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当支书

2001年，党的政治制度建设成为改革的一大焦点。

仅仅20多年的时间，日异月殊，恍若隔世。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令世人惊奇不已。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血脉贲张的事实。进入新世纪，整个世界都在重新想象中国。而在剑舞笙歌、昂扬抖擞的步伐中，中国、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加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包括要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以外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讲话发表后，国内外掀起对中囯共产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走向何方的激烈争论。一时间，许多人对于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是否破坏了党的章程，甚至对于共产党究竟代表谁这种根本性的问题都产生了诸多疑义。

从西藏回来后，领导曾提出过让我到云南分社当社长，可是我觉得自己对山东熟悉，在山东更能拿出成果来。已经50岁的人，也不想再出去了。在山东分社担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行政职务时，我更感兴趣的仍然是党和国家重大难题的研究，看到“七一讲话”后，我敏锐地感觉到党的建设历史上的两个重大突破即将到来：一个是党的群众基础与影响力问题；一个是党的组织建设与创造力问题。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自己一直跟踪调查的兴福镇，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感。

7年前，我曾在调研基地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官厂村发现一条令人振奋的新闻。那里的农民出于脱贫致富的愿望，把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建筑公司经理王树学选举为村委主任。因为王树学个人财产过百万，镇上不敢答应群众的要求。于是40多名农民签名捺印，请愿12次，一个70岁的老汉甚至在党委书记面前长跪不起。最后王树学被获准任命为村委主任。我意识到，这是中国农民继凤阳小岗村要求温饱的契约壮举后在政治领域的又一创举。在这组4篇的调查专题文章中我曾写道，“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一笔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必将在21世纪初发挥巨大作用”。我当面向镇党委书记建议发展王树学入党。后来，我又向滨州市委书记王道玉建议授予王树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我专门找到带头请愿并跪倒在地的老党员李本庆去调查核实，先后到官厂村去了6次，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报告文学《请村长》。

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测，是因为职业习惯让我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眼前的事。世纪之交，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这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情况很复杂，原因也很多。从政党与其阶级基础和群众的关系来考察，有的是失去了自己原有阶级和群众基础的支持，有的是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对于新阶层的认识，与我的一次外访不无关系。两年前的一次俄罗斯之行曾带给我强烈的思想冲击。1988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到俄罗斯访问之前，新华社组织了一个采访组到俄罗斯实地调查，为领导人提供第一手材料。时任西藏分社副社长的我与新华社副总编俱孟军、河南分社社长赵德润、新疆分社社长冯诚、黑龙江分社社长解国记、内蒙古分社总编辑王增海等人一起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再到鞑靼共和国，接触了从共和国总统、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到贫穷的农民，还有一批被称为新型资本家的前苏共干部。有两个镜头给我强烈的刺激。一个是11月7日的500万人大游行；另一个是苏共干部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过去写着“沿着列宁主义的方向前进”标语的地方，现在赫然写着“向着资本主义奋勇前进”。

回到莫斯科，我们一行采访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久加诺夫当时正在组织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谁来替代叶利钦来领导俄国，世界瞩目。然而当时俄共经费非常紧张，久加诺夫代表穷人的党的纲领使得路子越来越窄，选票也越来越低。为什么只有穷人拥护共产党，而富人纷纷倒向资本主义？为什么俄共变成穷人的党，而没有适应形势变化，适时吸纳富人入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让我陷入思考之中。

由俄共的历史命运，我联想到中国：

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在复杂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与此相联系，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巩固和壮大党的队伍，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保障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我认定，必须要把富裕阶层团结过来，这涉及到对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特征的认识问题。20年前，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转变问题，但是没有来得及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特征问题。

找到兴福镇与“七一讲话”的联系，兴奋难抑的我立即打电话给兴福镇的朋友赵秀民，从电话中得知我曾经采访的一批百万元户中已有24人担任党支部书记，我的神经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立刻带着对外采访部主任董学清一起，由当年的通讯员王际灵带领，找到老朋友王树学等一一叙谈。我发现变化已进入深层次，再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这种现象的。兴福镇群众的实践为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也将我推到思想解放的前沿。我意识到，江总书记此时提出的这一重大主题，已被兴福镇人民的实践所回答与证明。市委书记王宗廉、市长孙德汉对我的调研大为支持，县委书记胡秉山与我妻子是党校同学，他安排刚刚上任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国华陪同我调研。

近几年来，博兴县委与兴福镇党委提倡“不以财产多少，而以思想好孬”为标准，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得这批百万元户中的24人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们带领群众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促使兴福镇经济收入每年以28%的平均速度持续增长。他们的成功实践，冲破了以财产衡量入党的思想藩蓠，摸索出一条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创造力的道路。

兴福镇有党员1193人，从1990年以来新入党的有270人，其中新入党的党员75%以上是当地被称为大户的富翁。这些人几乎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闯荡市场中迅速致富的。官厂村百万富翁王树学入党当支部书记的消息，如巨石投水，在兴福镇引起了巨大反响。接着，出现了赵村请王志华、西秦村请郑吾昆、东秦村请秦国明、福旺村请李志云回村当党支部书记的事。请百万富翁当村支部书记，成了兴福镇群众自发的请愿潮流。

林国华向我介绍，兴福镇农民请百万富翁回村当支部书记的举动，在当地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老党员写信告到县、地、省，直接质问：让新财主入党、当家，共产党成了富人的天下。无产阶级丧失领导地位，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也有人反驳：有产者为什么不能入党？不少人认为，这些大户是在市场经济中涌现出的新人，懂经营、会管理、办法多、能力强。他们入党会为党带来新鲜血液，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素质，特别是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将为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县委当时没有表态。一些文件中关于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提法，阻碍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然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那就是这些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大户，都以显著的政绩，换得村民们的信任与拥戴。兴福镇在近十年来，社会生产总值由5900万元增加到13.2亿元，财政收入由负债增加到1447万元，利税由980万元增加到1.4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由750元猛增到3688元。所有的重要经济指标都在十年间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兴福镇的变化离不开这些新党支部书记。相比之下，这些大户担当支书的村庄都比其他村庄经济总量高出数倍。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依靠权力致富，而是靠辛勤劳动致富的。有了权力后，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这是一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我把从群众中调研的结果给新华社常务副总编辑何平写了一封一万八千字的长信。

何平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那年我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何平刚当记者便负责采访团中央，我们认识较早。这封信，我结合时代变迁，对兴福镇新阶层入党进行了分析：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兴福镇涌现出的新一代青年企业家便是他们中优秀而成熟的代表。这就对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些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动中出现的新变化、形成的新社会阶层，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具体地说，是应该把他们吸引和凝聚在党的周围，还是把他们推到党的对立面？能不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党的发展，对于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实在太大了。”

将新阶层纳入到党组织内，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质疑。有人认为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判断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我简要而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党是根据一定的理论和纲领而奋斗的阶级组织。因此，阶级出身、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标准，一切接受党的理论和纲领，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人，都应该吸收到党内来。”

我的以思想为标准而不是以财富为标准的看法后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思想建党论，遭到猛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