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小岗村”

二、马坊：更早的“小岗村”

在1978年，鲁西北平原的茌平县马坊村，有一群村民以与小岗村近乎同样悲壮的方式举起了“包产到户”的大旗。然而与后来载诸史册、殆为定论的小岗村相比，他们却早已被湮没在历史中。

1978年腊月，我无意间发现了山东茌平县马坊村“包产到户”的事情。

春节前，我在茌平县一个集市上采访，无意中听到两位老人在悄声议论“包产到户”的事情。我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尾随着老人来到了马坊村，发现了这里的惊人秘密。

鲁西平原上的茌平县，是黄河以北的一个贫困县，沙碱地多，以盛产圆铃大枣出名。马坊村便坐落在这片灾荒与饥馑频出的贫瘠土地上。1958年以来，这个只有15户人家、110亩地的村子已经连续21年靠国家统销粮生活。1978年，生产队棉花亩产只有7两，粮食亩产71斤。从60年代初开始，村里先后饿死过11个人，土地无人种，生活没着落，只能逃荒要饭。“马坊马坊，十年九荒；腰里没钱，屋里少粮；女的外嫁，男的逃荒”是马坊村村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同小岗村一样，马坊村的转折也发生在一个寒夜。那年秋播拖了一个多月，迟迟没有落实，队里尚有不到二十斤种子，却没有人带领大家播种。全村中年人都轮流当过队长了，谁也不愿再为这出力不讨好的职位出头。管区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坐镇，催促马坊村选出队长来，可直至深夜，仍毫无进展。

几乎绝望之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摸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在了工作组长面前：“分开过吧，过不好，俺要饭也不登你干部的门。”组长训斥：“你把公社的脸往哪撂？”老太太说：“俺饿死也不说是马坊的人。”组长气得脸扭到一边，可倔强的老太太就是跪着不起来。正是这沉重的一跪，让整个会场骚动起来。在场的管区书记闷声抽烟，不敢发火，然后猛地站起来，推门而出。有人喊道“怎么办”？工作组长无计可施，甩下一句“看着办”，跟着管区书记出了门。

就在当夜，马坊村15户人家自动分成了6个组，各管各家，队里不再统一分配。仅用三天，麦子便全部种下地。

从茌平回到济南后，我很多天都沉浸在发现马坊农民新创造的喜悦中，见到熟人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起马坊村老太太的悲壮之举。当时安徽提出“省委六条”时，全国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万里于1978年初在安徽允许各地继续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不久后，在四川，赵紫阳也提出了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条”。但无论安徽还是四川，都只是将劳动单位缩至生产小组。我对马坊村的报道虽然写的也是生产小组，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

没有料到的是，3月16日，茌平县委报道组长张宝海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是茌平县县委书记管春梅派他来的，一进屋，他便关起门来紧张兮兮地说：“不好了，中央批‘包产到户’了，管书记说马坊的稿子不能发，是掉脑袋的事情。”

原来《人民日报》3月15日发表了一封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来信”。这封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则明确表态：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张浩来信”如一盆凉水，浇在了刚刚燃起的“包产到户”星火上。我到新华社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字报道便这样无疾而终。如果当时稿件顺利刊发，或许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便是马坊村了吧？

如果回到大转折时期的历史景深中加以测量，这一篇被毙掉的稿件，则是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矛盾斗争激烈、莫衷一是的缩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有些干部已经主张进一步缩小劳动单位的规模，但高层的气氛仍然是坚决支持继续实行集体农业，当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话题仍然属于大忌。一些党的领导人甚至担心，如果允许土地私有，贫苦农民最终会沦为佃户，剥削佃户的地主会重新出现，1949年以前的农村问题会卷土重来。直到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支持万里倡导的“包产到户”，整个形势才逐渐明朗。

1979年秋，形势发生转机。这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公布实行。有两处修改特别引人注目：一处是重申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另一处是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两个不许”变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对“包产到户”口气有所缓和，而且允许某些例外。

十一届四中全会一闭幕，我就来到了章丘县农村。新闻界传达的声音也在农村弥漫。在此前的半年内，“张浩来信”确如一盆凉水泼在刚刚点燃的“联产承包”的星火上，很多作业组都作鸟兽散。一开始，章丘县已经分开的数百个作业组又全部合并到了队里。可以说，从“张浩来信”到十一届四中全会这段时间正是农民最难受的时期，也是农村改革的低潮期。

马坊村农民的自发改革湮没无闻，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