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山院长在沈阳农学院的几件事

朱海春（原沈阳农学院总务处处长）

1959年春，得知张秀山同志要来学校工作，张克威院长对我们说：“建国初期，秀山同志是东北局的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我在东北局农业部工作时，经常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对我们知识分子非常尊重。他能虚心听取我们的意见，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并对我们总务处说：“秀山同志的住房要照顾一下，把农学院副书记徐光的房子倒出来，修整一下给秀山住。”

两位张院长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尊重，齐心协力，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张秀山院长主管学院的财务、基建和后勤，我和他接触很多，他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来到后就让我领着到学院各处走。他事无巨细，大事小事都放在心上，包括实验室里缺一个实验桌，他都特别重视，抓紧解决。

在和张秀山院长一起工作中，有几件事我记忆犹新，久久不能忘记。

张秀山的一位老战友，当时是东北局的领导，儿子没有考上大学，这位领导来找他。张秀山院长办事认真，按学校对进修生的统一待遇，为这个孩子办了一个听课证，安排他在学生宿舍住下，不算正式学生。大家都说，张院长是正统的共产党干部。

大跃进运动中，张秀山一方面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表示钦佩，同时对社会上刮起的浮夸风表示忧虑。他对我们说，要按科学规律办事，不要相信有些人宣传的麦子上可以站人的瞎话。他的话很有分量，在大跃进年代敢说这样真话的人不多。

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乘火车去长春办事，我们一上车，列车长听说张秀山在车上，马上就赶了过来。列车长见到我们，大声说：“这怎么行？首长不能在这里坐，您赶紧到软卧上去休息。”张院长百般推辞，列车长就是不让他在这里。看到列车长情真意切，实在无法推辞，他只好带着我们去了软卧。他坚持要自己补软卧票，列车长不同意，说首长现在不能报销，就免了吧！出了车厢，列车长对我们说，张秀山担任东北局副书记时，外出乘火车，我为他服务过。他对我们非常和蔼，一点架子也没有，一路上就怕给我们添麻烦，什么要求都没有。反而对我们工作很关心很尊重，说我们工作很辛苦，大家深受感动。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们还惦记他。这件事使我们很受感动。

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国经济带来困难，沈阳农学院的基建工程经费特别紧张，国家物资奇缺。张秀山不辞辛苦地到处奔波。他亲自找省领导、农业部和中央领导申请经费，购买先进教学仪器和设备。他随王震部长去大兴安岭为学院盖楼调拨木材，去工厂联系基建用的钢材、水泥，建起了图书馆、风雨操场、讲师楼、学生宿舍楼、直属小学等建筑。他下力气抓学院的实验农场，利用生产的肉蛋和蔬菜改善师生们的伙食。那时，沈阳农学院的学生食堂伙食是全市高校中最好的。

张秀山在农学院工作时，陕北的亲属和老乡经常来。一次，我问他：“你过去在东北局当那样高的干部，安排这些亲属，不是很容易嘛？”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没考虑过，连想都没想过。只是他们家里有困难，我就补贴点。有东西，就给东西，没东西就给点钱。”到张秀山家的亲属，走时都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可老院长就那么一身衣服。可是，他只要看见别人有困难，就想办法帮助解决。大家都愿意找老院长办事。他的老伴程帆同志是个好人。张秀山的大儿子一兵虽然不是她亲生的，但是她对一兵很好。一兵有了女儿后，就生活在程帆那里，一直由他们带大，给一兵减轻了很大负担。大家都看在眼里。一兵的亲生母亲有病了，张秀山和程帆也管，换了他人很少会有人管。一兵母亲一直生活得很好，冬天老人还穿着狐皮毛领大衣呢！我记得老院长一身中山装，穿了十几年。程帆同志在下乡社教时，因为营养不良，致使一只眼睛坏掉了。他们真是好人哪。

在沈阳农学院期间，张秀山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找过上级领导，为同志子女参军入学写信找过老战友，可以说，只要他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情。然而，张秀山却没有为自己家办一件事情。一兵高度近视，视网膜脱落，手术后不能继续念书，在家里呆着。一兵从小喜欢无线电，修理技术好，学校师生有事就找他去修理。就这样，一兵成了学校一个没有工资的技术人员。他帮助学校建广播站，帮助学校实验室修理仪器，一干就是三四年。他一直因为自己不是正式职工而苦恼。张秀山对他说：“家里不缺你吃的，你的眼睛又不好，能帮助学校干点事情就可以了。”学校基础部的领导实在看不过去，就去找学校领导说了情况。根据一兵的表现，领导决定破格录用张一兵为正式职工。张秀山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的。

1977年，农学院在辽宁省铁岭恢复建校。张秀山虽然还没有彻底“解放”，只担任基建连连长。但他工作还是那么认真负责，他主持建起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楼、教师住宅楼等十几栋建筑。师生们都说，没有老院长，我们在铁岭就要住在露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