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彤（刘景范之夫人）
在写小说《刘志丹》之前，我没有见过张秀山，只是听一些老同志说此人精明强干，忠心耿耿，在西北干部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写《刘志丹》的过程中，我在查阅历史档案时，看到了1942年张秀山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和1945年张秀山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才对他又加深了一层认识。他的发言很精辟、很全面、很实在。他把陕甘边区所进行的对敌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都讲得条理清楚，是非分明。
他讲到阎家洼子会议，对那位从北平回来传达“左”倾路线的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那次的传达，实际上是大规模肃反前的一个序幕。再往下看去，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在陕甘边界开辟了20多个县的根据地，在那些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眼中，非但无功，反而有罪！
看了他们对刘志丹等人的指责，更使我目瞪口呆。他们把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斥为“梢山路线”；把开展游击战争斥为“逃跑主义”；把用枪杆子打天下斥为“枪杆子万能论”；就连刘志丹收编黄龙山的土匪，也被斥为“有浓厚的土匪色彩”。
后来，正是这些大“帽子”吸引着我，促使我到处去寻找正确的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当年刘志丹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可算是多灾多难啊！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我又发现，张秀山就是在1935年陕北进行肃反时，始终不向错误路线低头的人。他不求那些人放过自己，只求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千百名红26军干部、战士的安全，因为这支革命力量来之不易，而且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华。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给干部定级时，给他定为四级，当时他是东北局副书记。后来听东北出差来的人说，在高岗事件的株连之下，他已被降级减薪，下放到一个农场当副场长。可是，他没有消沉，对于党的事业依然是那样的赤诚，对于工作依然是那样的热情，而对于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他无怨无悔，并充满了自信与自豪。
由于张秀山是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当事人，又是刘志丹的战友，我为了写《刘志丹》，在50年代末，到沈阳，第一次采访了张秀山。
那次，他谈得很全面、很清晰、很有条理，而且还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当年的历史。例如，他用雨原战斗、马兰山战斗来说明刘志丹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用红2团南下，来说明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复杂，用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来说明刘志丹的高瞻远瞩。他讲得生动、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就连敌人报纸上，哪年哪月哪日刊登了有关西北红军的什么重要消息，他随口就能说出来。
之后，我将《刘志丹》小说初稿送他审阅，他怀着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深厚情感，对一些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作了校订。
但不曾想到，他因审阅《刘志丹》小说，也受到了牵连。有人以此为由，拒不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调到北京工作，我才又见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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