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惊心动魄的风波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刘德顺有2个儿子、6个孙子,可是好几年没有喝过儿孙的酒了。大年三十,我从小卖部刘立海家买来一扎白酒。刘立海心想,李哥在这里没亲没故的,给谁买酒?好奇的他悄悄跟在我后面,看着我拎着白酒进了他爷爷刘德顺的院门。刘立海撒腿就往回跑,当即把家中肉和油带到爷爷家,吆喝着兄弟几个给爷爷送年礼。此事在九间棚村激起一连串涟漪,带动了家家给老人送年礼的风气,都孝敬老人了。
李敬堂记录下了我在九间棚调查研究的情形:
李锦从柴米油盐问起,捡老百姓最关心的问。村里谁有重病,谁家日子过不下去,谁最能吃苦,他总找这些人家去交朋友。他不要干部陪同,就一个人走家串户走访。山里常停电,村里一片黑,他就披着黄大衣,打着手电筒,摸着陡峭的山路走访。有时,在老乡家一边吃饭,一边拉呱,一顿饭吃了四个小时。
李锦比支书刘嘉坤大两岁,他就顺着刘嘉坤辈份,称呼山里人“大爷”、“大叔”、“婶子”,人家喊他“大哥”、“大兄弟”,孩子们称他“李大爷”。
怕为村里添麻烦,他说自己爱吃地瓜、小米粥和辣椒咸菜。村里为他做的肉和鸡蛋,他一筷子也不动,只好按他说的办。他连吃三天地瓜,不消化,腹泻不止,一夜出门七、八次,没有力气,就扶着墙走,回到宿舍满身是汗。就是这样,他不让改善生活,每天光喝小米粥,吃咸菜,却一天承担14个小时的采访。
调查核实情况,李锦非常认真,不仅走遍了全村,而且连每个工程险要的地方都亲自看了,村里收入开支及投工情况都是李锦一笔一划算出来的。他爬遍了龙顶山所有山头,连对面天宝山南大顶也爬上去了。走的时候,裤子被划破了,露出皮肉,他自己用白线缝了几针,凑合着穿。皮鞋掉了跟,走起来一高一低。眼镜片被悬崖碰碎了,就用胶布撕成小条条粘起来。
这段文字后来发表在全国记协的《纪事》刊物上,所描述的其实还并不是最为艰苦的情况。因为气温骤降,我病倒在山顶,腹泻不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整整腹泻8天,最多一天拉肚20次。也不能吃油性东西,天天喝小米稀饭,吃咸菜,身体极度虚弱。有天夜里从厕所里回来,站不住,两眼冒金星,竟晕倒在山坡上。半夜里,被冷风吹醒,站不起来,我就咬紧牙从山坡上一点一点地往回爬,爬回住处,身上衬衣都被汗湿透了,直冒热气。最困难的时候,我拄着一根棍子硬撑着身子,披着黄大衣,在村里转悠,敲开一家家的门。
我终于撑不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大爷大娘们送来花生、鸡蛋、面条与咸菜。有个叫刘德香的老党员看到我来时带着一包书,有《列宁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和北京风波前后的报纸剪贴本,摆满了桌子。老人看着这一大堆书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村里人不知道新华社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我是新华书店卖书在此落难的人。我忙说,“大爷,村里人嫌弃俺啦?”刘德香说,“哪里的话?俺是心疼你呀。”老人带来大葱、煎饼、花生,走时抹了眼泪。
就这样,我一直蹲在这个村半个月没有动身。
在九间棚村调查时,我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辈份和亲戚关系列出了几大支,画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就连每家几头猪、几只羊也记录在案。然后按经济实力、劳动态度、致富能力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村里这几年办了几件大事,爆发什么矛盾,看看党员干部在哪一支里,发挥作用怎样。这种基本分析使我能准确地作政治与经济分析,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这时,呈现在我面前的九间棚,已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甚至带着火药味的戏剧。
“大洼风波”是村民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是我与村民张如意、刘加华在一起猜火柴喝酒时听到的线索,我再三追问才知道了前因后果。“大洼风波”的主人公是农民刘加五,住在我隔壁。我找到刘加五,看到自己的底细已经被我摸透,刘加五索性把跟干部斗争的过程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我把前后经过完整地写在了调查报告中:
九间棚村的干部和党员也有被群众误解的时候,“大洼风波”就是令人心惊的一幕。这发生在正修建山上输水渠道的1987年夏天。
当时,山上的3个蓄水池都干得底朝天,10万株雪花梨苗被旱死9万株,输水工程急需一台水泵和大口径塑料管,村里派党支部委员和会计赶往淄博市采购。他俩出去十多天,还没有回来,全村人都急坏了。有人怀疑说:“没准在城里吃喝玩乐,把大伙的血汗钱给花了!”不想,这话被一个叫刘加五的青年听到了,他是平时不肯下力气干苦活但敢闯纰漏的人,全村人都叫他“癞五子”。
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上工后,“癞五子”坐在炮眼上,向大家喊开了:“咱们在家拼死干活,党员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这日子还有啥奔头,不如死了痛快!”这时,导火索已被点燃,正嗤嗤冒烟,他坐在炮眼上一动也不动地等死,吓得人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他从炮眼上拖了下来,按倒在地,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不过,他还爬在地上不起来,一个劲地狂喊哭闹,煽动人们“罢工”、“和干部展开斗争”!这可把大伙的心绪都搞乱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真的不干活了,交头接耳地议论。党支部临时决定把劳力都集中到大洼工地“整顿”。
就在这天夜里,买塑料管的党支部委员和会计回来了,委屈得搂着刘嘉坤的肩头哭出了声。原来,他俩把济南的九家塑料厂都跑遍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现货,急得他们认准塑料一厂苦苦哀求,厂领导得知他们来自革命老区,严重干旱已使群众吃水困难,当即同意给他们现加工,让他们等几天提货。这时,他俩才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小旅社住了下来,每人每天床费为6角钱。而在这之前,他俩一直没有住宿,夜晚都是在火车站的屋檐下度过的。外出的十天里,他们仅买过一块咸萝卜头,啃馒头时就掏出来撕一丁点放在嘴里嚼嚼。提到货后,他俩随即雇了一辆卡车,把水泵也一并装上就匆匆往回赶。这时,口袋里一共只剩下7元2角钱,也分两次买冰糕给司机吃了。当天黑车子开到九间棚山下的一个亲戚家门口把货卸下来后,他俩都昏了过去。这时,司机才知道,这两位被他误认为小气的硬汉子,还是前一天中午啃了点干馒头。
第二天,刘嘉坤在大洼工地上召开的村民大会,把情况如实向大家介绍后,很多群众感动得掉下泪。一些老人指着“癞五子”的鼻子一个劲地教训他,“你看看人家干部和党员……”。
炸药的“检验”,使全村人更坚定了对干部和党员的信赖,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挺过困难时期,不少人家当晚就派人下山请亲戚上山增援。“癞五子”夫妻俩一夜没合眼,分头从山下亲戚家请来了9位壮劳力。第二天一早,村干部们到工地时大吃一惊,工地上干活的人数已猛增到140多人,比风波前增加了一倍。
惊心动魄!从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极不信任,到党群一心,生死与共,众志成城,一场“大洼风波”反映出九间棚党组织使人心由面临涣散到凝聚的过程,表现出党群关系由水火关系到鱼水关系的转变。一个小山村的惊险一幕,不正是整个中国局势的缩影?北京政治风波中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共产党队伍腐败现象的意见,那种激烈对抗的场面,千钧一发的瞬间,似乎在九间棚“大洼风波”中都有着折射和反映。
这时候,我不仅感觉已经号准中国政局陷入困境的脉搏,而且已经找到打通脉络的“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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