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书记的指示

我的调研报道有两个规律，大体上是一年搞企业调研，一年搞农村调研，一年搞党建与精神文明调研，五年内完成一个循环，基本与党的中央全会精神相吻合。而在2005年这一年，我便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查研究，分别涉及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村发展。

一个是和谐社会建设。当时，东营市委书记石军邀请我去东营调查东营市与胜利油田的关系。我从“工农关系、油地关系与贫富关系”三方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石军是经济理论基础很扎实、概括能力很强，也常有精辟见解的领导干部，他在省经委当副主任时就负责理论研究工作，90年代总结出“改革、改组、改造”的“三改一加强”的现代企业管理思路，一时风靡全国。他出过书，获得过社会科学研究奖。在调查时，石军提出“用老板的钱发展经济，用政府的钱搞好民生”的口头禅，强调政企分开的思路。我很佩服他的概括能力，据此写出题目为《一个市委书记的“土话”》调查报告，作为内参上送。这一次，我和董学清的和谐社会建设调查报告发到新华总社第三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中央党校讲话，专门讲了和谐社会建设。编辑徐江善十分惊讶，开玩笑说：“你老李总是早走一步，总是提前几天稿子来了，然后总书记便讲话了，鼻子太灵了。”那一次，新华社发了4篇内参，回良玉、王乐泉、张高丽等领导对稿件都做了批示。

第二个便是农村合作经济。进行农村合作经济方面的调研，是我在充分学习胡总书记的指示后进行的，这也是我在新华社期间在内部报道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组长篇调查报告，一组四篇，一万两千余字。新华社提倡写短文章，每篇内参稿件不超过2200字。许多记者终其一生也没发过成组的内参调查，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发出一组一万余字的内参调查。这种情况在新华社实属凤毛麟角。

2004年7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白立忱在呈报赴法国、荷兰考察合作社形成的《考察报告》时，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胡锦涛作出批示：“家宝并良玉同志：请予研究、并注意总结国内的经验。”之后，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相继作了重要批示。

胡锦涛批示后，全国供销总社党组书记周声涛想方设法落实总书记的批示，找了许多人研究，但一直没有形成权威的报告。这时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白志刚到总社汇报，说新华分社的李锦是农村问题的调研专家，准备请他调研。周声涛听后很高兴，约我到北京细谈。当时供销社正在装修，机关搬到左家庄，两人虽初次见面，却相谈甚洽。周声涛已经从网上看到了许多我写的调查报告，他说，“这是总书记交下来的任务，要求总结国内经验。我们缺少有水平的调研高手，总书记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得完成啊，压力很大”。

从总体上看，近10年来，农村问题缺乏探索性成果。尽管连续发了几个“一号文件”，但农村问题始终进展甚微。我认为，追根溯源，是过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延缓了“三农”问题解决的脚步。在就这一问题接受采访时，我说：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通盘考虑，统筹兼顾，要找准突破点，找准关键。我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最根本的还是实现农业产业化，让农民自觉地走向市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这是治本之举。

“三农”问题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了这点，才诞生了两个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市场化改革是农村改革的主题、发展的根本，市场化应当是推行各项政策措施的一个总体目标。

我想起17年前的一幕。1987年5月，我途经湖北省大别山区的罗田县白莲河镇。当时我冒雨往武汉方向走，路过镇蚕茧站时看到上百位农民在雨中等待收购。而把关收蚕站大门的镇长不仅不收购，还训斥群众。经过了解，我得知这里的乡镇控制蚕茧收购权，禁止丝绸公司收购的同时也不让蚕茧贩子进入蚕茧收购区。然而当时因为连日阴雨，收购太多，烘干不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为了降低损失，他们就不收农民的蚕茧，把损失转嫁到农民身上。

我在现场拍的三张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批示要求处理好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刚刚萌芽之时，虽然已过去十几年，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

为了落实胡总书记总结“国内经验”的指示，我决定在山东范围内调查一下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状况，为党和国家寻找解决农村的思路。90年代开始，我便注意带年轻人，每次大的调研总是带一两个年轻人，对他们言传身教。这次，我找了山东分社内参编辑部的年轻记者王汝堂做助手。白立忱听说我要搞专题调研，还请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肖万钧专程到山东来协助调研。

在与周声涛书记叙谈时，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供销总社改成中国农村合作总社，像党的农村工作部一样，提高农村合作组织地位，挽救不死不活的供销社。这个设想，引起了供销总社的极大兴趣。他们也希望我把这件事朝上推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