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朋友“王三万”

二、农民朋友“王三万”

1980年之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效益，同时也为推动党员干部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各级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向保守思想的最后堡垒发起进攻。

正当全国农村改革迅猛发展，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之时，国家农业领导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依旧对“包产到户”持质疑与抵制态度。万里副总理当时就质问农业部的领导：“你到底要做人民的敌人，还是人民的朋友？”我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县一级的领导坚决反对者是少数，但在大队与生产队两级中持消极态度的人并不少。我深为这种情况忧虑，脑子里自然就想对这方面有所报道。王本跃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王本跃，人称“王三万”，是高唐县梁村公社王庄大队的一名农民，也是农村承包责任制中先富起来的代表之一。农业学大寨时，王本跃每年出河工总是冲在最前面，是干部们青睐有加的一员虎将。1979年初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时，他却与全队唱起了反调，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要求成立集体组与联产到劳的小组对阵，看看到底是集体强，还是个人强。

王本跃组织了6户社员成立起一个集体组，自己担任组长，组员都是叔伯兄弟。刚开始，大伙心还比较齐，后来组员们下地干活开始变得懒散起来。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好亲自押阵带着劳力干活。年底一结算，联产到劳的小组，一个劳力分了好几百元，最多的分了2400元。王本跃的集体组一个劳力全年才分到15元，王本跃夫妻俩苦干一年，只分得30多元。

脾气倔强的王本跃不肯服输，决心在联产到劳上再比一比。1979年拔完棉花柴，他便和妻子一起下了地，借来两辆牛车，干了一个冬春，动了500多方土，硬是把12亩高低不平的碱洼地，整成平坦的丰产田。早春二月，天上还飘着小雪，夫妻俩便把裤脚一挽，开始选墒造地。这年秋天，他承包的23亩棉花，收了8700多斤籽棉。分配加超产奖，共得8100元，一跃成了王庄的“冒尖户”。1981年秋，王本跃交籽棉1万斤，收粮1万斤，收入超万元，人送外号“王三万”。

我第一次采访时，拍了“王三万”耕地的照片，发表后却反响寥寥。

1981年9月5日，我又来到高唐县王庄，这次恰好遇到县委书记翟瑞华带领大队书记们来开现场会。王庄是县委书记翟瑞华的据点，他通过“户学王本跃，队学小王庄”活动，来推动全县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工作。

现场会上，当王本跃说起县委、公社与大队干部对自己的帮助时，讲到动情处，这个1米86的汉子竟伸手擦起了眼泪，说：“党从来没有与农民心贴得这么紧过，干部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翟书记一年就到俺家二十次，帮俺出主意，想办法，从播种到秋收，掰着指头帮俺安排，留多少钱过日子，投多少发展生产，哪像个县太爷样，像个朋友，亲哥哥也不过有这么好哩。”听到王本跃的话，我心头为之一振。

“朋友”，多么真切地道出农民对干部的看法。从县太爷到朋友，党的形象变了。短短两年间，农民从一个真心帮他们落实责任制、脱贫致富的干部身上，重新认识了我们党，认识了重新回到人民心中的党。这是我们做多少工作也得不到的收益。过去我们让农民说党好，农民不说，现在没有叫他们说，农民自己说出来了。联想到几年前一次巧遇挖河队伍时见到农民反抗的情景，那时到处像铺满干柴，一点就着。仅仅过去几年时间，党群关系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是亲眼看到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心中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散会后，王本跃把翟书记拉到一边说，今年棉花多了，要排队几个小时才收，老百姓有意见。翟瑞华答应马上到棉花收购站解决卖棉难问题。此时王本跃的妻子正好装满一车棉花，随翟书记一起去棉花收购站。翟书记、王本跃二人与我都是老熟人了，收棉站也不远，他们就一路走，一路谈。路很窄，两人并排走也很拥挤。当时翟瑞华书记要王本跃放心，保证棉花能卖出去。看到他们两人表情特别亲切自然，我转身退到棉花地里抓拍了这张照片。

1981年10月9日，这幅照片由徐佑珠、王呈选编发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冒尖户王本跃和他的书记朋友》为题刊发了这条图片新闻。新闻刊出后引起广泛瞩目。穆青当天就提出表扬，新华社也发出通报表扬。短短一个月里，就有50多批人到高唐来参观学习。

后来村里有人和王本跃开玩笑，说：“你的照片上了报，当心成为王庄的姜冒富（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中的一个农民形象），说不定李锦也像那个城里来的记者，到时整你。”王本跃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会的，老李是个老实人，翟书记是俺的书记朋友，老李是俺的记者朋友，咋会整我喃，俺信得过他。”

从1979年冬天我第一次到王本跃家，到1983年春节，五年间我去高唐王庄13次。每次都到王本跃家去，去时从济南带着点心给王本跃的老母亲，像走亲戚似的，晚上就住在王本跃家。坐在炕上与老大娘从老母鸡到小外孙拉起，一拉半个小时不动身，从老人絮絮叨叨的诉说里，了解农民喜欢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经过我的多次宣传，王三万成了北京报纸上的名人。当时，“万元户”好像是我的专利，到北京后，老编辑们与我见面拉呱，总是问“万元户”有什么变化。《人民日报》夜班编辑保育钧在正月初一值夜班时，问起王三万家有什么新鲜事，我当场便说出十几件新事。保育钧说：“你写出来吧，写十件新事。”当时刚开始十大新闻，也算赶个时髦，我趴在保育钧的办公桌上当即写出《王三万家的经济与政治》，当即上版，第二天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