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现状人民日报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6年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又关键的年代。

从1976年1月到1976年9月的短短9个月内，中国有三位高层领导人相继离开了人世。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月去世，然后是朱德委员长7月去世，到9月，毛主席也撒手人寰。随着这些领导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后期，毛主席亲自圈阅了一份报告，同意新招收一批新华社记者。已经数年没有吸纳新人的新华社从各省、各军区优秀通讯员中层层推荐选拔，我名列其中。这一批相继被招收的还有刘云山、徐光春、田聪明、蔡名照等人。

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了自己新华社记者的职业生涯，落脚点是这场农村变革的核心地带。这一年我刚好24岁。

1976年10月3日，我从济南军区转业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分社位于济南市中区大观园南边，只有两幢楼，地方很旧很挤，我住在洗照片的暗室外间，在烤片机旁放一张床，满屋的潮气与烤照片的糊味。虽然条件很差，但能在城里有个安身之所，还有了城市户口，我已很知足。

一到新华社，我便立即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报道中。当时，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投入大量人力兴建了大型引水渠等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提出要在4年内大干快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历史证明这显然是一种乐观主义。

在新华社山东分社，我担任专门跑农村的摄影记者。可能是因为当过兵的原因吧，我这人行事风风火火，待人也比较谦和热诚，农民们都叫我为“小李记者”。几年间，一边报道农村“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一边目睹农村的贫穷与愚昧，巨大的冲突让我常常难以自安。

一个春节，我在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子住了整整十天。十天里，亲眼目睹了一个个凄惨的场面。尽管报纸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拍下了那些令人心酸的画面。

1978年，中国历史不可思议地拐了一个大弯。

从农村到城市，一场名为“改革开放”的变革浪潮崛地而起，如河出伏流般跌宕起伏、声势浩然，浓缩了天下的雄壮与奇谲，形成20世纪人类发展史的奇丽篇章。

追溯这场农村改革的起源，还要从中原腹地一个偏僻小乡村的寒冷冬夜说起。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18位面带饥色、衣衫陈旧的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一张土地承包契约书上按下手印，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历史的巨变往往出乎意料地肇始于这样一些偶然的小事件。当18位穷则思变的农民私结盟誓时，他们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抗争，却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然而，这又是生活的必然，是几十年农村畸形发展到达极点的现实必然。当求生的闸门以秘不外宣的方式悄然打开时，一条条弱小却生机盎然的细流慢慢地渗入土地，肆意蔓延，集涓成流，最终轰然成势，浩荡前行，以毁灭一切又重建一切的巨大力量，冲破旧秩序的堤岸，涤荡出新的天地。

我搞新闻调研几十年，觉得天生的悟性与后天的勤奋都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在这种机遇到来时，你想躲也躲不了。在1978年后发生在黄淮海平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地带。我此时分工搞农村报道，当时也没成家，整年在这一带跑，就像掉在新闻窝里。当时一批新华社记者因为接地气，了解下情，在这种机遇到来时，搞出不少成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