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神父约沃思·琼斯（年月日）

伦敦西北8区

阿比路

兰福德法院 111号

亲爱的琼斯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1]。可能有时我表达自己的事情时太过含混，借此机会，我想回答一些你的疑问，也好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些。

（1）“即使大商业计划能够实施，美国想调度它的资源也还需要一年。”对此，你评论说这是因为罢工者阻碍了生产。当然，的确是这样，但我想谈谈更深层次的障碍。只有人力和资金同时到位，才能满足战时国家的需要。而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员要像军队一样训练有素，苏联和一些极权国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但除非社会上每个阶层都有着同样的纪律性，这一点才是现实的，否则就会出现持续的不满和社会摩擦，表现为罢工和蓄意破坏。从长远看来，我觉得最难使之屈服的是商人。因为更换现有体系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最大，所以有时他们甚至明显地支持希特勒。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们就会为了自己失去的经济自由而反抗。只要他们反抗，劳工的动乱就会持续下去。

（2）关于战争的目的。显然，我赞成宣布我们的战争目的，尽管在战后重建中，提出任何过于详细的框架都是有风险的。只要我们宣布了战争的目的，希特勒肯定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价来胁迫我们就范，尽管他从不兑现承诺。我在书中所反对的是这种观点——不展示军事力量的宣传可以达成任何目标。我曾经提到过阿克兰德^[2]的书《我们的奋斗》，它似乎假定并论证，只要我们告诉德国我们想要应得的和平，他们就会停止战斗。人民会议^[3]的那帮人（普里特^[4]公司）也在散布类似的观点，当然，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

（3）印度亲法西斯派的叛乱。我想这次叛乱的主要参与者不是印度人，而是在印度的英国人。一个想发动法西斯政变的将军一定会把印度作为跳板，就像佛朗哥^[5]在摩洛哥所做的一样。当然，这种可能性在此时的战事中并不存在，但我们都应该看得长远些。假如将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强加于英国的企图得逞的话，那么当中一定使用了有色部队。

（4）关于甘地与和平主义。也许我并不该暗示和平主义者们本身过着一种受庇护的生活，但事实上，“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们一般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成长的环境都极其优越。毫无疑问，只有在那些人们感受不到外国侵略和国家被征服的地方，和平主义运动才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和平主义运动总是在沿海国家发生的原因（甚至在日本都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政府不能被“纯粹”和平主义者的准则所左右，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武力的政府，会被任意一群愿意使用武力的人们，甚至是个人所推翻。和平主义者拒绝面对政府的问题，也不愿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他们脸上总是一副旁观者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不负责任”。

二十多年来，甘地一直被印度政府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得力助手。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曾经在印度警察局任职过。人们经常用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承认：其实甘地让英国人更容易统治印度。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不再认为采取行动会对现实有所改变。之所以甘地在狱中总是受到仁慈对待，而且每次在他延长绝食、生命垂危时，总会收获一些政府的让步；是因为英国的官员们害怕他死了之后，他的继任者会因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而更愿意扛起炸弹。甘地这个人当然是十分诚实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如何地利用，而他正直的人格，让他显得极具利用价值。我不敢担保，从长远来看，他的方式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为了阻止暴力和防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人们总能说，至少甘地的做法会让印度的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和平解决。但想靠这种方法让英国人退出印度，简直是天方夜谭，起码现在在印度的英国人绝不会这样想。至于德国对英国的征服，甘地肯定会建议我们不要跟德国人抗争，让他们统治去吧——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提议的。假如希特勒征服了英国，我猜想他一定会发起一个全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以便化解顽强的反抗，从而驯服英国。最后，谢谢你的来信。

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 在之前一封信中，就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中提到的几个观点，神父约沃思·琼斯向他询问更深入的解释。

[2] 即理查德·阿克兰德（Richard Acland，1906-1990），英国人，二战期间英国社会主义政党Common Wealth Party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45年参加了英国工党（Labour Party）。

[3] 人民会议（The People’s Convention），由英国共产主义分子于1941年成立的组织。

[4] 丹尼斯·诺埃尔·普里特（Denis Nowell Pritt，1887-1972），1934-1940年间担任工党国会议员，王室法律顾问。之后，他因政策分歧被驱逐出党，直到1950年一直担任独立社会主义国会议员。

[5] 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他是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一个法西斯主义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