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潜入拉萨

因为西藏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新华社西藏分社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以对外报道为主的分社”，一直坚持“内外并重，侧重对外”的报道方针，在国际舆论的引导与斗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我就同美国反华议员沃尔夫展开了一场被国务院外宣办认为是“西藏经验”的国际舆论之战。这是我新闻生涯中参与对外报道最有影响的一仗，也算为我国对外报道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西藏问题一直是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翻身农奴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反动势力就散布“西藏发生了人间悲剧”。40年过去了，这种诬蔑与攻击并没有停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达赖势力的猖獗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弗兰克·沃尔夫便是反华势力中较为活跃的一员。

弗兰克·沃尔夫是美国老牌反华议员，长期在所谓的宗教、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以他为代表的反华势力歪曲历史，制造争端，多次在美国国会起事。由于沃尔夫的“成功”表演，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

1997年，在沃尔夫牵头下，美国反华势力纠合100多名发起者向众议院提出1685号议案，即《1997年摆脱宗教迫害法》，将矛头对准中国。为了组织这次活动，沃尔夫搞了一次所谓的“调查研究”。那年8月9日至13日，他以旅游为名潜入拉萨，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找到很多“内线”，掌握了一些所谓西藏问题的材料。当时，拉萨市区危房正在拆迁，有部分居民有意见，有的因犯罪被关在看守所，沃尔夫专门找到这些“不满者”的家属，日夜不停地搜集材料。

回到美国后的8月20日下午，沃尔夫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这次所谓的“地狱旅行”，抓住人权、宗教等问题大做文章，说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大规模逮捕与残酷镇压”、“近二十年汉人屠杀了100万藏人”，“被压制的人民在不可言喻的野蛮条件下生活”，“人文方面一点点也没有进展”，“人民在受苦受难，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离开中国”，“西藏正在消失”，煽动西方世界干预，“拯救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文化”。

因为沃尔夫是美国众议院中的反华领袖人物，他的出面具有很大影响力。8月22日，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法新社发出美国华盛顿的一篇报道《美国议员警告说，中国在“吞并”西藏》，接着路透社从华盛顿播发《美国国务院支持国会议员关于西藏的言论》等报道。一时间，西方舆论界推波助澜，反华恶浪骤起。

8月22日，新华社对外部政治文化编辑室编辑李希光从网上得知美国动态，立即向对外部报告。副社长高秋福、副总编马胜荣同意对外部立即反击的意见，指示由对外部记者在北京采访，同时通知西藏分社在西藏组织采访。

那天晚上10点，我接到对外部副主任李志高的电话后，认为美国国会内反华势力就西藏问题屡屡对我政府发难，作为西藏分社，守土有责。驻藏记者，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应把报道着力点定在事实“揭批”上。我立即组织分社对外采访室、政文采访室两支队伍全力投入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从“红机子”打电话给西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李立国，报告情况并提出报道设想，请求协调。李立国说热地书记刚从内地回来，自己正准备去机场接他。我决定兵分三路，马上采访。我与对外采访室主任多穷赶赴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家中。

热地刚进家门，连口水也没喝，李立国秘书长与我马上跟进。李立国让我先汇报，我汇报了情况，也表示道歉，热地书记说“特事特办”。这时他还不知道沃尔夫在华盛顿的发难，但是态度非常鲜明，他说西藏人民最有发言权。我把沃尔夫诬蔑西藏的言论简单说了一下，提出几个问题。热地书记说，“这个美国人讲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都是达赖讲的嘛。”

从热地家回来后，我与多穷便迅速投入到写作中。从热地的谈话中抽出“西藏人民最有发言权”几个字为标题，稿件1990字，很快发往北京，编辑部一字未删，全文发出。这篇稿件观点鲜明，把具体事实摆在公众面前。对于“到底谁对西藏问题最有发言权？”“汉人在西藏究竟有多少？他们都在干什么？”“西藏宗教信仰有没有自由？”“西藏文化有没有得到尊重与保护？”等问题都一一作了阐述。

很快，稿件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路透社、法新社都转发了报道。接着美国的《侨报》、《世界日报》、菲律宾的《商报》、香港的《明报》、《商报》以及泰国的《中华日报》都刊登了文章，新华社报道以最快速度与美国的主流舆论交上了锋。美国人没想到，中国人在第二天便发来批驳的稿件。中国人也没想到，美国最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居然刊发中国人写的稿件，实在因为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太出新闻了。

与此同时，我从政治上、内容上、业务技巧上与报道规模上进行分析，开始酝酿一个大的作战计划，决心把这场遭遇战打成一个运动战。

1997年5月，我曾专门去北京向新华社秘书长蔡名照汇报西藏困难，要求重新启动援藏工作。

蔡名照对西藏工作非常关心，询问西藏分社还有什么困难，说各部门都会优先考虑。我提出办公楼扩建、职工住宅楼建设与建立林芝记者站的三项工程。蔡名照当场答复都可以办。我把已经写好的报告拿出来，蔡名照一项一项都帮助解决了。新华社的援藏工作停了多年后在蔡名照安排下也重新开始了。

于是总社从上海、江苏、浙江与国内部、对外部调来赵承、赵新彬、朱仲良、石永红、潘海平等一批援藏记者。这批人水平整齐，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得我雄心大发，决心形成一次对外宣传的“突破”。

我首先从沃尔夫的讲话中对沃尔夫本人做了一个深入了解。在通过特殊渠道以最快速度拿到沃尔夫在美国国会讲话内容后，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在一旁写满了批注。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发给参加报道的每个记者，让大家大体了解这个人的能量、动机、活动方法、思维特征与传播途径，对他的影响圈、议题、发难的时机、目的、阵地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仅用一个小时，便迅速拿出了全面的作战部署，确定了作战思路。

8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沃尔夫所谓的“西藏见闻”发表评论说，沃尔夫众议员戴着有色眼镜，无视西藏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对中国肆意进行诋毁，这种行径是可悲的，也是不会得逞的。紧接着，新华社铺天盖地的发稿便跟了上来。

自此开始，这场国际舆论斗争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从那年8月一直持续到寒冬。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8月27日，欧洲议会副议长海默夫人来到西藏。我认为这是以西方人之嘴堵西方人之口的最好时机。海默夫人到西藏，提出到西藏监狱去参观，我便与多穷一起去西藏监狱，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海默夫人在访问中说“百闻不如一见”、“这里的监狱管理科学、合理，看到的与听说的不一样”。我特地问了一下翻译，她是否说了“百闻不如一见”，翻译说是这个意思，这个女议长也朝我点了点头。之后，我在报道中如实写了进去。当晚，我便以此为题发了稿件，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转播。

当报道为《欧洲时报》等西方媒体传播后，海默夫人已离开拉萨，到了尼泊尔。面对西方舆论压力，她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意识到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将使西方政治家可能扮演多变的角色，于是便去找在场向她提出问题并且亲自听到她讲话的监狱长，再次向编辑部提供稿件。后来，我从陈奎元书记那里得知，这位副议长后来又转变了态度，在会上讲“西方最好再也不要干预中国的内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