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翻身第二次解放

我投入到农村改革采访要感谢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成为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我刚到山东分社时，南振中也是跑农村的记者，年长我10岁。1977年到1981年的5年间，我们两人常一起下乡调研。南振中爱读书，采访作风深入而细腻，每一篇稿件都写得一丝不苟，特别是以小见大的表现方法，令其文章颇具说服力。他常常得到穆青的表扬，新华社也常抽调他到总社开农村报道座谈会。因此他对中央许多新精神知道得快，对上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动向了解得早。每次从北京回来，南振中常把记录本拿给我看，传达的基本上多是胡耀邦、穆青与杜润生这三个人的讲话。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引导了我调研的方向。我下的农村多，看的现场多，便经常把从农村带回来的故事讲给南振中听，与南振中一起分析。我们这种交流是“上得天光，下接地气”，搞起报道来，心里特别有底，几乎是“百发百中”。

1980年的秋收时节，是检验“包产到户”责任制实际效果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农村形势。

这一年10月17日，我取道德州来到夏津。出德州不远，便见到公路两边棉花竞相开放。到了夏津汽车站门口，映入眼帘的是望不到边的卖棉车，车挤着车，人挨着人。我抱着相机包从人群中朝前挪，常常要从棉花车上爬过去，粘得满身都是雪白的棉花。从汽车站到县委仅仅三里路，爬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上午，为了拍摄棉花丰收场面，我爬到收棉站30多米高的水塔顶上。棉叶枯黄，落了，留在杆上的都是雪白的棉花。展目四望，眼前简直是雪铺的大平原，土地被棉花盖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黄土。横贯东西的马路和伸向南北的六条大路，都被卖棉的车队排满，像六条银色的河流汇向县城。眼下的银山都是几天内拔地而起的，去年40天才收购50万斤，而前一天在一天之内竟达到70万斤。远处农民拉着地板车，用竹竿撑起一块白布，让风推着棉花车，像一只只小船在棉海里缓缓行驶。蓝天之下，尽是银白，场面极为壮观。

我望着这秋收图激动不已，忽然听见下面有喊声。我低头一看，是个戴白毛巾的老汉：“你多照几张，告诉党中央，俺农民翻身啦！”我招招手，表示听见了，内心也为农民这兴奋的情绪和飞扬的神采而高兴。

下了塔，一下被群众团团围住。有人问：“你是中央派来看俺大丰收的吧？你告诉党中央，俺日子好过了，不吃救济粮了，不给政府添麻烦了。”有个40岁左右的妇女手里拿着刚卖棉得的1419元钱的收据直擦眼泪。她指着身上缝有十几处补丁的衣服说：“这还是俺结婚时做的，二十多年没做新衣裳了。结婚时是一间房子，现在还是。打入社起，哪见过队里分过一个钱呢。俺没能耐，使孩子们受罪了，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着抬起缀满补丁的衣袖擦着泪，竟像孩子似的抽泣着。在场的群众很久没有说话。过了许久，一位老大爷才擦擦眼眶说：“政策早来两年就好了。”

当时，在鲁西北棉区到处传播着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没见过”、“没有过”、“没想到”，干部也以这些话对形势进行描述。一年之间，荒地变棉海，农民多年愁容变笑颜，是什么力量带来这人间奇迹？入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干脆起身，在夏津县招待所铺着青砖的院子里，来回踱步，想着白天的所见所闻，心想应该把乡下的情况如何向编辑部汇报，让编辑与他一起分享这欢乐。于是，我深夜在灯下给编辑部写了封长信：“不管城里人怎么说这件事，乡下人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推行农业责任制已经为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激变。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不能不为农村的情况而兴奋。任何一个人，如果到农民中来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子是走对了。农村大有希望，中国的发展前途也大有希望。”

后来，编辑部把我的信读了，还讨论过。我知道了，心里很高兴。编辑掌握着我们稿件的“生杀大权”，他们思想通了，我们在前方打仗的记者就更有勇气了，就更加有劲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