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盘锦农场

东北局高干会后，我因高岗问题被撤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1954年11月，我被安排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担任常务副场长。

离开沈阳前，有几件事情是一定要办的。

与同桂荣、刘力贞、张光

我对刘嫂子（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说：“我就要离开沈阳了。临走之前，我要把力贞和张光的婚事办了。志丹就留下这么一个女儿，力贞这孩子已经大了，看着她成了家，我也就安心了。”程帆上街为他们买了结婚用品，请来了做西餐的厨师。在家里，我为他们举办了婚礼。看到力贞高兴的样子，我心中真是很欣慰。

东北局的同志问我到农村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希望不要因为我的问题，拖累在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希望对他们的工作尽可能安排得好一些。组织上同意了。同时决定让警卫员王克瑞随我去盘锦工作。

在整理东西时，我把学习过的马列著作和学习笔记装了一包，寄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侄子张宪国，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要精读马列主义著作，不仅要挖掘其精髓，深刻领会，而且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决不能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自己取得多么大的成绩，都要记住这是党和人民教育的结果。”

我走后，家人就要搬到另外的住处，管理局的同志对程帆说，使用的家具都可以搬到新住处。我告诉程帆说：“从这里搬走时，只能带生活必须用的床和桌子椅子，沙发、书柜、地毯等一律不许带，交还公家。”

12月的盘锦又冷又潮，我和王克瑞穿上程帆买的棉衣、棉裤和棉鞋。1954年12月24日，我带着王克瑞和农场派来接我们的同志，乘一辆中型卡车，当天傍晚，到达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盘山县大洼乡，农场场长史景源和场领导热情地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下。

离开沈阳时，组织上给我配了一辆吉普车，到农场后，我就把车交给农场公用。开春后，我让人事部门给王克瑞安排了别的工作。

盘山农场后来改为盘锦农垦局，我任副局长，在盘锦工作生活了近五年。

盘锦地处辽河平原南端，是由辽河、大辽河淤积和退海滩涂发育而形成的滨海平原，无山无岗，地势平坦，具有大面积开垦和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有东北“南大荒”之称。东北全境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这里建起了盘山农场，1954年1月改称盘山机械农场，共有9个农场，下属79个分场，有职工约8000人，耕地面积两万多公顷，大面积种植水稻。

这时的盘锦刚刚开始建设，生活设施都很简陋。职工住的都是土坯盖的房子，入冬后，房里又潮又冷。农场的同志们很照顾我，把最好的土坯房让我住，后来盖了红砖房，也先让我住。

开始，家没有搬来，我和王克瑞在食堂吃饭，生活很不方便，工作又忙，身体十分消瘦。程帆不放心，决定把几个上学的，和稍大一点上幼儿园的孩子留在沈阳，带着我老母亲和两个孩子，第二年开春后就把家搬到大洼乡来了。留在沈阳的6个孩子，上学的还好，在全托幼儿园的孩子一到节假日看到别的孩子被父母接回家了，哥哥、姐姐来看望他们时，几个孩子哭成一团。我们听到很伤心。我对程帆说：“去沈阳把幼儿园的孩子接来，死也死在一起！”孩子很快接到了身边。

盘锦地区是盐碱地，种大葱都不长，蔬菜很少，农场每天供应一人半块豆腐。吃水是用水车到附近的水泡子里去拉。水泡子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绿色浮游生物，水是苦咸的，要用白矾消毒、沉淀、烧开后才能喝。生活虽然艰苦，但全家人能在一起就很高兴。

这时的盘锦满目荒凉，外来的干部情绪波动，都想走。我来到后不久，农场领导让我给党员干部们讲党课。可我是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受党内处分下来的，又不是党委成员，这使我很为难。但我看到同志们诚恳的态度，就讲了。我用亲身经历的战斗史实，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和困苦，革命先烈和根据地人民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及错误路线给革命带来的损失，给全场干部讲了几次党课。大家听了很有兴趣，感到很受教育。同志们与我也亲近起来，这是一种很质朴的情感。

在农场，我分管基建、财务工作。来到农场正是冬天，我骑上自行车到各个分场、生产队，了解情况。

在去各分场的路上，我发现农场的道路、桥梁破损严重，交通运输非常不便。我提议：农场要发展首先路要通畅，冬季农工们基本没有什么活，利用农闲时节，把农场的道路好好修整一下。农场领导很同意。但是，农场经济比较困难，物资极度短缺。为了能在开春前把路修好，我们向省里打报告申请资金和物资，我又给省里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打了电话。省里很支持，资金和物资很快拨了下来。我们立即组建了施工队，开始修路筑桥会战。一个冬天，就修筑桥百余座，使全场主要道路畅通了，并建立起一支拥有千余人的基建维修队伍，为农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与盘锦农垦局的同志们

我受到撤职降级处分后，“反党、反中央”的帽子让我非常痛苦。这一时期，是周恩来同志1936年对我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但最重要的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经受住考验”的话，使我挺了下来。我坚信自己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相信党会弄清事情真相的。我会按照在东北局大会上声明的：“今后我到任何工作岗位上去，一定做好我的工作，决不会自暴自弃。我永远跟着同志们一起前进，在以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在农场工作期间，王震作为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两次来盘锦垦区视察工作。我和王震的友情是在1940年陕北绥德反磨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建国后，他在新疆领导屯垦戍边，我在东北局工作。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他向我要技术工人和机械设备；我去新疆考察，他陪我参观新疆垦区和建设发展。

1955年夏天，我到农场工作8个月时，他受周总理委派第一次来盘锦。我得到通知后即带着王克瑞乘一辆吉普车赶到沟帮子火车站，又从那乘火车到锦州接王震。

在锦州火车站的站台上，很远他就急迫地喊我：“秀山！秀山！”一见面，我们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们跟着王震上了他的车厢。在车厢里，王震把所有人都请了出去，几年没见面，我们都很激动，警卫员隔着门都能听到我们俩人的说笑声。到沈阳后，王震不让我单住，让人在他住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床，我们吃住在一起。

他说：我这次来是受总理委托，来看看你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心里一热，中央领导还记着我。王震说：总理认为那个会（即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没有开好。

这是我自受处分后第一次将心中的郁闷倾吐出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后从‘左’倾分子的屠刀下救出来的人，我怎么会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呢！”

我与饶漱石并不熟悉，从来也没有什么来往。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我与他只见过两次面，怎么会存在与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的问题。我把两次见面的情况细说了一遍。我又讲了我“发言”中的那几点意见，和高岗不同意我去讲的情况。我说：我的错误是主席让我先找少奇同志谈一谈，我没有做到，就讲了。当时实在是没有时间向少奇汇报。

王震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对我是了解的。他一再告诫我，要相信党和毛主席，一定要挺住。

两天后，我和王震一同乘火车到营口，然后换汽车到达盘锦。在盘锦，我们陪他看清水农场海岸的防潮闸，又去看农场150万亩的芦苇塘。我对他说：发展农场不仅要生产大批粮食，还要搞多种经营，芦苇可是造纸最好最紧缺的原料，好好发展，供营口造纸厂一点没问题。王震说：你说得对，这是农场发展的一大副业。我们想把这块宝地利用起来的意见不谋而合。站在一望无边绿油油的水稻田边，我们的心情就像又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打了一场胜仗一样舒畅。

从地里回来，场长史景源让食堂单独做了几样菜，王震不吃，执意要到职工食堂看看大家的伙食。我们就在食堂每人要了一份和职工一样的饭菜，一角八分钱的大米饭和肉炒木耳，还是军人作风，吃完饭起身就走。

饭后，王震一定要到我家里看看我母亲和程帆。在绥德时，他们就很熟。这时正放暑假，在沈阳上学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加上我们供养的亲属子女，有十四五口人。王震看了看我们住的两间房，神情沉了一下，说：秀山，你工作还是过去我们在一起时的老样子，我就放心了。生活有什么困难说说吧。我很感动，连连说：可以，可以。比农场职工好多了。程帆说：我们有工资，在农村花费不多，够用的。临走时，王震一再叮嘱程帆，“一定要支持和照顾好秀山同志！”

程帆和王季青（王震的夫人）（1985年）

王震回到北京，把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报告了毛主席。不久，中央组织部每月给我补助120元生活费用。

在我下放农场一年多后，农场的同志要我和他们到北京，找有关领导解决农场的生产问题。有位老同志对我说，不久前，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时，在讲到“是非关系”时，提到了你。有些老同志很为你高兴，认为你的问题可能要解决了。

在“文革”中看到红卫兵印发的“讲话”中，毛主席原先是这样讲的：“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容许人家革命，人家犯错误，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对于×××、张秀山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正。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缺乏‘帮’的人，思想是不正确的。人家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我得知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后，心情很激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我们是“反党分子”，现在毛主席讲我是“犯了错误的同志”，性质发生了变化。

这个讲话，后来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秀山”三个字被抹掉了。

1956年5月，中央成立农垦部，王震任部长。史景源要我同他去北京找找王震，争取一些物资，解决农场的困难。之后，我和史景源三次上北京，先后找王震、邓子恢、谭震林汇报盘锦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生产潜力情况，建议把盘锦列入中央直属垦区。这一要求得到领导们的热情支持。农垦部立即调拨给农场大批急需的物资，这对农场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王震又和谭震林、邓子恢联系，邓子恢副总理为农场批了500万资金，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500万真是农场发展的及时雨。

11月，盘锦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改为盘锦农垦局，直属农垦部。从此，盘锦垦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次到北京，谈完工作后，王震热情地请我和史景源到他家吃饺子，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当时我的那种处境，他毫不忌讳，让我真正感到了老同志、老战友的革命情意。

在北京期间，我在松江时的秘书苏丹，在外交部工作。他听说我到北京，一定要我到他家去住。他家住得比较紧，晚上他让我睡在床上，而他睡在地上。他含着泪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张政委（松江时的称呼），你不是那种人！是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坚定了我面对困境的信心。

盘锦地区是退海平原，属盐渍化土壤，地势又洼，为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水稻产量，农场采取以水洗盐和改良土壤的办法。其中修建灌溉、排水基础设施的工程量很大，任务也很艰巨。1955年底，国家陆续投资基建费近800万元，用于修复日伪时期遗留下的水利设施。1956年4月，农业部又拨款60万元，补助整修和扩建水利工程。直属农垦部后，资金和农用物资的补助更充足了，农场水利设施的建设进展很快。

1957年，盘锦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干旱，海水倒灌，河水含盐量高达12‰，造成部分农场水稻绝收，其中尤以荣兴农场最为严重。农垦局决定，由我主持，帮助荣兴农场彻底解决排水问题。我们调动了三个农场的2000多名劳动力，会同荣兴农场的工人大干一个月，完成了排水渠的改造工程。

1958年，我又主持疙瘩楼水库扩建工程。其中土建工程的总土方量就有100多万立方米。为了抢时间、保证工程进度，我们动员了农场的所有干部、农工和家属，调来了盘山县3000多名社员，我们又和部队取得联系，调来1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工程日出工人数最高达3万人，分布在十几公里长的库堤上。由于我们采取按劳计酬的办法，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虽然是烈日炎炎，但修建大军干得热火朝天。

有一天，劳动了半天的工人都很饿了，一看到送饭的师傅来了，几十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挤到饭盆前盛了饭就要吃时，发现送饭师傅忘记了带筷子，干了半天活的人顿时急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什么也没说，走到工地边的柳毛丛中，折下枝条断成两段，把皮一扒，当做筷子用。看到我这样，大家也都纷纷效仿，我们围坐在一起，我说：伙房的师傅为我们这么多人做饭也不容易，大家要互相体谅。我又给他们讲红军时代战斗的艰险和生活的艰难，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满和牢骚都没有了。

在施工过程中，我发现工人们的劳动保护不健全，我一方面为大家临时解决劳动保护用品，同时向农场提出要制定有关的劳动保护条例，从根本上解决职工的劳动安全问题。

后来我又主持了荣兴水库续建、疙瘩楼水库扩建、修建南河沿排灌站和20座现代化抽水站等水利设施，为农场水稻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40多年过去了，这些设施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建国后，粮食需求一直很紧张。农垦部成立后提出改善管理，提高单产和继续扩大耕地面积，生产更多的粮食，争取每年为国家提供70亿至100亿斤的商品粮。为此，农垦部提倡农场实行“定、包、奖”的生产责任制。

在这之前，全国的国营农场都赔钱，盘锦也是一样。我们按农垦部意见，结合农场的实际情况，积极试行“包、定、奖”。然后又进一步包成本，形成了盘锦农垦经营管理的基础。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农场当年就赢利了，职工生活水平也比周围生产队的农民高出一大块。王震多次召开会议，总结各农场的经验，以盘锦的方法为主要基础，制定了农垦部十六条，经中央批准，下发农垦系统执行。

生产要发展，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实现机械化，要有优良的品种。我根据在东北局工作时掌握的情况，建议农场向省里提出选调一批技术干部、复转军人到垦区充实基层领导工作；向农垦部申请大型农业机械和新优良品种。省里和部里大力支持，很快调拨苏联和匈牙利等国制造的大型拖拉机、农机具、排灌机械300余台件，苏联良种马200余匹，蒙古和朝鲜役牛、黑白花奶牛500余头，苏联克米猪、哈白猪等300余头。

通过全局上下共同努力，盘锦农林牧副大发展，至1957年，盘锦扩大到12个农场，两个苇场和两个种畜、种马场，建立起占地100公顷的海水养殖场。职工增加到近两万人，耕地达三万公顷，农工和耕地分别比1953年增加了1.88倍和1.23倍。很多职工住上了红砖房，有了平整的马路和较大的商店。

转眼到盘锦已快五年了，我和程帆工作都很忙，身边的四个孩子是在稻田、水渠边玩耍长大的，有两个在当地上小学了，还有两个也快到上学的年龄了。四个在沈阳住校念书的孩子，长期不能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教育成了大问题。我们经常为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忧虑。

1958年夏天，孩子们在灌渠游泳时，一个农场领导的儿子不幸淹死了，我们很震惊和难过。这些年，我们从没有向组织提什么个人要求，但是，不能因为我的问题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为了孩子，程帆和我商量，向省委组织部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1959年3月，辽宁省委组织部决定调我到沈阳农学院工作。

这样，我就离开了盘锦农垦局。几年中，我和农场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领导和职工们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们。这段工作和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