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次中日座谈会上,大家列出了两国人民彼此的基本认识。
日本人列举了以下几条对于中国人的看法:
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中国人不爱干净。
中国人偷东西面不改色。
中国人爱说谎话。
中国人是胆小鬼。
中国人很迷信。
中国人要钱不要命。
中国人嗜赌。
中国人习惯一夫多妻制。
中国人是享乐主义者。
中国人自私自利。
中国人喜欢搞形式主义。
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
中国人忘恩负义。
在座的中国人看了这些评论后一脸凝重地说:“倒是知道日本人老说中国人的坏话,没有想到对我们居然有这么多不满啊。不过仔细想想,的确有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
下面再来看看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
日本人是胆小鬼。
日本人是急性子。
日本人很阴险。
日本人很吝啬。
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
日本人善于利用人,而且手法很巧妙。
日本人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日本人经常打人。
日本人看起来很严肃,不容易亲近。
日本人都很彬彬有礼,但并非发自内心。
日本人的理论都很浅薄。
日本人办事的时候虎头蛇尾。
日本人不可信。
日本人幼稚。
看到这些,我们日本人这边当即也表示,有很多值得我们反省。原本打算加些注释后出版,但是最终未能如愿。在这里,我就逐条说明一下。
日本人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可能是以下几点造成的。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彼此生活习惯不同,还各有各的语言。再者,各省的乡土习惯以及观念都有差异(当然还包括其他因素)。这种乡土观念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但是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观点,实际上各种乡土观念很难融合到一起。不过,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展现出了很强的国家观念。
不爱干净容易与不讲卫生混淆。实际上不爱干净与不讲卫生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凡事都讲究“度”,什么程度属于不洁,什么程度属于干净呢?这很难说得清。依照日本人的常识来看,我确实觉得中国人有点不爱干净,也有点不讲卫生。
在中国,偷盗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偷”,一种是“拿”(也有说是“落”)。但是日本人没有这种区别意识。所以误以为中国人会明目张胆地偷东西。简单来说,“偷”和“拿”有以下区别:拿是指工人或者佣人未经上司或者雇主的允许,擅自带走一些工作范围内接触到的零碎东西。也就是常说的“占小便宜”。这种行为在中国有时会被默许。但是,不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东西,绝不能拿回家。否则就被视为偷盗。正人君子是不屑于占小便宜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私自拿东西可以看作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之一。私自拿东西在某些场合虽然确系违法,但因此就把“拿”等同于偷盗行为,就只能说是不懂这种占便宜行为背后所蕴藏的玄机。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度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做生意是要讲究谋略的。这种谋略有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欺骗。还有一点中国人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就是当他们被传唤到警察局或者法院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隐瞒一些事情。当然,这些地方也总让人不由自主地编瞎话。这种批评概括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说谎陋习。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人在这些场合之外说的都是实话。
这也是度的问题。不过我没怎么见到过胆小的中国人,可能在战场上会有更深的体会。这里我就不再多谈。
每个人都难逃一死,只要死的恐惧还存在,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迷信。如果非要说中国迷信的人多,我也没底气证明日本迷信的人就少。欧美的科技那么发达,但是人们依旧忌讳星期五和数字13。我觉得这也算迷信的一种。我们日本人也把仙鹤、乌龟、老翁、老妪等形象看作是长寿的象征。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吧。
这个完全说反了。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事实上,钱有时也可以买到生命。他们珍惜财产,看重金钱,但是绝对不会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比如在亲人遭到绑架的时候,为了解救人质他们会不惜拿出大笔赎金。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更看重生命。
产生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中日两国对赌博的定义不同。在日本只要赌钱,就会被视为赌博。在中国如果是和亲戚、客人或者朋友在一起玩,即使牵扯到金钱,也只被当作一种消遣而已。除非有职业赌徒参与,或者以赢钱为目的,才会被定性为赌博。我认为日本的禁赌之举有操之过急的成分,它忽略了人的本性。日本人争强好胜,凡事喜欢决出胜负,只是迫于法律的约束,不得不乖乖守法。一旦到了法律鞭长莫及的地方,日本人就会暴露出本性,变得十分难缠。赢的话就会变得更加贪婪,一发不可收拾;输的话就破罐子破摔。很早之前就有日本人到上海从事贸易,基本上没有赔钱的,只有倒腾外汇是个例外。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赌博的能力。日本人一直以为输赢就只有一种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认识这一点。
中国的很多家庭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其实这种现象在日本也很常见。通常都是富人才有好几个老婆,而穷人中就很少有一夫多妻的情况。在中国社会,男人倾向于将财产分散到各地,媳妇还要对公婆尽孝道,这样就造成夫妻间的相处时间很少。再加上裹脚使得女性痛苦不堪,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好在目前已经废除了这种陋习。男人们经常在外生活这一现状也是一夫多妻制存在的原因之一(官员一般都会去外地,学校里的教师去外地的也不少)。如果想改变这种现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普及教育,进行社会变革。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实行分家制度,将小家庭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增加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不能一味拿孝敬父母这一由头来约束小家庭的生活。
这种人只出现于有钱人之中,穷人不存在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没有)。当然,贫农中也有一些人很会享受人生,但绝对谈不上是享乐主义者。我不赞成以偏概全,把少数有钱人中极个别人的生活方式当作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中国人都比较自私,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日本人也不能对自己这方的自私自利视而不见,有时候日本人的自私程度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当然,仅凭几件事情并不能说明问题。不过,还是说下我个人的见闻吧。这次战争爆发之初,人们风传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汉口银行亏损很严重。当时,每天都有日本人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龙取钱。银行也是开门做生意的,它们把存款作为资金借贷出去,从而赚取借贷利息和存款利息间的差价获得利润。自然有赚也有赔。如果在赔钱的时候大家都去挤兑,银行就有破产的风险,这点常识大家都知道。在银行门口排队的日本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却依然选择去提取现款,这绝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相反,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经济连续八年都处在低迷的状态,却没有发生一起挤兑银行的事件。仅仅这一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另外,像中国的茶馆、饭馆、旅馆等虽然会对那些在自己地盘上做生意的游商设定一些限制,不过大体上都采取很开放的态度,有钱大家一起赚。另外,那些位于街角的商店为了顾客来往方便,通常都开两个门,一个朝前街,一个朝后街。其他人也可以自由出入这个通道(比起绕行,从店内直接穿过更方便),店主不会有任何怨言。自私自利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亲眼目睹这些事实的我,坚决反对给中国人贴上自私自利的标签。
中国官员之中盛行形式主义。但是在生活层面上,大多数的中国人非常务实。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其法制之所以相对健全,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完全服从国家形式的最高表现——法律。而中国至今都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遵守法律。这一点反倒证明了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搞形式主义。
中国人对内实行个人主义,对外则是标准的集体主义。我认为应该把这两点结合起来看。
这种看法正是因为两国习惯不同而造成的误解。日本人去别人家做客吃饭,第二天再见面时会就昨天的事情感谢对方。过几天再相遇的话,还会说“前些日子多谢招待”。甚至于一年之后还要为这件事道谢。中国人就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对于一件事情反复地致谢。只要当场表达过谢意,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不了解这一习惯的日本人因此就说中国人忘恩负义,这是不对的。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是说中国人之中就没有忘恩负义之辈。为了感谢别人的帮助,日本人通常会一再道谢,甚至写感谢信,借以抵消亏欠对方的情义。我认为这并不值得学习。最近我经常听到日本人批判中国留学生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回国后就成了抗日运动的先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托日本的福才学到这么多的知识。这种指责简直莫名其妙。这些留学生正是因为去日本留学,才能够为抗日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抗日先锋。现在敌人是日本,如果敌人是别的国家,他们反抗的就是别国而非日本了。留学时受到该国的恩惠这件事,与身为中国人的责任,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
以上说明并不完整,而且也并不完全正确,是我在仔细整理了座谈会的内容之后总结出来的。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简单说明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
比起中国人,日本人的确更胆小。大概是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所有的东西都很袖珍,连胆子都大不起来。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奇妙的对比——日本的经典传说《桃太郎》和中国的《西游记》。这两则故事开篇都有一件奇事:桃太郎诞生自桃子,《西游记》里的猴子则是从仙石里蹦出来的。后来呢,桃太郎就和狗、猴子、雉鸡一起去征讨鬼之岛;与此相对,《西游记》中三藏法师带领着孙猴子、猪八戒、白龙马和沙和尚一起去印度取佛经。这两则故事的不同点是桃太郎宣扬军国主义,而三藏法师则是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另外,《桃太郎》的故事中没有提到时间和距离,而《西游记》中则明确记载了时间和距离。日本人从小阅读没有时间、距离概念的《桃太郎》,自然而然就成了急性子。在《西游记》所倡导的这种以和平方式推行的文化主义面前,日本人也只能自愧不如了。
中国人中也不乏阴险狡诈之人,日本人也未必尽是阴险狡诈之徒。大和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受过什么罪,可以说是自小养成了少爷脾气,一般容易激动,性子直接。这一点从他们家里摆放的家具样式就能看出来:大部分都是直线型,比如正方形或者长方形。而中国人的家具则多用曲线型,材质以竹子为主。华北地区虽不盛产竹子,这里的曲线型家具还是比日本多。有人说日本人的性格就像竹子一样,我觉得还是在理的。我无条件地认为大部分日本人都不阴险。
日本人习惯吃饭AA制。中国人的习惯是谁请客就谁掏钱。按照这个习惯来看,日本人就显得吝啬。但是AA制是大家平等地分摊费用,绝对算不上是吝啬之举,只是大家共同承担而已。
这一点确实说得很对。过去日本人经常把中国人叫作唐人、南京人、阿茶先生(长崎方言),这些称呼都含有敬意。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二十八年(1895年)的战争[1]中,中国是日本的敌人,这激起了日本人的敌对意识,最终日本战胜了中国,并拿到了2亿两白银。自此以后,日本国内一味奉行尚武精神,日本人开始自我感觉良好,渐渐看不起中国人了。现在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有些日本人的心理就很矛盾:“这次我们输掉了战争,中国人有没有看不起我们呢?”无论如何,日本人现在要彻底醒悟过来,不要再侮辱其他国家的人民。
大多数日本人是不会利用别人的。日本人疼爱孩子的教育方式不会教育出来这么薄情的人。相反,日本人非常情绪化,富有正义感,很乐意帮助别人。当然也不是说日本人之中就没有刚好能对号人座的人,但绝对属于少数。
这一结论完全正确,令人没有反驳的余地。这确实是日本人最大的缺点。试想日本国内从城市大街上到乡间地头里,如果没有这些烂醉的人,社会风气将会变得多么好。这些人逢喝必醉,醉了,要么胡吹乱侃,要么和人争强斗狠。不仅给妻子增加负担,对孩子影响也不好。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社会现象,必须努力去杜绝这种现象。
这个行为和前面的酗酒有直接关系,真让人丢尽脸面。尤其是当我看到日本人追打中国下层社会的苦力、车夫时,就会觉得很汗颜。不过,一般有教养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一点也不幸被言中了,的确是事实。古时候有一首歌这样唱道:
凶神恶煞瞪着眼看,活像房顶上掉下来的鬼瓦片。
这首歌讽刺的就是日本人外表假正经。没和日本人深交过的中国人仅凭外表就判断日本人都很严肃,不怒自威。的确,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并不值得提倡。说白了就是一种伪装,日本人需要改正这一点。
这是日本人无意识的做法,只是出于礼貌,并无深意。这和中国官员的形式主义差不多,半斤八两。日本人非常重视“义理”,并把它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本应是自然而然的问候也要冠以义理的名义被强制执行。不是每一声问候都是发自肺腑,而是从义理上觉得应该打招呼而已。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
这个属于学问方面的事情,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应该去征询专家的意见。不过,姑且谈下我的观点。中国人信奉二元论,因此在他们眼里,主张一元论的日本人其理论有失偏颇,称不上透彻或者彻底。
这大概是基于这次战争中日本军发出的各项命令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次战争中的确发生了很多类似事件。而且时至今日,政府的不少政策仍与这次战争中军部的所作所为相同,都是虎头蛇尾。但是这并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缺点。
这主要是英美人对日本人的批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这样说过。的确,有一部分日本人不值得信任,但并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值得信任。不过日本的政治及政治家的行为,确实难以取信于人。比如中学教科书里的文章,以及所有冠冕堂皇地写着作者名字的东西,基本上都不可信。药品的有效证明上标注的博士名头,也有很大水分。正是因为知道这种内幕,所以我很同意上述看法,并且很想改变这种状况。
这么说的原因是中国人发现日本人特别喜欢举着旗子游行。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举着旗子排成队列走,显得非常孩子气。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也经常这么认为。即便是抱着必胜的信念把手中的纸旗子挥舞得如何热烈,“万岁万岁”的口号呼喊得如何疯狂,战争也不是由这种事情决定的。日本人却往往沉浸在通过摇旗呐喊就能稳操胜券的错觉之中,简直就是幼稚。总而言之,整个民族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名不成熟的少年人而已。战前的自我陶醉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日本人的这一面。
以上的说明(或者说辩解)都非常简单,有很多没说透彻的地方。姑且先写到此处吧。
[1] 甲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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