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思考方式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指的就是苏州和杭州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贵族和大富豪选择在那里建造别墅。尤其是杭州西湖畔，庄园林立，像是高庄、刘庄、宋庄、蒋庄、黄庄和汪庄等都非常知名。虽说是私家园林，但规模都不小。而且庭院阔朗，里面的池塘都修得巧夺天工。

这些庄园大多数都对游人开放，主人不会独占这么值钱的院子而不让外人进。他们都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允许游人进来参观。但在日本的话，就算掏钱也不让看。中日两国别墅的区别，从紫檀木桌子这一个物件上就能看出来。中国人从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整天把那些紫檀做的桌子椅子都擦得亮晶晶的。因为它们质地结实，日常生活中总要用到，用不着那么细心呵护。日本人则不然，除了把这些家具擦得锃亮之外，连不识货的女仆都不让碰上一碰，生怕给弄坏了。在中国作为日用品的紫檀到了日本之后，反倒成了装饰品（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这样）。对别墅的态度也是同样的道理。向游人公开或者半公开自己的别墅这一举动，具有社会意义。而在不让外人踏入自己别墅半步的日本人，在他们身上能看到的除了利己主义之外，没有半点社会贡献。

不仅在上海，中国各地都有一些位于道路拐角处的商店。它们一般会设有通向前后两条街的过道，抄近道的人就直接从店内穿过。虽然有些并不是店里的客人，但不管是哪种性质，店主都不会抱怨。到晚上店家关门之前，这条通道都和大马路一样任人穿行。在乡下还有叫作“酱园”的酱油铺，院子从前街通到后街，店家就把这个院子开放给行人，抄近道的人可以从这个院子走。掌柜把自己家的院子提供给行人做通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茶馆、饭馆、酒店、点心铺、旅馆这些营业场所都不会霸占着客人，不给别人赚钱机会，而是公开或者半公开地允许一些卖烟草的、卖花的、卖瓜子的、卖花生的、卖化妆品的、算命的、卖唱的等一众小贩在自己的场地内做买卖讨生活。这种营业方式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

在古代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惯例。这可能蕴含有自由主义社会的竞争意味。小贩们的到来丰富了场地的服务内容，不仅自己的竞争力得以提高，同时店家也会向他们收取一定的好处费。店家这样做尽管有利己的成分，但其实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新中国的现状又如何呢？当然，它并不能称得上是完善，但有很多事情还是很值得人玩味。

首先，人们脑子里的各种想法都不是以个人为前提，而是以社会为出发点。以个人为前提考虑的话，就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了。要做到以整个社会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其必备条件就是需要国内有组织地团结在一起。当然，这有可能造成与外国的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占人口最多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构成。在这个大家庭中，凡事都是以国家的需要为准，甚至连男女的婚事也不例外。

北京有一种瓷器叫景泰蓝，类似于日本的七宝烧，外国人是它的主要购买群体。在现在的中国，由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及交通受到限制，这种涉外的生意很不景气。但放任不管的话，这些店就得关门大吉。由于政策限制与资本主义国家通商，这种现状无法改变。景泰蓝作为特殊的出口工艺美术品，不能仅靠个人独立经营，还需要国家出面来进行保护。景泰蓝生意现在一直在亏本经营，不管不问的话肯定会破产。如果这种生意破产的话，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另外，只要与国际上的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后，做外国人的生意肯定会赚钱。因此，国家就继续出面保护景泰蓝产业。虽然是国营产业，由于景泰蓝是北京的特色工艺品，就由北京市政府来直接管理这项产业，将其作为中国特殊美术工艺学校的实验场地加以保护。时至今日，那里仍在正常生产景泰蓝。另外还有著名的绒毯、象牙工艺品、翡翠工艺品、珊瑚工艺品等都同样受到国家的保护。

这种考虑事情的方法与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完全不同。如果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生意不景气的话继续营业下去只有亏损的份，自然要倒闭。但把这些行业的产品看作是能够代表中国、代表北京的特殊工艺品，那就不能让这个行业消失，应该给予保护。自然就需要北京市政府出面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安全持续地进行生产了。

虽然新中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就整个民族的幸与不幸而言，农民、工人等生产者，以及为这些人们提供吃穿住行服务的其他劳动者，如果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悲惨，就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自然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不幸。鉴于此，让工农劳动者们安居乐业至关重要。新中国以这项最困难的事业为目标努力奋进。虽然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但是全部的工农劳动者都能过着安定的生活。除了增加产值之外，还让广大人民群众摘掉了贫穷的帽子，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人间邪恶散去，充满希望，一个接近于天国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国家就此诞生。

新中国的社会制度要达到成熟和完善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它已经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正在朝着完美不断迈进。

中国人的生活实现了从无意识生活到有意识生活的顺利转变，人们变得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