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党的组织

东北是我们党开始活动和建立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派人到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的组织。1927年成立满洲省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东北人民组织义勇军、抗日联军等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但因敌人过于强大，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抗联部队被迫于1942年撤退到苏联境内。以后，中央又派人潜入东北，建立了零星的党的地下组织。因此，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基本上是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进入东北后，重新建立起来的。

东北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是同东北的解放战争、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进行的。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9月我党进军东北，到1946年7月东北局扩大会议；第二阶段从剿匪、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到1948年初平分土地；第三阶段从1948年初开始公开建党，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大生产运动，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松江省的建党工作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1945年12月，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要在清算汉奸的斗争、减租和增资运动、生产运动中“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并应“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党中央的这一指示，为东北地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原则。

我们进入松江省初期，由于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国民党在正面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派遣大批特务进入北满地区，收编、组织土匪武装，严重威胁我们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而这时东北人民还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共产党持怀疑、观望态度，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党的影响与历史很浅，新干部与积极分子太少，知识分子亦无启蒙教育，建党工作缺少群众基础。我们决定这一时期“建党方针应是严密、慎重和个别发展”。

1945年11月19日，松江省发出指示，当前全省的任务是集中搞军事，消灭叛匪，打开局面，取得阵地，中心工作是搞武装斗争。因而，对党员的发展，我们采取控制发展的方针，按照在“斗争中发现，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发展了少量党员。到1946年2月底，北满发展新党员1000人左右。

1946年4月，东北局作出《关于发展党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以工人、农民、店员为发展对象，特别强调要在大企业、大工厂、大商店，以及学校和农村的较大村屯发展党组织，“首先，要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党的堡垒”。

对这一指示，陈云同志对我说：根据目前的情况，“大量和慎重”要认真研究。我们分析后，根据东北的情况，我提出“在地方上，必须是在斗争中表现坚决与自觉服从群众团体纪律，又为群众拥护的积极分子；在部队中，必须是战斗英勇，而又是反逃亡模范者，才能吸收为党员”的意见。⁽²⁴⁾陈云非常赞同。

随着剿匪斗争、反奸清算的发展，群众中涌现了一些积极分子，这为发展党的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武装了农民，建立了农民的自卫队和县、区队，改造了村屯基层政权。到1946年末，松江省发展党员2400多名，并由省委、部队党委老干部直接掌握。数量虽然少，但建立起了党的核心，并为以后党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6年7月，东北局会议上通过的“七七决议”中提出：“随着运动的发展，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建立党的堡垒——支部。”《决议》明确规定了发展党的路线和任务，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在土改运动中，党的组织得到快速发展，至平分土地运动前，松江省农村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²⁵⁾

这当中，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对政策掌握不稳，过早地提出“大量发展”，出现了如“派任务”、“突击发展”的现象。有些干部在发展党员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条件掌握不严，致使一些不够党员标准的人和一些坏分子混入了党内，从而造成党内成分不纯的问题。对这些情况，我们发现后都进行了制止和批评。

随着形势的发展，城市建党也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哈尔滨市是松江省的省会，省委副书记钟子云兼任市委书记。1946年5月中旬，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后，哈尔滨市曾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管理。1947年8月之后又交松江省领导。

在我们进入城市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有不少同志往往用对农民的观点来看待工人，以农村工作的经验来对待城市。对于在城市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认识不明确，没有能够把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作为重点，却把重点放在街道贫民中，这就影响了东北城市建党工作，特别是在产业工人中的建党工作。如哈尔滨市，日本投降时有人口76万，据1948年1月统计，全市新发展党员只有597人，其中工人只有212人。1948年3月，东北局明确提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重心要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加强城市党的工作，首先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到这年末，哈尔滨市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845人，比原来增加了三倍。⁽²⁶⁾

东北地区经过两年多的反奸清算、剿匪、土改斗争，以及支援前线和生产运动，党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党的力量仍然还是不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还处于秘密状态，党的发展还处于初创阶段。根据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1948年的公开建党，把东北地区党的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

1948年2月，周恩来同志代中央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中指出：“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除尚未巩固的新区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这为根据地党如何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公开进行建党指明了方向。

这年春，松江省开始公开建党。这时土地改革已经胜利完成，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了，公开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公开建党就是将党组织在群众中公开，走出秘密状态，接受群众监督；公开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思想；公开在贫雇农、工人、知识分子中，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

在此以前，群众虽然知道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但是对什么是共产党不太了解。有的说共产党不是“凡人”，有的以为老干部、八路军就是共产党，或入了农会就是共产党，有的说共产党就是穷人大伙在一块生产。经过学习，这些人才恍然大悟。他们形象地说：共产党员就像大板车上的钢轴，没有它大车一步也不能走。我们又让群众检查“钢轴是否生了锈”？生了锈的要擦干净，不合格的就要去掉。在充分进行了公开建党的教育后，就公布党员名单。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群众的情绪紧张到了极点，都好奇地要看一看共产党员的面目，人们屏气静息地听着每一个党员的名字。当宣布到某个党员的名字时，群众议论说：“好样的！真正的钢轴”。在审查会上，党员报告自己的历史、工作和思想转变过程，对自己的缺点作自我批评，接受群众评议。群众既赞扬党员的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的缺点。这使党员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也使群众通过党员了解了共产党。

公开建党广泛地扩大了党的影响，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迅速壮大了党的组织，巩固了人民政权。

1947年7月至9月的全国土地会议，除了提出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政策外，还提出解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10月上、中旬，在东北局召开的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对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东北干部从“七七决议”后，下乡发动群众，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战争和土改斗争，受到了锻炼，增强了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但是，有些干部身处城市环境，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到党内来的影响，容易产生贪污腐化思想。同时，东北有大块的根据地，又是处于胜利发展的局面，容易产生自满松劲情绪，以及盲目乐观与和平享乐的思想。

为此，会议提出：“整党的目标是以巩固和提高党的阶级思想的纯洁性，能实行彻底平分土地与争取战争胜利为准绳”。“东北整党的重点应放在整关内来的干部上”。

1947年12月，东北局在《关于1948年任务的决定》中指出，整党即整顿党内思想和作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要上下结合展开思想、作风、生活方面的检讨批评，把全党思想提高到新的认识水平上。在审查干部成分时，首先弄清思想，不要变成一般的清洗运动。

松江省在整党中，始终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发扬民主，依靠群众，防止了宗派主义与整人的倾向。采取小会酝酿大会批评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新党员，普遍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重点教育。

各级领导带头参加整党，形成了先上后下，由下而上，从领导到群众，从老党员到新党员的自觉整党运动。经过整党，清除了混进来的不良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党的组织得到提高。

哈尔滨是一座既繁华又杂乱的城市。19世纪末，沙俄势力进入到哈尔滨。十月革命后，大批沙俄贵族、官宦、资本家、地主等逃到这里聚居。他们把这里建成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完全是一派西洋风气，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日本人侵占东北后，这里就更加混乱不堪了。

我们的干部大多是来自根据地和农村，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除了参加工作队下乡去的同志，留在哈尔滨工作的，其中有少数人，经不起诱惑，受不住考验，不同程度地腐化起来。

1947年8月，哈尔滨重归松江领导后，我们请示东北局处理了一批腐败分子和犯错误的干部。我对在哈尔滨市工作的省、市干部说：哈尔滨市的干部生活倾向要检查一下，有的在向腐化方向发展。各机关支部要开会传达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要讨论，提出的问题要作结论，要解决思想问题。省委还要派人检查，不这样来处理，将会有更多的干部犯错误。

我们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注意个人的思想倾向，防止跌入腐败的泥潭，并要求各级党委要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领导要带头检讨、检查自己，组织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处理，对各级干部震动很大，对后来工作起了警示作用。

1948年5月25日，党中央发出《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鉴于平分土地中，在整顿党的队伍时发生的错误，中央对整党工作重新作了部署，规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

东北的党组织是在激烈的战争和土改、生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但党员是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和提高，新建的支部需要学习如何开展工作，党内生活和工作制度亟待建立。这样，东北的整党就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就是整党同发展党员相结合，整党中对党员的教育和加强支部工作相结合，以此巩固和提高新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

9月，松江省和北满各省开始了整党。农村整党的任务是巩固土改成果，支援战争，发展互助合作，加强农业生产。

整党的目的是围绕这一任务，使支部学会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提高党员觉悟，改进工作作风，加强支部领导。

整党过程是教育党员的过程，是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群众更加团结的过程，也是群众对党员和党组织进行监督的过程。

整党的指导思想是依靠支部进行，而不是跳开他们，这样就避免了平分土地整党时出现的“搬石头”、“跳圈子”等错误，把整党与党的建设融为一体，党的质量明显地得到提高。

从关内来的大批干部和原抗联的干部，是东北地区党的骨干，是开辟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核心力量。在建党建政中，以这批干部为核心，建设起了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

我们刚刚到北满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干部。松江省从关内来的党政民地方干部仅有60来人。

陈云同志几次指出：东北建党建政要首先健全好关内来的干部。一是要克服在和与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要有长期的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在组织上健全党内生活制度。

在进入东北的干部中，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先来的干部由于工作急需，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有些同志担任了很高的职务。但在现实斗争中证明，有些同志的工作经验和本领，与他们担任的职务不相称，其中有些同志还自以为“功劳很大”。当大批干部到来，组织上要按工作能力重新分配工作、调整职务时，有些人就想不通了。党内因此发生了争论，造成无原则纠纷。罗荣桓同志说：“由此又产生了组织问题上的争论，究竟是克服山头还是单纯地平均主义地照顾山头。按照后者那样照顾，不仅山头愈照顾愈多，而且出现了码头。我们是为了克服山头，而不是为了山头林立。如果山头林立，不用敌人打，自己就搞垮了。”⁽²⁷⁾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提出必须以组织性、原则性加以克服。提出了党内生活的“三原则”：1．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2．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3．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充分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组织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²⁸⁾

1947年，东北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都以不同形式召开会议，解决老干部在组织上的非原则问题和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从而明辨了是非，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为广大新干部树立了好的榜样。

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要在东北生根并战胜国民党，还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这是东北根据地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早在1945年底，在宾县时，松江省就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我担任校长，林立具体负责组织和教学工作。我也常去给学员讲讲课。松江工委还下发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和开办学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也开办训练班，培养训练本地区、村干部。后来又办了省委党校，各县也开办了各种训练班，把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之外，省委还派出人员恢复了各县的中学，大量培养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土改运动，经受锻炼。在开展土改、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斗争中，首先注意发现和培养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然后从中选择优秀人员，提拔成基层干部，再从优秀者中选拔担任新建区、村政权、农会、自卫队等组织的领导。

1946年6月，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后，东北局给松江省调入了一些干部，这时全省已有关内来的干部285人。在这些老干部的努力下，到1946年末，全省已培养新干部7000多人，其中脱离生产的有2026人，不脱产的农村干部5209人，还有一些在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军政干部、财政干部很多还未计算在内。⁽²⁹⁾

1947年8月，在“砍挖运动”和“煮夹生饭”中，省委要求各县委，必须把区干部的培养与提拔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在“煮夹生饭”的同时，要求陆续把每个区的关内干部抽调出来，换成本地新提拔的干部。现实证明，老干部不离开，新干部就提不上来。省委要求：“首先是多提拔副职”，在实际工作中使他们逐步提高。“在大胆提拔区干部的同时，对于各县现有的工作队问题，亦必须进行清理”。这些，我们在省委指示中都作出了强调。

1947年底，省委在《关于平分土地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了“整顿队伍与干部问题”。这实际是在审查干部时，也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整顿。我们“确定审查干部是从提高与爱护干部出发，为了便于发动贫雇农为出发点”。对于干部中存在的严重毛病，不能熟视无睹。但是，对处理干部，要求各地要“采取慎重态度，切忌主观和教条。至于采取什么方法来审查干部，各地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一般来讲，应当在发动贫雇农的斗争中结合审查干部”。“对阶级异己分子及三番五次说服教育不改者，包括县、区各级老干部，应严多于宽，丝毫不能妥协，下决心来挽救他们。但两者不能一概而论，应有所区别，务必要看具体情况”。

对有问题干部的处理，省委明确指示：“应一律停止打杀干部。一定要杀者，村屯干部应经县委批准，区以上的应经省委批准。”

关于新干部的思想教育问题，我们认为贫雇农起来后，涌现出一批新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许多事要靠他们来做，因此，感到加强对他们的教育非常必要。我们要求各县要有计划地办训练班、办冬学、办夜校，通过各种形式来提高他们。这些是根据在陕北根据地时的一些很有成效的做法提出来的。

1948年2月中旬，省委在《关于目前群众运动的指示》中，提出“整顿组织，培养干部”问题。强调：“在运动中，区村干部经过群众审查，建立群众监督干部与干部必须受群众监督，向群众领教、学习的制度”。“目前，村贫雇农大会的组织形式仍可继续（中农可参加），他是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关系大多数人民的事，带有决定性的问题，均需经全村贫雇农大会讨论决定”。

对知识分子，强调“要根据东北局对知识分子的决定精神，慎重处理，不要轻易洗刷。除有杀父之仇，坚决反对我们的特殊情况外，各中学内地主富农的子弟，如因家庭被斗而无力求学的，县委应当研究妥善收容办法。只要是在政治上愿意进步的，都应有计划培养、使用，不应轻易地使其失学、失业”。⁽³⁰⁾

1948年春，各地普遍建立起农村党支部：全省有450个，党员有6000多名。各地、县、区政权，在平分土地后期，都经过了民主改选，在贫雇农为核心的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基层政权都吸收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中农参加，巩固了贫雇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

松江省大批新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松江省党组织和各级政权呈现出了一派生气勃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