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辽沈决战》

辽沈决战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大战役，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这一战役的史实展示给全国人民，牢记革命来之不易，是我们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长久以来的愿望。

1983年，我和几位老同志受陈云同志委托，主持《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这时我已是72岁了，接到这一任务，非常高兴。

为了编辑好这一史书，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说是耗尽了心血，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竟耗时五年之久，超过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进行时间。为此我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这使我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而真实地反映历史也不容易。

1983年7月7日，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同志把他们收集整理的有关辽沈战役的一些回忆文章汇集成册，拟题为《辽沈决战》，准备由辽宁出版社编辑出版，呈请陈云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陈云题写书名后，了解到该书尚未编好。出于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对这段历史的关心和负责，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撰写党的历史，以及就编辑这本书的指导思想、结构、内容到具体编辑办法谈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此后，他又作了多次指示和谈话。

8月9日，陈云在家中召集辽沈战役纪念馆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几位同志谈“辽沈决战”。他说：“辽沈决战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加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一本回忆这个战役的书是有必要的，这对于纪念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对于教育下一代，都很有意义。

但是，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当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当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战役。”

陈云讲了取得胜利的六条原因：首先是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次是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第三是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剿匪；第四是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队伍才有充足的兵源、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较量；第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订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

他还说道：要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地看待辽沈决战。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改编的工作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他指示：“为了把这本书改编好，可以请几位当时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张秀山、王首道、马洪和韩先楚、刘震他们来主持编辑工作。还可以把这本书的编辑作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个项目，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他合编。书编好后，要送中央军委、尚昆同志（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把关。”

后来陈云的这次谈话全文，作为《辽沈决战》一书的序言。

在座的同志非常高兴，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一定不辜负这一嘱托。

8月13日，陈云召集黄克诚、韩先楚、冯文彬、张秀山、马洪、马石江等同志到他家里谈《辽沈战役》一书的编辑工作。一开始，陈云就说：“你们看要不要写《辽沈决战》这本书？我看要写。现在写，我们这代人还在，现在不写，后代人要问的：三大战役胜利是怎么来的？与其让他们写，不如我们这些还在的人写一下好。将来我们不在了，他们就更搞不清楚了。”他也讲了这本书要触及一些敏感问题，一个是东北首先是苏联红军来解放的，第二是林彪当时的作用。这些不能避开，避开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就讲不清楚。

从9点到12点，大家兴致勃勃地、坦诚地交谈了三个小时。我们都同意陈云的意见。仅就辽沈战役讲辽沈战役，讲不清。辽沈决战是整个东北的问题。要把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过程都写一写。初步确定由张秀山、王首道、韩先楚、马洪、刘震主持编辑工作。

8月下旬，陈云再次召集我和韩先楚、刘震、肖华、贺晋年等部队的几位老同志，到家里谈《辽沈战役》的编辑工作。明确委托我们几个人来负责主持。这天，谈话气氛非常热烈，越谈大家兴致越高，陈云伏案挥毫写下：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陈云书赠张秀山

一首唐诗《清明》跃然纸上。陈云抬起头来，笑呵呵地看了看大家，又落笔写道：书赠张秀山。大家一看，都请陈云也给自己写一幅，肖华大声说：陈云同志给秀山写了，也得给我写，不能偏心。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云是借这首诗来表达我们在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中，经历过无数的坎坷和曲折，既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也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现在那些都成为往事，今后的道路是光明的，要乐观地面对未来。

9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丙楼会议室，受陈云委托，我主持召开了《辽沈决战》一书编审小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首道、韩先楚、贺晋年、马洪、冯文彬、马石江、胡彬和辽宁人民出版社、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同志。

我在会上首先说：陈云同志指定我们几个人编审《辽沈决战》一书，今天讨论一下，如何按陈云同志8月7日谈话精神来编写这本书。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陈云的讲话就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这本书不仅仅是要反映辽沈战役本身的胜利，而是要从解放战争的全局考虑，要体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思想。辽沈战役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如果没有我们党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一系列战略上的措施，也就不可能有辽沈决战的胜利。我们编这本书，一定要把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出来。这是一部包括东北解放战争各个方面内容的历史著作，要有中央的方针政策，老同志的回忆，还要有国民党方面的资料等。大家提议全书要有一篇综述性的文章对东北解放战争作全面的回顾。

为了搞清历史，需要查阅有关档案，印一批同辽沈决战有关的文件、电报等，发给有关同志参阅。确定与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等单位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决定在编审小组下设立编辑办公室，地点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后，我亲自去中央档案馆商定解决查阅档案资料的问题。

10月4日，王首道主持召开第二次编审小组会议。讨论《辽沈决战》一书的编审方案。方案修改后，由编审小组各同志传阅后定稿。

会上提到，编书过程中怎样对待有争议的问题，如：抗联如何评价、南满工作、东北局的路线方针等。

我建议：“要把历史资料搞准，涉及到路线问题也应讲清楚。这些问题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可以请示中央、陈云同志。总之，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处理。”

冯文彬说：陈云同志的讲话是编好这本书的纲。这本书与一般的回忆录不同，必须以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为基础。按陈云同志的指示，立准，立好。这本书也要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就是错误，包括高岗、林彪，对的地方也应肯定。文章要高质量，立下准确的可信的资料。既有史料又有经验总结，永远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会议提出编审小组下设秘书长，经商定由马洪任秘书长，胡彬任副秘书长。

10月16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我召集当年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征求对编辑方案的意见，并请老同志们写回忆文章。

10月27日，我主持第三次编审小组会议。根据我和王首道商定，由编辑办公室起草的《关于如何组织撰写〈辽沈决战〉回忆文章的几点意见》，提到会上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陈云同志讲话为纲，列出专题，以专题为主，将当时东北各地区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专题突出，内容全面，确定为编审工作的原则。

经讨论初步确定了8个专题，并明确了各专题负责人：1．综述（马洪、金铁群），2．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伍修权），3．我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进东北（肖华），4．剿匪斗争（贺晋年），5．土地改革、党的建设（张秀山），6．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王首道），7．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韩先楚），8．罗帅在东北（林月琴）。

会前，征得陈云同意，决定增加肖华为编审小组成员。编审小组由我、王首道、肖华、马洪、韩先楚、刘震、贺晋年组成，大家推选我任组长，王首道任副组长。会议纪要送陈云阅后，所提各项，他均同意。

12月9日，李维汉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准备编辑出版“八七”会议专题资料丛书一事，写信给冯文彬。强调党史资料必须准确可靠，去伪存真。他在信中说：“（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是中央机构，处于指导地位，这项工作经验还少，而它出版的杂志或专题集，读者将引以为证，因此不能不尽可能求其真实可靠。其中有错误不实的地方须考校出来注在原著下面，这也是‘去伪（这里指事实有错误）存真’，不能因人而异。”我看后认为维汉同志信中所讲的，对我们编辑《辽沈决战》一书，也是很重要的警示，我们进行了认真学习。

12月28日，编审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进一步明确编写《辽沈决战》，要紧紧围绕陈云讲的辽沈决战取得胜利的六条原因，回忆文章要体现党中央、东北局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避免写成个人活动的回忆录，要有充分确凿的史料作基础。

1984年1月初，我写信给陈云，希望将他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上报书记处转发。

1月11日，陈云给我回信，同意将他的讲话连同《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规划，上报书记处审批备案。并指出：参加撰写这本书回忆文章的人不要太多，还是找少数有代表性的人写写文章。对多数人，可以搞一个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党政军负责干部的名单，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但对四野1纵的人，要注意吸收他们的一两篇文章。1纵和2、3、4、6纵都是四野初期组建的部队，是四野的主力之一。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林彪干了许多坏事的人，其余人不要使他们因为过去曾是林彪的老部下就抬不起头来。林彪是林彪，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样高岗是高岗，高岗的老部下是高岗的老部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同时，陈云要工作人员将陈云办公室给罗荣桓传记组的复信复印件送我。复信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们刚刚进入那个地区，时间不过四个月，而且敌人的兵力也有变化。因此，对整个形势和东北的情况处于一个认识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对战和问题、作战方针问题，提出这种或那种考虑、意见都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当时毛主席在电报上提出的一些意见，而不应当把这些意见说成是毛主席在指导方针上的什么失误。

我看后认为：罗帅传记组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辽沈战役编审小组碰到的问题，编审小组的同志应当研究。1月12日，我将陈办的信送文彬、首道、肖华、先楚、刘震、晋年、马洪传阅。并请肖华找1纵的同志写文章。

4月4日，我主持编审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修改编审小组和中征委就编辑出版《辽沈决战》一书，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及编辑规划。大家认为，将陈云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和编辑规划上报书记处是必要的，编辑规划的总体设计是好的，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讨论“综述”提纲时，大家认为，“综述”是对全书总结概括性的重要文章，并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是对待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从正面论述。既要按历史的本来面貌，有分寸地讲清楚；又要坚持团结干部的原则，一定要实事求是。二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分期问题，以战争发展阶段划分较适合，因为当时战争是主要内容，一切工作为战争服务，其他工作都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三是这部书公开发行，对国内国外会产生影响，应适应党在本世纪完成三大任务的要求，撰写文章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高度来论述历史事件。

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对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编辑规划作了修改。同日，《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向中央书记处上报《关于编辑〈辽沈决战〉一书的报告》。附：陈云同志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讲话；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规划；陈云1984年1月11日给张秀山同志的信。

接受采访

6月13日，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

5月中旬，“综述”一稿写出后，发给编审小组同志征求意见。同时，我给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王玉清、梅行写信，征求他们对编辑规划和“综述”（第一稿）的意见。二人均在东北工作过，熟悉东北的情况。

6月2日，王玉清、梅行给我回信，对编辑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议。7月1日，他们又对“综述”（第一稿）提出书面意见，主要是：

一、首先要把东北和全国的形势分析清楚，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央、毛主席和东北局有关领导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

二、当时东北的战略地位，关系中国革命的全局，因而夺取东北成为我党和国民党成败攸关的问题。这表现敌我双方在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主要方面；

三、因为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包括清剿东北各地大量的土匪问题，所以必须在军事斗争问题上，要充分阐述党中央、东北局正确领导所采取的战略决策、一系列重大决定和指示。是采取正面作战以保守城市为目的的决策，还是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建立东北巩固根据地的决策。包括为中央所赞赏的东北的新式整军运动，这就联系到广大干部是呆在城市还是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涉及到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明确说明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才能充分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和东北局“七七决议”的重大作用，才能说明扭转东北全局的历史转折。

四、党中央、东北局对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决策的英明正确，要说明创建东北根据地与关内其他根据地的情况不同，有东北的特点，如“开拓团”、“满拓地”大量的经营地主等，以及大批伪满汉奸的土地等。同时，关内根据地是由小到大逐渐扩大建设起来的，不少地方是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发动起来的。而东北则是在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到达后，并且是在两万干部下乡以后，才随着我军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而建设发展起来的。同时创建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也经历了统一干部不同认识的探讨教育过程。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始于北满，例如宾县的经验等，及至东北局“七七决议”以后才全面展开。而创建南满（辽东）根据地，就更能反映出它的特殊艰苦性和严重性。当然也必须包括在土改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情况，和纠正失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五、东北的建党问题，也应该是东北局、党中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我大军及两万干部进入东北前和干部没有下乡前，东北农村和城市可以说是没有党的组织的。这与关内各根据地也是不同的。党的组织是在两万干部下乡以后，在一块面积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没有到有建立起来的。这两万干部经过了整风，在思想、作风、艰苦的生活中，真正做到了扎根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因而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农村的党组织较普遍地建立起来。党员的成分是好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是较强的。随着我军不断解放城市，特别是南满的大工业城市，党的工作就立即转向城市，因而城市党的建设也很快发展。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保障军事供应和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大作用。

对陈云同志在东北领导工作的评价，他是历来不赞成对他个人任何赞扬或较高的评价，要恰如其分。

他们建议：文稿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特别着重反映中央、毛主席、东北局的正确决定、指示和意见。文稿写的是我们党的历史，而不是研究、探讨历史科学的学术问题。不能以学术问题的态度，采取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对待这一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所以既不应“张冠李戴”，更不应“人冠我戴”。要力求做到“铁板钉钉子”，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能给后人造成思想混乱，这是一个严肃的党性问题。

7月5日、6日上午，编审小组召开第六次会议。讨论《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综述》（暂定）。编审小组成员和有关同志都认真地审阅了“综述”，准备了意见。梅行和王玉清还将他们对综述的意见复印了，供讨论时参考。大家一致认为两位同志所提意见很好，十分重要，“综述”要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修改。

大家对“七七决议”前东北局的工作评价问题，一致认为应按陈云的讲话原则精神，即：对东北情况，中央和东北局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要从认识过程来写，坚持实践论的观点，要注意安定团结。

会议决定，再次讨论时，各专题组组长都要到会，还可请一些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一起参加讨论。陈云指名的20位同志最好都要请来，不能来的，也可去访问，听取意见。

会议还决定聘请陈伯村、金铁群为编审小组顾问，马云为责任编辑。

9月17日，陈云同志处来信：“秀山、肖华同志：陈云同志与肖华同志9月15日谈话要点稿，业经陈云同志修改审定，现遵陈云同志嘱，送给你们，请收。”谈话要点是：

当肖华同志谈到，编辑《辽沈决战》遇到林彪问题不好处理，并说，我军进入东北初期，林彪主张把主力部队从锦州、长春撤下来，分散剿匪的主张还是对的时，陈云同志说：林彪开始也说过要死守“马德里”，但后来他改变了意见，不主张占大城市了。那时，如果用骨干部队去和敌人硬拼，就把骨头拼坏了。1946年，北满分局早在东北局抚顺会议之前，有过一份电报，提出东北局是否已经下决心放弃大道、占领两厢？如果确已下了决心，就应当迅速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到农村进行剿匪和土改。所以林彪那时从锦州、长春撤下来是对的。但林彪后来也有错误，主要是在辽沈战役中，我们打下义县后，他不敢接着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长春那时已经是死老虎了，锦州才是全局的关键嘛！在打不打锦州的问题上，主席和林彪之间有几十封电报往来，争论得很厉害。最后，林彪接受了主席的作战方针。主席打电报说，我们现在在打锦州问题上没有分歧了。以后打下锦州，我们很快解放沈阳、长春，而且在很短时间内进关拿下天津、北京。所以，在写辽沈战役时要讲到林彪的作用，但重点应当写罗荣桓，他是政委嘛。

当肖华谈到有些回忆文章中，写苏联红军往往写他们纪律如何不好，群众如何有意见时，陈云说：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关东军，我们在东北的力量不可能那么快发展壮大。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的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援助我们的力量，他们从心里是希望我们胜利的。沈阳解放后那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中国革命胜利干杯。那时，东北北靠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我们好像坐在沙发里，很舒服就是了。当时全国各根据地都注视着东北战场的进展，因为东北的条件最好，东北如果胜利了，全国的胜利也就快了。总之，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苏联的帮助是不能回避的，回避是不符合历史的。

当肖华谈到陈云在七道江会议上作出坚守南满的决定非常英明果断时，陈云说：坚守南满，可与北满成犄角之势，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相反，如果放弃南满，不仅失去了这个战略态势，而且损失的人，比留在南满最终不一定少多少。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我们确实是能坚持南满的。

在讲话中，陈云同志一再强调，写辽沈决战的历史，一定要写中央的正确决策和中央派了那么多干部和主力部队，要写各个根据地对东北的支援，写一、二、三野对四野的支援。如果没有全国的支援，特别是山东部队的支援，辽沈决战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当然，四野打人民战争的功绩更要写。

编审小组学习讨论了陈云的谈话要点，并按此精神对“综述”进行再修改。

在一年时间内，我们对《辽沈决战》“综述”作了四次改写，1984年11月26日，“综述”送审稿（一稿）送杨尚昆同志审查。同时附上：给中央书记处关于编辑《辽沈决战》一书的报告（1984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的函件（1984年6月13日）；陈云同志与肖华谈话要点（1984年9月15日）；陈云同志处给罗荣桓传记组的信（1984年1月11日）；东北局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1948年11月23日）；黄克诚同志对“林彪”条释文的意见。

我与首道、肖华在信中，就要不要在“综述”中引用1948年东北局《决议》一事，征求尚昆的意见，这个《决议》是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经验总结，提到了东北初期领导上的一些争论问题。现在是否写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个别人认为，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的，党内文件不要公布；多数认为，这个文件是40年前的，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工作过的同志都清楚，且经中央同意，应该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问题写清楚。由于东北出过林彪、高岗，所以，历史问题有过反复，现在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但我们认为这不应视为禁区，要把史料立准立好，教育后代。至于如何写，在研究编辑规划时，我们有两条原则：一条是要历史唯物主义；一条是要照顾团结，不点名批评任何同志。现在的“综述”稿就是按这个精神写的。

同时，编审小组将“综述”送审稿和给杨尚昆的信送陈云同志，冯文彬也送去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就这个问题给陈云和杨尚昆的信。

陈云看后与我们编审小组同志谈话说：这个“综述”稿大体上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引用1948年东北局的决议，如果要引用，如何引用。首先应当看到，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确实存在过意见分歧。当时东北局的方针是通过独占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来独占东北，而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不应当用主力部队去死守大城市、同暂时比我们强大的敌军硬拼，而应当把相当部分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通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直到解放全东北。大城市谁不想要，问题是当时要得了要不了。如果不是以后在1946年东北局召开会议，作出“七七决议”，改变了以前的方针，那么，结果很可能不仅大城市占不住，整个东北也占不住，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会被推迟。所以1948年决议中指出东北局初期在指导方针上存在错误，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是，这个决议只是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总结以往三年的经验和部署今后工作的文件，而不是解决东北局内部方针问题的文件。解决问题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还是“七七决议”。

其次应当看到，1948年的决议，对东北局初期方针上的错误虽然作了一些分析，但分析得还不够全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错误，也应当像看待其他一切历史问题一样，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当时在指导方针上会产生独占大城市、独占东北的想法？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以后在6月7日，东北也签定了停战协定。这两个协定使中国和东北的政治局面出现了新的形势。

第二，东北是苏军首先出兵的，以后我们的部队又先于国民党进入，取得了不少关东军的装备，再加上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一切都使东北形成了有别于全国其他战场的特殊环境。

第三，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缺少战争的经验，缺少创建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是缺少战争失败和丢掉根据地的经验。

所以，东北局初期在指导方针上之所以出现错误，不能简单地说是“对敌人的和平阴谋抱幻想”，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危险倾向”。

另外，还应当看到，1945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明确提出我党在东北的方针是“让开大道，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后，东北局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虽然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时间并不长，只有六个月，就通过东北局自己的努力予以纠正了。所以，这个错误是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但还不能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根据以上几点。我的意见是，1948年东北局的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可以收进《辽沈决战》一书中，但在写“综述”时，只要引用“七七决议”就可以了，不必再引用这个决议。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总政百科全书编辑室将已编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我军军事人物条目释文，选送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1985年2月11日，黄克诚就其中的“林彪”条释文谈了意见。其中谈到：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点，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此后，按陈云的谈话精神和黄克诚谈的意见，同时吸收了韩先楚和陈伯村分别在北京和广州召开原四野干部座谈会的意见，我们又对“综述”进行了修改，梅行和陈群也参与修改，形成第六稿。

1985年6月18日，我主持编审小组第九次会议，讨论“综述”第六稿。与会同志认为此稿比前一稿更好了一步。导言更加概括，气魄较大，对东北历史曲折过程叙述得比较清楚、准确。同时，也提出应当增加对冀热辽地区工作的反映；对保卫四平时的那段意见分歧叙述不够清楚；文字还有些粗糙。建议请陈沂、陈伯村、金铁群和我根据会议的意见，对此稿再作一次修改，而后送陈云、尚昆审阅，然后再送中央审查。会上提出对来稿要把好质量关，争取8月底交出版社。

7月11日到15日，辽沈战役纪念馆筹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锦州召开。辽、吉、黑三省和沈阳、广州两军区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我参加会议。会上明确以陈云同志关于《辽沈决战》一书谈话作为建馆的指导思想。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方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反映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和取得胜利的原因。纪念馆既要突出反映辽沈战役，又要反映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全面历史。

王首道、伍修权、张秀山等参加辽沈战役纪念馆奠基仪式

大家都很关心《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情况。我介绍说：淮海战役也是根据陈云对《辽沈决战》这本书的指导精神编写的，他们用了一年就编写好了，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征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见，到东三省、广州、沈阳军区征求意见，尽量修改好。我们对“综述”已经写了第六稿，送陈云、尚昆同志审查。如有意见，我们再搞第七稿。我们写这段历史很不容易，惟恐编不好。凡是大事、重要的，都请示陈云、杨尚昆同志，相信这本书在中央的领导下，是可以编好的。现在大体编完，再过两个月可以全部完稿。

“综述”送审稿又经过修改后，送审稿（二稿）报陈云、杨尚昆同志。11月22日杨尚昆同志将此稿转送彭真同志征求意见。此后，一直没有下文，我们编审小组很着急。我突发心脏病，住院三个月。

八个月后，1986年7月4日，我和王首道给彭真同志写信，征求他对“综述”的意见。

10月23日，彭真同志在向中央常委的报告中，对“综述”送审稿提出意见——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有近两万字。

不久，我收到陈云同志办公室转来彭真对《辽沈决战》综述一文的批复。编审小组同志看后很遗憾，又给中央领导同志报送了“综述”全文及东北解放战争的有关历史资料，建议对《辽沈决战》一书的出版问题再予复议。

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我，邓小平同志11月1日对彭真同志提出的对“综述”一文意见的批示：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两个文件都存档，但都不发表。

12月12日，我们编审小组给陈云写信表示，我们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认为《辽沈决战》一书，除“综述”一文外，仍应按您的谈话原则出书。

陈云同志认为全书要有一个综述，指示编审组对“综述”再进行修改。1988年2月，陈云致信杨尚昆，认为《辽沈决战》一书，一定要有一个综述。

1988年5月14日，彭真给伍修权和杨尚昆写信，并把他整理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连同两个附件，即：1986年10月23日给中央常委的报告；有关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战略方针的一些主要资料（442件）送给他们，并要他们转送《辽沈决战》编审小组。

6月22日下午，陈云通知伍修权去见他。陈云谈了对《辽沈决战》“综述”的三点意见：一、对这次修改综述的同志表示感谢；二、我服从军委、尚昆同志把关的决定；三、我保留《辽沈决战》一定要有一篇综述的意见，并且希望将来终有一天能够发表。此次谈话要点经陈云修改后，复伍修权，并由陈云同志处复印转我。

编审小组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将他1983年8月9日，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作为全书的代序。

编审小组经过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决定避开对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的不一致意见，由韩先楚署名的《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作为全书的概述。中央对东北局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电报，除了第一编中编入一部分外，其余重要部分在“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表述。

1988年10月，《辽沈决战》（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年来，我们写作组的同志，在中央档案馆和东北三省档案馆查阅了1000多份电报、文件。《综述》草稿写出后，在东北三省和江西省，在沈阳军区、广东军区召开十几次座谈会，向原四野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当年做地方工作的省级老同志广泛征求了意见，反复修改了七稿。

《辽沈决战》

所选53篇回忆文章是从300多篇（300万字）来稿中挑选、修改，并经过多次讨论和作者反复磋商而成的。

在北京，我和王首道邀请了原东总1纵到12纵，以及原炮纵的纵队领导、原东总司令部和后勤部的领导梁必业、刘震、吴信泉、刘西元、彭嘉庆、胡奇才、吴瑞林、洪学智、张池明、吴富善、段苏权、李中权、梁兴初、贺晋年、袁升平、苏进、苏静、陈沂等，座谈讨论由韩先楚署名的《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这篇文章是我们20多位老同志的集体之作。由战争的亲历者、军级以上领导、认真仔细地讨论一个历史专题，在我们党史编写中是不多见的。

这期间，编审小组的肖华、韩先楚两位同志先后去世，我也因病很少参加了。

1992年10月，编审小组在伍修权同志的主持下，又编辑出版了《辽沈决战》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