缩了回去。

我到绥德后，经常与王震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磨擦斗争。绥德的问题，关键是反共投降派捣乱。解决磨擦最有效地措施是把反动势力挤出绥德。我们决定先做社会开明人士的工作，向他们讲解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使他们站到抗日人民一边来，同时，针锋相对地开展反磨擦斗争。

1940年2月，何绍南集中13个保安队，偷袭我军717团，并占领了一部分阵地。我们遵照毛主席讲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原则，立即奋起反击，全歼了这批匪徒。接着，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我军相继解决了发生哗变的绥德、吴堡、清涧黄河沿线的反动保安团，严厉打击了顽固派的挑衅活动。

随后，我们又召开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声讨大会，揭露何绍南贪污公款，搜刮民膏，勾结汉奸私贩大烟和白银，以及暗杀抗日民众和偷袭我抗日人民军队等罪行，引起了地方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何绍南这时犹如过街老鼠，缩到洞里不敢出来。我们将情况报告给边区政府。

2月15日，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何绍南，并要求委任王震为专员，将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行政权隶属边区政府，以利保卫河防。

我359旅的教导营住在绥德东门外，我们又从吴堡调来七团二营。何绍南见大势已去，就把专员公署搬到城外二郎山上的寨子里，准备逃跑。就在他要逃跑的前两天晚上，359旅教导营在城外举行演习。半夜时，何绍南给王震打电话说：“你们的部队把我包围了。”王震严词回击他：“说你的鬼话，我们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动，睡你的觉去吧！”

何绍南做贼心虚，惊恐不安。28日深夜，他将积存在二郎山的弹药库放火烧毁，率七个保安中队向西逃窜。

王震当即打电话给我说：“何绍南逃跑了！你快来，我们研究一下。”

我和王震、李合邦、杨和亭、袁任远、何平远、王恩茂等同志在司令部开紧急会议。我说：“我地形熟，骑术好，我带兵去追！”警备部队立即组织讨逆兵团，由何平远任团长，我任政委。凌晨，部队出发，经五里湾、木角楼追击逃贼。追到苗家坪时，我们把何绍南的后卫部队截住，予以歼灭。随后，部队又追至米脂县边境，抓到一些国民党专员公署的官员。何绍南只带少数人逃到榆林。反动势力被挤出了绥德。何绍南在给国民党当局的报告中哀叹：“几年来的心血尽付之东流了。”

我写了一篇声讨何绍南的文章刊登在《抗战报》上：“犯官何绍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扰乱我军的河防任务，叛逃离职，该当严惩……”以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和污蔑。

何绍南逃跑后，我们又严惩了一批破坏抗日，制造磨擦的反动顽固分子，有的作恶多端、为人民痛恨者，被群众抓到后当场打死。这样，绥、吴、清三县全境相继得到解放，建立了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

绥德警备区和特委联名给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写报告，汇报这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得知后称赞说：“此次行动解决得好！”

绥德，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又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地区的交通要道。这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