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党史座谈会

党的七大闭幕不久，党中央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基础上，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学习七大精神中，讨论历史问题。

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原因是有人对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有不同意见，对西北党的历史有另一套说法，否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七大代表和一些西北的干部中引起争论，造成了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

七大召开前，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都说由中央决定。而有的人则说：“还是开完七大后再开吧”。既然对西北局高干会不满意，中央决定要开座谈会了，为什么又不急了呢？！为什么不在七大开会前召开这个座谈会呢？会上有同志说：如果七大之前召开，有人怕选不上中央委员。

1945年6月26日，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朱德、任弼时、陈云指导会议。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座谈会。8月2日结束，历时38天。

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7月10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他讲了陕北肃反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他说：陕北肃反是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共同签字的一封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指示信里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北方代表说这些都是“根据陕北郭洪涛的报告，陕甘边及26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右派的影响。他要我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我到陕北之后，主要就是和郭洪涛谈，其他的像张秀山等就没有谈话。”“当时我很相信他，一直到1942年西北高干会才把问题弄清楚。”

“关于张秀山的问题我声明一下，本来程子华只审了张文华，他在电报上将张文华误认为是张秀山”，“肃反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我们在瓦窑堡审张秀山时，硬打得死去活来……而后来，对肃反发生怀疑，是从张秀山大哭及‘我死不要紧，可怜26军’这段话引起的。”

由于不懂调查研究，更说不上做历史的全面的调查研究了。对陕北历史根本没有研究过，假设到陕北后能稍微研究一下，也决不会犯这样的大错误。陕北肃反是“将党外问题与党内问题混淆起来”。在整风运动前，“没有认识到遵义会议前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而全国各地的肃反错误是这条错误路线下造成的恶果。”

朱理治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欢迎。

7月14日，中央安排我在座谈会上作发言。我讲述了西北党历次重要会议和战斗的经过与争论的问题，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发言经过记录整理共64页，4万多字。

我讲了四个问题：一、甘（肃）、宁（夏）兵运工作的经验；二、党内斗争；三、一个历史过程，几种不同看法；四、坚持原则，团结全体。

在对甘、宁兵运工作的总结中，我讲了西北兵运工作的历史、执行的路线、斗争的方式，为党建立武装力量的成果，也讲了失败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我说：“在兵运中我没有犯路线错误，这不是因为我了解路线，我有本事，而是因为我做的是实际工作。凡是做实际工作的，一定要有正确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的办法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我不去当兵，从学校出来就到上级机关去工作，也一定会犯错误。比如我说的省委的‘指示信’，我也一定会写的。因为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吗。因此证明，凡是今天政治上军事上没有成熟的干部，一定要做下层工作，如果到领导机关里去必然会犯错误。”

关于党内斗争，我在讲了西北党的历史斗争情况后说，陕北“左”倾错误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正像整风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在报告中讲的：宗派主义有排内性和排外性，排外性就是不让党外的人一起革命；排内性就是不愿意其他同志来革命。任何党外的人来投靠我们，他们都说这是投机，该杀。他们的排内性是只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打击，只相信他们自己，相信他的宗派主义下的少数几个同志。他们是这样的作风，因此就要进行肃反。

我说：“我们应当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党内如果存在宗派主义，千万不能发动反特和除奸。宗派主义未被克服时，发动反特锄奸斗争，一定会搞出乱子来，因为有成见，就不能客观地无偏见地看人。哪怕有特务，就让他暂时存在，搁一搁，先解决党内宗派问题。党内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团结了，不管是半条心、一条心，先达到党内基本上团结，这样就损失不了我们革命的力量，这是血的教训。”

“党内斗争常常比对敌斗争还要重要，党内斗争的失败常常比对敌斗争的失败还要重要。如果党内对机会主义斗争失败了，革命也要失败。”

党内斗争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在陕甘时期，对右派，我们是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斗争，没有采取打击政策，没有采取党外手段，只在师党委领导机关进行思想斗争，一个一个地耐心说服。某某是4团团长，叫他领导关中游击队，他钻在山里买些肉酒吃，不敢出去，结果敌人来了，把游击队打垮了。他还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活动。我们始终对他很客气。当确定开除他党籍时，他正在生病。我们写好了决议准备给他，刘志丹同志说他正在生病，等他病好了再通知他。党内斗争我们始终是爱护的，不愿把他搞死。对拥护他的下面的干部，我们也不撤职，当觉悟后，我们还提拔，一个也没有开除党籍。在党内不是排斥他们，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采取这种方法，才是正确路线，才是真正的党内斗争。”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西北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我讲道：“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观点和立场不同。这里面有个人主义的立场，有机会主义的观点；有马列主义的立场。因为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

关于西北党史的问题，我说：西北（党）历史的中心在苏区、在红军里，中心不是在陕北特委，不是陕西省委，因为梢山里出了马列主义，梢山是历史的中心，陕北特委、陕西省委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同中国党的历史中心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中心不在上海。就陕北来说，历史中心不在西安，不在绥德、米脂，中心是在梢山里，因梢山出了马列。有人认为梢山无马列，而马列是在洋楼里，这是不对的。如果承认了历史的中心在苏区、在红军里，那么，陕甘、陕北就都包括了。因为历史是群众斗争史，是革命史。

第四关于团结问题。我说：如何才能搞好党的团结、一致呢？要有明确的党的团结原则，政治上有政治原则，组织上有组织原则，团结在原则之下，如果只是客客气气地团结，那是没有原则的，要团结就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弄清是非才能求得一致，如果不一致还是要闹纠纷的。过去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人是从历史走过来的，但是有的对历史看不清楚，因此就发生分歧和争论。

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如果没有自我批评，那个人不是没有马列主义，就是他的马列主义不完全。个人是这样，党也是这样的。列宁说，党没有自我批评就要死亡，死亡了的政党之所以死亡，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所以自我批评要做好也是很难的，自己总怕别人批评，如果护短，就是给自己留下祸根，不作自我批评自己就要栽跟头，我们有包袱赶快去掉。

对机会主义的态度问题，我说：“对机会主义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不应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如果谁对革命的损失不痛不痒，那就不是革命的态度。你是一个党员，就必须过党的生活，党内发生这件事，你就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机会主义，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有党性的人，都应表示一种公愤，不是私愤。因为他危害革命。如果看他们把我们好几百干部杀了，还觉得没什么，不表示义愤，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1945年在延安与刘景范

西北党史座谈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会同志本着整风的精神，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充分发扬民主，进一步澄清了西北党的历史问题，思想得到了统一，会议开得很成功。

西北党史座谈会，也可以说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继续，或者说是延安整风的深入。

回顾延安整风的这段经历，是我一生铭记不忘的。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党光荣而宝贵的传统。我一直珍藏着延安中央党校的徽章（0003号）和中共七大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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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

(2)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0页。

(3)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