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姑娘的喜悦

三、棉花姑娘的喜悦

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使得按劳分配的思潮得到抬头，为农村干部壮了胆，基层开始出现干部鼓励农民联产承包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三中全会后第一个秋收时节刚出现，就被我碰上了。按照行内人说，我是抓到一条鲜活的“大鱼”。

1979年9月30日下午，我正在章丘县绣惠公社路边饭店吃饭，有一个从平陵城公社来的司机说，今年黄桑院大队植棉的13个姑娘每个人分到70多元钱。我大为吃惊，要知道，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大队社员几乎都没有从队里得到过一分钱现金，一年竟然能分到70多元钱，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很难得到的新闻。

平陵城公社距离绣惠公社只有30里路。我与县委报道员陈玉先搭乘一辆过路运粮的拖拉机赶往平陵城。到时太阳已下山。我又从公社找了辆自行车，赶往姑娘们干活的地里采访。那是一块棉花长势旺盛的田野，人在里面看不到，大队长师振奎一声喊：都出来吧，天黑了，收工了。只见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从棉地里钻出来，扛着棉花包顺着狭窄的小道往回走，我倒退着走，抓拍了五六张照片。

路上，有个姑娘讲：“说不定还有场生死搏斗呢。”我听到后意识到后面还有料，就将众人聚集到队长家谈话，一探究竟。

原来黄桑院大队的13个姑娘与大队签订合同，承包70亩棉花，联产到组。一开始她们干劲十足，春天“五定一奖”作业组解散后，公社又恢复大寨评工记分法，这些姑娘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按过去计工方法，妇女劳力再强，一天也只能记8.5分。这时队长只好发话，说兑现的话还算数，姑娘们又生龙活虎起来。坐桃时棉铃虫猖獗，打药要天不亮带着露水下地。一个名叫李山珍的姑娘顶着繁星下地，天亮时已打了3遍药。喝过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也不休息，最后累晕在地里。眼看棉花要摘花了，寻思着姑娘们要拿钱，村里人眼红，开始出现反对意见，说13个姑娘能分百十块钱，岂不是造反！反对最激烈的是两种人：村里壮劳力与干部家属。干部家属平时不下地，还记着9分。大队会计说每个人扯件的确良小褂哄哄她们就中了，分钱的事儿哪能当真。姑娘们哭开了，可没有人理睬。

赶巧，公社分管棉花生产的书记正为明年种植万亩棉花任务落实不下去而着急，一听说黄桑院大队棉花种得好，像遇到救兵似的，马上跑到队里看，要求大队算出账来，第二天要把全公社的生产队长召集起来开现场会。在干部家属们撑腰下，大队会计顶着不办。公社书记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逼着会计算，会计磨磨蹭蹭，副队长、保管员也尽打岔，说不能这样算，不能那样算。书记看出他们是串起伙来成心糊弄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拍桌子，说，你们糊弄老百姓，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天亮就撤你们的职。不换思想就换人，能当干部的不只你们几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弯弯绕”了，直算了吧。不到一泡烟的功夫，数字就出来了，每人奖励现金140元，为减小阻力，先发73元，余下的到秋后决分时再补。

第二天上午，全公社的生产队长聚到了一起，村里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地来看分钱。书记的大嗓门响开了：“不是我抬举这十来个小妮子，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磨洋工不出产量，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靠什么养活家小？经过了春，经过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靠责任制，要包干到劳，联产计酬，没有这法不中。”书记句句话讲得掷地有声，听得整个会场一片肃静。

这13个姑娘当场领到现金，多的80多元，最少的也有67元。李山珍高兴得傻了似的跑到台上，问书记“这钱真是给俺的吧”。她活了15年，第一次手里拿到这么多钞票，竟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探明究竟，我立马赶回到分社汇报了此事，采编主任孙修纯认为这是带方向性的大问题，立即签发照片。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并列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棉花姑娘的喜悦》的照片，用了醒目的标题与全部文字说明。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落实分配政策的照片，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章丘县委书记举着这张报纸在全县大会上说，《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支持我们了，我们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今后没有实现联产到劳的一律照这样办，解散的要一律恢复起来。

后来我听说，这13个棉花姑娘一直把报纸藏在家中，一个叫李淑荣的姑娘还把报纸放在口袋里好几年。遇到有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她就把报纸拿出来示威。20年后，我重访时见她们仍然保留着这份报纸，说关键时候能镇邪，乡里人不敢找她们事。

《棉花姑娘的喜悦》是中国农村分配政策兑现最早的图片报道，后又为《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及其他国内27家大报采用，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获奖新闻作品。这则图片报道所揭示的黄桑村的一幕，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基层斗争的生动写照，从中可以看到早期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

这个报道在我个人新闻生涯中，可以说是一次突破，多年以后回望，我都把这个报道视为自己新闻生涯的转折点。从部队到新华社工作，我还保留着紧跟政策、按图索骥的采访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六十条》（《人民公社管理条例》），是整个中国农村工作的纲领，也是新闻界宣传农村工作的纲领。我把《六十条》单行本带在采访包里，随时翻看，一条一条对照着搞报道。乍暖还寒的中国现实，虽然混乱依然，但是新的变革已经显现。我所写的“大寨县”报道稿却被成批退回，退稿单上的一行字十分显眼：“政策不是图解，而是实际生活反映。”《棉花姑娘的喜悦》终于让我意识到，最富有生命力的新闻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来自文件精神或者是衙门的介绍。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蜕变，由眼睛朝上转为眼睛朝下，坚定地走上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