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祝贺

二、来自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祝贺

我们一行前前后后到甲日乡调查了6次。每次回拉萨，每当过了曲水大桥，顺着拉萨河拐几个弯，远远见到耸立在山上的红色的布达拉宫，索朗便喊“到家了”，而司机嘎玛便唱起“回到拉萨”。从甲日乡回来，身上痒痒的，一摸一个瘙子。脱下衣服来一看，黑黑的三四个瘙子。手指甲一按，噗嗤一声响，很清脆。我只得把所有衣服都脱下来，在锅里煮。

写好调查，我先提供给区党委陈奎元书记。那天，我列席区党委常委会，坐在会场最后一排很不起眼的角落。陈奎元书记并不知道我在场，也不认识我。他介绍说，最近来了位很有水平的新华分社社长，他的长篇调查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提出带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深思，你们可以看一看。

话音刚落，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汉昌便对陈奎元说，李社长就在这里。陈奎元听后，招招手把我请到前面，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几个月了，也不吭声，一来就下乡调查，我也没能见到你。你的调查报告写得很有深度，为我们区党委理清了思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要谢谢你。”说罢当场把区党委常委一一介绍给我认识，与热地、郭金龙、巴桑等人一一握手。握手时，陈奎元说：“李锦同志刚来，不熟悉，大家要帮助他”。又对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说。”

陈书记又吩咐李立国秘书长将我的调查报告复印一下，每个常委发一份。接着，陈奎元再次说：“这个调查写得扎实，很有水平。西藏问题比较复杂，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党委为什么这么抓，抓得对不对，这个典型回答了问题，想得深透，指导意义很强。也帮我们区党委理清了思路，常委都要学习一遍。”

调查报告以内参形式发往中央高层。胡锦涛曾在西藏执政四年，西藏的政治局势与矛盾冲突，他比其他领导人有更深刻的体会。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飞机上听我汇报九间棚情况时，曾说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寄给他。当时，我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胡锦涛同志正在江苏视察，还担心他看不到这份调查报告。

11月13日清晨，尚在睡梦中的我被电话铃声叫醒，拿起话筒，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德州口音：“李锦吗？我是组织部张全景啊。伙计，一炮打响啊，祝贺你！”中组部张全景部长告诉我，胡锦涛同志对于我所写的调查报告作了较长批示。胡锦涛认为：“甲日乡的经验很好，要认真总结推广。如果西藏所有的乡都像甲日乡这样做，反分裂斗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西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就会大有希望。”张部长说，中组部下一步也要组织宣传，张全景原是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抓九间棚典型时认识的。他认为甲日乡典型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新鲜经验，是九间棚之后党建的好典型。张全景让我回来时找他一下，他会安排组织局局长李景田抓一下此事，随后又嘱托我替他向陈奎元、郭金龙等人问好，并说一定要让他们重视这一典型，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当天下午，我又接到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打来的电话，他也对“甲日道路”的一炮打响表示了祝贺。张全景与南振中两位领导都是从山东走出去的，对我熟悉。现在两位领导都不约而同地用“一炮打响”来形容，让我感到既欣慰又激动。

在胡锦涛同志作出批示之后，我决意把这一成果迅速转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给郭金龙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宣传推广甲日乡典型的8条措施。在西藏推行典型有一定难度，主要是人才缺乏，按照我的策划，写材料的任务相当大，但上述建议郭金龙书记最后竟全部采纳，并责成区党委组织部召开协调会一条条落实。写完这封信后，我随即赶赴甲日乡，想进一步进行调研，加大宣传力度。然而此时索朗旺堆县长却不同意宣传，他认为“一江两河”工程已经开展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做很好总结，为什么这次要从党建角度总结，他感到不理解。

在组织部召开的协调会上，有些人唱起了反调。有人认为其他地方比甲日乡好，甲日乡尽管近几年有发展，但仍旧很穷。把甲日乡树立为典型而大加宣传，是丢人现眼。不断的质疑与诘问使得会议气氛有点紧张。

这次会实际上是落实郭金龙书记提出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我建议的。主持会议的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昂强巴开始感到会议气氛难以扭转，觉得顶不住了。给我写了一个字条递过来，上面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我心想，讲什么道理也没有用，胡锦涛、陈奎元、郭金龙等领导都有明确态度，这是中央高层批示下来的典型，要按照上层指示办。我于是回了一张字条，上写“按中央领导说的办，这是一个落实的会议”。昂强巴马上扭转主题，说中央与区党委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落实。昂强巴部长把我推到前台来，我口气似乎很轻松地说出事情该怎么落实。难办的事多是写文章写材料，我总说这个由我们来。大家对我这个北京调来的文人有什么背景也不了解，见我大包大揽，便也不再说什么。会议当即决定，在甲日乡召开西藏农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

随同我调查的央珍与索朗一直在外面等候，看到散会，马上围上来。我只说了一句“胜利了”，便觉头晕，站立不稳。当时天气寒冷，会议又开得紧张，缺氧让我的身体压力剧增。索朗扶住我，连声劝告“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与央珍把我扶上车。

这次会议决定在《西藏日报》公开登载基层党支部与寺庙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情况，很多内幕一下子被揭开。这是西藏报纸上第一次公开报道分裂势力在基层复辟的活动，而且写得具体，审稿过程复杂而艰难……

1996年12月的一个深夜，在长篇通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发表的晚上，我与索朗、央珍在西藏日报社看完最后一遍校对稿，直到稿件送到印刷厂要开机印刷时，才返回朵森格路西的新华分社。那时已是深夜一点，印刷厂搞校对的汉族老师傅提醒我说，这个稿子不能署真名，他们要暗杀，在西藏这个地方不能太认真。

走在清冷的夜色中，我想着印刷厂师傅说的话，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寒栗。我对两个年轻记者说：“你们得有思想准备，这是第一次公开把基层党组织与寺庙中分裂势力的斗争捅开，会引起社会震动，防止那边派来的人盯梢暗杀，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我是内地人，迟早要走的，你们年轻，是当地人，要注意安全，晚上不要出门了。”

央珍过去说自己是属兔的，素来胆小，此时却说道，“老李，我们不怕。”

索朗也坚定地说：“死了也是烈士。”

久久的沉默之后，索朗又说：“老李，你署上我的名吧，把我的名署在你前面。他们要暗杀，先砍我的头”。

深夜里，这句话是那么清晰，铿锵有力。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月光照在朵森格路的石板上，看到自己长长的身影。这时候已是深夜一点多了，四周一片沉寂，只有我们三人走在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清脆又有几分沉重。我面对两个勇敢的农奴后代，不禁愣住了，一股热浪不由得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