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春天，警备区内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这里建立了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王震兼任专员，李景波任副专员，公署机关设在绥德城内。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派马豫章来绥德担任专员。到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统一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在绥德成立了绥德警备区军政委员会。王震任军政委员会书记，我和李合邦、杨和亭、李景波、袁任远、王恩茂等七人为委员。凡是有关党、政、军方面的重大问题，均要提交到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

1940年冬到1941年春，我们在绥德的党组织公开了，正式把绥德特委（以前对外只称警备区政治部民政科）改为绥德地委，并挂出了牌子。我们还成立了警备区保安团，团长是李仲英。保安团团部设在绥德城内，以后搬到老君殿。

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警备区的统战工作和各项群众运动也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政治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广大民众建立起自己的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学救会等群众团体。这些团体是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些组织和团体中，还存在着形式主义与不民主的倾向。有些同志在组织群众团体时，只图数量不管质量；只要迅速不顾确切；只图名义不顾实际；只看表面不看内容。这样建立了许多空架子的群众组织，甚至是抄名册，或一个人背后把名册记起来便算组织好了；或是没有耐心地教育说服群众，使他们自觉的参加救亡团体，有的甚至是强迫命令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样虽然加入了组织，但并不积极的工作，实际上和没有组织差不多。可是有些同志却满足于这种有名无实的空洞组织的建立。

在特委会议上，我说：“什么叫形式主义？这种组织方式就叫做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严重地障碍着政治任务的执行。”“一个政治任务能否完成，要靠组织工作来决定；如果组织形式不适合，便会影响到政治任务的执行。所以组织民众的形式值得我们深刻地研究。”

绥德警备区青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抗战报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新成立的群众团体，中心一环是要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充实其内容。各领导机关要面向下层，深入地去做乡村工作，要很实际地，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去做。把各个群众团体的政治任务与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各个救亡团体应该对目前的组织状况进行一次检查，开展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应该了解：只有克服了形式主义，才能使各个救亡团体的工作活跃起来，名副其实地完成它在抗战救国中的光荣任务”。

会后，根据王震的意见，我的讲话作为一篇社论，题目是《反对民运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刊登在1940年6月14日绥德警备区《抗战报》上。

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地区。边区政府指示我们，将绥德警备区建成模范的统一战线政府。“这个模范的统一战线政府，必须在组织上、工作方针上、各种政策上、工作方法上都表示其模范”。

特委感到责任重大，多次开会研究。

从绥、吴、清三县行政机构革新以来（何绍南逃跑后），社会各界人士对抗日的民主运动是很热心的。但是，由于受过去历史条件的影响，民主政抗治还不能马上做得尽善尽美。

在组织绥德警备区临时参议会时，我提出：抗日民主的模范政府必须是由各阶级以普遍的、公开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参议员组成参议会，再由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而组成的。这个政府的性质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是“一切抗日人民对汉奸、投降派的专政”。民主政府的特点是“民主政治”而不是“独裁政治”。而建立民主政治，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工作做好又是不可能的；在很短时间内建立参议会，恐怕不能很好地真正发扬民主，也不能很好地发扬民意。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众从来没有参加过议会的选举，民众也没有管理政权的丰富经验。因此，我认为在未选出正式参议会之前，应组织分区（警备区）一级的临时参议会，作为过渡时期的民意政权。将来选举了正式参议会，临时参议会就宣布取消。临时参议会成立后，全分区的大政方针及应兴应革的事情，都由临时参议会讨论决定。

我对选举条例、工作步骤及参议会成员的条件和构成等提出建议：“临时参议会制定实施方针的精神应该是找到各阶级共同要求的东西，不是自私的、宗派的、片面的、偏见的，要由各阶级共同决定……这样才能‘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特委扩大会同意我的这个讲话，并作为社论，刊登在1940年6月18日的《抗战报》上。

除了政府开始必要的准备工作外，绥德各界民众团体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热情很高，认真讨论有关民主和抗战动员等问题，各机关团体选派出代表对政府工作方案提出很好的意见。

1940年8月4日，绥德警备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召开。中央和边区政府派边区政府副主席谢觉哉同志参加会议。王震、袁任远、马豫章和我，及李鼎铭、安文钦、刘杰三、刘绍亭等知名人士和开明绅士参加了会议。临时参议会为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政府”创立了良好的基础。之后，李鼎铭、安文钦代表绥德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不久，毛主席叫我回延安汇报绥德警备区统一战线工作，他听后高兴地说，绥德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要很好地总结，要加以宣传推广。

1940年秋，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在国内，蒋介石动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为抗日救国，统一军政力量，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25日，中共中央任命高岗为书记，王震、习仲勋、刘景范和我等19人为中央局委员。

1940年10月，中共绥德特委归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绥德党的组织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走上正轨。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决定将绥德特委改为绥德地委。我任地委书记。

1941年5月以后，绥德地委归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9月，我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患上了肺结核病，异常消瘦，不得不放下工作。在绥德休息了一段时间，不见好，中央让我回延安治疗。

1942年10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后，便正式离开了绥德。先由李合邦代理了一段书记后，习仲勋正式接任绥德地委书记。

我在绥德工作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反磨擦斗争胜利、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以及文教等事业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我们领导团结一致分不开的，大家都称赞绥德的领导班子是一个非常团结、能干的班子。我和王震同志密切配合，工作得非常好。王震同志性情耿直，说话直率，有时说话发点火，下面同志有不好接受的，我就去做些解释工作，事情总能圆满地解决。在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上世纪70年代，王震曾说道：我们在陕北的五个朋友，我、张秀山、曹力如、李景波、李合邦，就剩下了一个半人。曹力如（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景波（副专员）、李合邦去世了，我算是一个，张秀山被打倒算半个。

即使在我遭逆境时，也没有改变我们之间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