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甘边区党史问题的谈话（摘要）

1986年4月20日

一、党史资料征集和党史研究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我们征集党史资料和研究党史，就是为了真实地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面貌，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如实地反映我党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

党在西北的历史很复杂，问题多，争论多。要如实地反映党在西北的历史面目，就要求党史工作者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讲真理不讲面子。陈云同志就曾指出：研究历史要讲真理不讲面子，而有些同志不是这样，讲面子不讲真理，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

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广泛地占有材料，认真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正确的结论。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不怕别人反对，不怕别人批评。毛主席讲过，为坚持真理要做到四不怕，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只要拿这种精神去研究党史，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够立准、立好了。

另外我看了你们省里的材料，说寺村塬是陕甘边区第一块根据地，建立了72村的根据地，我认为不能这么说。中央对根据地有明确规定，要有党的组织，有政权、有后方——比如后方医院、修械所、仓库等，有群众武装——游击队、赤卫军；一般说敌人打不进来，就是打进来了，我们也可以转移，消息灵通，群众拥护。寺村塬有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就是游击区，不能叫根据地。

整个1932年的游击战争开展很有成效。没有1932年的游击战争便没有1933年的红26军。1933年的陕甘游击队，这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当然也打过败仗。那时游击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领导群众分粮，打土豪，抓反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那时，一个是由于经验不多，一个是时间短，没能建立起根据地。那时候陈珪璋失败了，杨子恒在陇东还没站稳，我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住了一个多月，打正宁山河镇打了两次没有打开。我们把群众组织了一下，宣传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单凭这一两个月就能建立起根据地？实际上，根据地不是一年半年、几个月就能建立起来的。1932年这一年陕西省委的领导也是错误的，有许多错误。把寺村塬建立成根据地，敌人来了，我们一走，什么也没有了。以后又来个李艮，李艮在五顷塬子分配土地，计划20天就分配完，建立五顷塬根据地。结果敌人来了，一打我们就跑了；李艮的五顷塬子根据地也没建立起来。不管寺村塬、五顷塬，根据地都没有建立起来，只能说是游击区、游击根据地。

1932年在照金也做了好多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组织农会但没有建立起根据地。陕甘游击队开始到那里，分粮食群众不敢要，我们的战士只好把地主家粮食扛上给群众送去。为什么？红军不能长期住下来，一走，地主整群众，要杀头，所以建立根据地要有个斗争过程。1932年不要说寺村塬、五顷塬，就是照金那里做了很多工作，也没有建立起根据地。1932年只有游击区。1934年的春天，寺村塬王朗堡子的赵冷娃民团还把我们的游击队追的都站不住脚，后来26军把民团消灭了，把赵冷娃杀了，1934年才把群众慢慢地组织起来，成为根据地。所以说建立根据地不是那么容易的。

建立根据地，特别是还有个地理环境问题。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开始在平江、浏阳，那里的群众基础很好，但是没能在平、浏一带建立起根据地。国民党血洗平江、浏阳，把很多老百姓、共产党员都杀了，在那里没能站住脚，到了井冈山，才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以创建时期地理条件非常重要，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不容易。

二、关于红26军的有关问题

红26军42师成立的问题，1932年4、5月间，中央就给陕西省委有文件，指示要成立红26军42师，现在陕西的材料上说是41师，实际上是42师。那么42师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42师是1932年12月（按：应为1932年12月24日——编者注）在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子正式成立的，成立时的名称就是红26军42师第2团。开始第2团就三个连队，即骑兵连，步兵连，少先队；团部有个20多人的保卫队，总共200多人。人虽然不多，但质量很好。有的材料说开始没有42师这个名称，只有红26军第2团。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红旗上以及布告上写的就是红26军42师第2团。杜衡当时是红26军政委兼2团政委；实际上军是空的，26军从来就没组织过军部，也没设过军长。那时候为了简便，只写红26军第2团，不写42师；到后来只简称红2团，有些老同志可能记不清全称了。

你们问：2团南下失败后，是不是在陈家坡会议就作出了恢复26军的决定？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这样讲过。实际上“恢复”这两个字也不确切。南下失败的是红2团，不是红26军全部。红2团过渭河失败后，1933年7月间在三原武字区就成立了红4团，即红26军42师第4团。因此不能因为2团失败就说红26军失败了。2团失败了，4团还在，红26军的旗子还在。在陈家坡会议上决定成立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把红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编入总指挥部之下，形成统一的拳头部队，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后来刘志丹自终南山回来，担任参谋长。陈家坡会议是我们红26军建军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但是在这个会上没有决定成立42师，只是成立了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到了11月，在合水包家寨子开会，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成立一、二、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同时决定成立42师师部，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张邦英、张仲良领导的耀县游击队改编为红3团，把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成42师师部，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岗当了一个月的政委，后来犯错误在连家砭开会被撤职，降职使用，派到二路游击队去当了政委，杨森任42师政委。

42师党委书记开始是杨森，杨森是师党委书记兼红4团政委。打庆阳三十里铺杨森受伤，这时我由照金带游击队来到部队，42师师党委开会决定：由我任师党委书记兼红4团政委。

我担任42师政委有两次，第一次是1934年打完西华池战斗，我们开到淳化，在三里塬消灭了何高侯两个连，这一仗杨森又受了伤，师党委开会决定由我任42师政委（时间大概在4月底），这次只任了一个多月。6月，师党委和特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刘志丹回后方任陕甘边军委主席，我回后方任陕甘边特委书记，把高岗由二路游击队调到42师当政委，决定杨森任42师师长。我第二次当42师政委是在1934年冬天，到1935年5月到了陕北，我又离开部队回到后方。我没有当过二路游击队政委。在我任特委书记不久，二路游击队指挥部就撤销了，杨琪去了陕北。二路游击队政委第一任是高岗，第二任是惠子俊，总指挥就只有杨琪一个。

关于红1团。红1团成立的晚，1934年11月荔园堡工农兵代表大会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才正式改编的。陕甘边特委当时计划，关中各游击队改编为红1团，庆阳、合水、保安游击队改编为红2团。这在11月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就计划好的，但改编是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进行。红2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原来26军派王安民当三路游击队总指挥，三路游击队是关中各县游击队的总称，1934年11月改编时，把三路游击队中几个大游击队编为红1团。红1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1团是归26军42师领导。1935年9月，25军到陕北成立十五军团时，42师改为78师，3团改为232团，义勇军改为233团，2团改为234团，红1团未编入，留在关中成了地方兵团。红26军骑兵团归十五军团直属。

关于红4团改编为骑兵团的问题。红4团在什么时间改编成骑兵团，说法不一，有人说在照金就改编了，有人说是在莲花寺时改编的。我记得红4团改编成骑兵团的过程很长。开始在照金先成立了一个骑兵排，后来缴获的马匹多了，就扩大成一个连，再后是两个连。莲花寺整编时还叫红4团。1933年冬天我到4团当政委时，还是两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队。1934年2月，在淳化塬上，正准备北上，这时候才决定正式把红4团改编为骑兵团。步兵编入3团。因为当时要把4团的少先队编入红3团，少先队队长是杨斌有，打仗很勇敢，我要求把少先队留给骑兵团，大家不同意，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改编后我任骑兵团政委，赵国卿任团长。

三、关于庆阳游击队。庆阳游击队（开始叫游击队，后发展了称支队）第一任队长是杨培盛（指导员马仰西，以后是王宝珊）。阎家洼子会议后我任庆阳游击队政委时，队长是邵怀德（白军部队哗变过来的），这个人后来走了，支队长由张志孝担任，我还是政委。以后庆阳游击队的骨干编入了红2团。庆阳又有了几支新游击队。

四、关于南梁会议恢复陕甘边区特委问题。陕甘边区特委原来设在照金，薛家寨失守后，特委委员有的牺牲了（如周冬至、王满堂），有的分散活动了，秦武山、习仲勋转移北上，我在关中带游击队。特委不健全了，因此包家寨会议主要是军队干部参加，习仲勋没有参加，我也没有参加，特委书记秦武山参加了。由于特委不健全，所以后来在南梁寨子湾崖畔上一个场里开会，决定重新组成陕甘边区特委。你们问这次会议可不可以叫“恢复”特委的会议，也可以叫“恢复”，或者叫“恢复”特委机关。这次会上决定我任书记，张邦英任组织部长，从42师部队上调了一个党员班长张进元当宣传部长（不几天就回去了）。特委机关住在南梁，就是革命委员会后面的一个庄子。从薛家寨失守到这次会议，有半年时间特委不健全。

五、关于陕甘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取消了陕甘晋省委，另外成立了两个省，一个是陕北省委，一个是陕甘省委。不久，朱理治调走，中央派李富春任陕甘省委书记，这时我已不在陕甘，北上到陕北神府去了。

关于阎家洼子会议的时间。你们说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上是7月，要是有就是阴历，阳历应该是8月。这个决议是阎家洼子会后产生的，以前没有帮助陕北建立一师红军的提法。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是7月成立的，阎家洼子会议应该是在阳历8月后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