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

刘懋功（原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张秀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33年夏，由于“左”倾分子杜衡顽固的错误领导，刘志丹等同志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失败了，照金革命根据地遭到破坏，杜衡也当了可耻的叛徒。同年秋，刘志丹脱险归来，陕甘边特委重新建立红26军，创建42师，又提出进军南梁，在陕甘边界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按“狡兔三窟”的策略，决定建立陕北、陇东和关中三路游击区。张秀山先后任42师党委书记兼骑兵团政委。次年4月，接任红42师政委。

我的家乡在南梁西边约五六十里的一个小山沟里。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家中有母亲和弟妹，我是老大，靠给大伯家种地，放羊糊口养家。张秀山同志就是这期间带了一支小部队和几个工作人员，来到我的家乡做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张秀山和刘志丹一样，穿着打扮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区别，头戴白毡帽，身穿羊皮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对人和蔼可亲，一天到晚在村里挨家挨户转，同人谈话，了解情况，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他在我大伯家住过几次，因此认得我，同我谈过话。那时，我白天都要出去劳动，晚上才能回来，很辛苦。随张秀山一起来的马仰西同志分工做青年工作，他看我是个诚实勤劳的贫苦小伙子，认准我是革命的苗子，随我一同劳动，不断做我的工作，并秘密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张秀山也鼓励我参加赤卫军。在他们的启发和鼓励下，1934年1月，我参加了赤卫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秀山等同志的工作做得很细，很快就在柔远川（我家就在这条川柔远东沟里）、城壕川、园城子川等地秘密发展党员和成立党支部，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组织。在此基础上，1934年5月，成立了三个农民联合会，组织了庆北办事处。随后又在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还帮助建立了庆北游击队。

5月底，红42师党委在南梁开会，决定恢复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在创建南梁根据地期间，刘志丹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指挥打仗。张秀山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商量工作。

那时我党开辟根据地，既要作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还需不断地同地方反动势力打仗。我参加赤卫军后，就跟着张秀山带的部队打仗。有一次，部队仗没有打好，往下撤退时，张秀山担心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兵没有经验，心慌害怕，特意过来鼓励我们要沉着冷静，并催促我们赶快撤离战场。我至今仍然能感觉到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1934年7月中旬，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在两个月内各完成组建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在决议号召下，9月中旬，以第三路游击队为基础，在正宁县湫头组建了红26军42师第1团，陈国栋为团长，张仲良任政委。10月10日，以第二路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了红26军42师第2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参谋长王生荣，下辖第一连、第二连和少年先锋连。第一连是从庆阳游击队挑选60多人（包括我在内）和安塞游击队一部组成的，在柔远城子（现华池）温台子开会正式成立。张秀山和马仰西都参加了大会，张秀山在会上讲话。他讲了陕甘边区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和扩大主力红军的意义，鼓励我们参加红军后努力杀敌，努力扩红，争取尽快扩大苏区。在这次会议上，张秀山和马仰西宣布我为正式团员。

再次见到张秀山是一年后的事了。这中间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先是反“围剿”胜利，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接着是肃反，后来，毛主席、中央红军来到陕北……1936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北路军，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率领红28军和红78师扫除横山、绥德、米脂境内的敌军据点，消除敌军对中央瓦窑堡的威胁。当我随红78师到达瓦窑堡后，在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会议上，我又见到了刘志丹和张秀山，还有其他许多遭到肃反迫害的同志。我去看望了张秀山，他在肃反中是受刑最重的领导同志之一。他翻开衣服让我看他胸部、腰部受刑留下的伤疤，那时还未完全长好。但是他像刘志丹一样，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荣辱，对党中央、毛主席充满了无限信任之情，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要求我也像他们一样，不计前嫌，努力干好革命。

抗战期间，我在延安还能常见到张秀山。这时他已是西北局的领导同志之一，但仍然像过去一样，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对我们很关心。

抗战胜利以后，我留在西北，他率领干部团去东北，对创建东北根据地和后来的抗美援朝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再后来，他受高岗问题牵连，被下放到基层工作24年，饱经坎坷。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备遭摧残。这期间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再次见到他时，是中央调他到北京工作之后。那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除耳朵因挨打受伤，听力不好外，他的身体还好，精神也好，每天坚持外出散步。他仍然是那样乐观、开朗，绝口不跟我谈他遭遇到的种种不幸。后来他又认真负责地参加了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先后数次来到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作调查和参加革命老区的一些纪念活动。这时我已离休定居西安，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又几次见到了他。记得1986年，我们一起参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纪念活动，他一定要我陪他去看山城堡战役的战场旧址。行前，他坚持去看了华池县城西边一个小村的一位老大爷。我问他看的是什么人，他说：“那是当年我在这里创建根据地时的一个老朋友，过去帮助做过许多事情。”50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对帮助过革命的老乡感情有多深厚，让我真是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