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毕业到宁夏

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国家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也就是这个时候，1954年，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王庆同在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

南京市第六中学的前身之一，是陶行知先生和其他热心安徽教育的人士，于1923年筹办的私立安徽中学，原名安徽公学。陶行知先生编了一首《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他用大字书写，贴在会客室和大礼堂里，使师生都受到启发。安徽中学以实为校训，校徽就是一个艺术字：实。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复校，1946年陶行知先生逝世，1949年南京解放不到一周，学校即复课。1951年安徽中学与原南京六中合并，王庆同的初中就是在刚合并的南京市六中上的。安徽中学的一些传统他还可以感受到，譬如大礼堂当时就叫行知馆，馆里还有陶行知先生的画像。他的那句“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还能从原安徽中学的老师嘴里听到。王庆同以优异成绩初中毕业升入本校的高中学习。

高中毕业那年王庆同18岁，风华正茂，是毕业班的班长，班长当然要服从国家的需求，应该报大学的理科工科。然而他比较任性或叫率性。他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居然报了文科。这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他不理会非议，认为文科也是国家的需要。也许这已经预示他的个性不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安定吉祥。

这年7月底，报纸上公布了高考录取名单。他非常自信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本科的名录里找自己的名字，果然有王庆同三个字，他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被录取。8月，他一个人提着行李在南京下关上火车北上，奔赴心中的美好之地——北京大学。

没有人送没有人接，全靠自己在未名湖畔安排好住宿，买好饭票，熟悉环境，结交朋友。学校里名师荟萃，杨晦、游国恩、杨伯峻、王瑶、吴组湘、高名凯、季镇淮、罗列、甘惜分、方汉奇、林焘等轮番上课，王庆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和高质量的人生感悟及风度的乳汁。一二年级共计有十四门考试课，五分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他的成绩十三门优，一门良；二十一门考查课只分及格和不及格，他的成绩全部及格。二年级下学期党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王庆同兴致勃勃地制定规划，决心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对祖国有用的人。

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品尝爱情，严格地说是他在追一位女生，就是这样他仍然感到幸福。

他同时追求进步，向班支部递了入党申请书，被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他同时被选为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并介绍别人成功入团。他所在的班三十多人包括他在内只有三个人是应届毕业生，年龄都较小，其余都是调干生，即已经参加工作然后考入大学的，年龄相对较大。鉴于新闻专业的特殊性，调干生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专业。在这样的班里他在学习上、政治上都算是骨干，第一学年就评上校级的三好学生。

王庆同沉浸在兴奋之中，成天乐呵呵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王庆同个人的情绪甚至命运转折的萌芽，出现在大学三四年级。

学校为新闻专业每个学生宿舍订了《人民日报》，这是学校对新闻专业学生的特别照顾，他从报纸上读到这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公开发表的文件。他读报特别认真细致，当时是作为优点被肯定的。

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通过了批准政治报告的决议和新党章。

这些文件谈到：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

这些论述十分精辟，很对王庆同的口味，当时班会团组织生活会上都反复学习，有些提法，晚年的王庆同甚至还能背出来。

此前7个月，即1956年2月25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英国的一份报，可能是《泰晤士报》，率先全面刊登了这个秘密报告。王庆同班上的一位同学是归国华侨，从校图书馆借到了这张报纸，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只能读个标题，高中学英语，到大学后为响应向苏联学习的号召又规定必须学俄语，到大三才允许选修第二外语。年轻人出于好奇，请那位归国华侨同学在宿舍里边念边口译，有兴趣的人坐在他旁边听。王庆同是听他口译的积极分子。这一听不得了，斯大林怎么是那么一个人？与他从小接受斯大林是伟人的教育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前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国内有了译本，尽管是内部发行，但新闻专业学生的本事大，把那个译本找到了，在班上传阅。王庆同也看了这本书。她还是说了一些斯大林的好话，但也暴露了不少斯大林作风专制的材料。这些都使王庆同思想受到震动。

针对当时的这种情况，这年的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评价斯大林，谈了斯大林的功绩，也谈到“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文章标题下面，括注“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称赞“这个会开得好”。

八大的开幕词、两个报告、一个决议，以及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和毛泽东对会议的称赞，党中央在规格很高的文章中谈到“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等，这些文件、文章的合法性、权威性都铁板钉钉，毋庸置疑。王庆同认真阅读，读得“入脑入心”。中国共产党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要贯彻党的民主原则、反对个人崇拜；等等，这些思想，通过学习变成他的认识。

这是王庆同从少不更事的少年时代，步入具有一定自主判断思维的青年时代所最早系统接受的关于党的立场、党的理论的教育，是他一生政治信念的底色。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这些信念于他是一种不幸。

新闻专业的课程较为丰富，且有一定的质量。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众多充满人性魅力的文学形象，令他神往。从课堂上获知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木木》的故事，其思想内涵与他从小受到人性、人道思想的熏陶而形成的思想潜质，一拍即合，又是巴金刚翻译过来，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从图书馆借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木木》故事的文化神韵，和其他众多中外文学名著中的人性内核，顺畅地进入王庆同的心灵，融会于他的头脑。

1957年八届三中会全会和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1958年3月，成都会议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即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使党内难以再提反对个人崇拜，从而助长了个人崇拜之风。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反右派斗争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满天飞。一年多前党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不复存在。

前前后后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转弯以及对斯大林的看法的改变使得年轻的王庆同的思想陷入苦闷，整个人的情绪与一二年级相比完全不一样了，他脸上少有笑容。

在这种情绪下，王庆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开始反右派时，王庆同是不到21周岁的北大在校大学生，对现实中许多事情没有按八大说的做，他看到了。他不满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是班团支部委员，官很小，但似乎也属于被提意见的对象。至于让他向党提意见，说党的某些组织和党员有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不想提；说党做的与八大说的不一样，他不敢提。他只提了一条意见：历次运动中冤枉了一些人，错了要平反。

思想疙瘩解不开，思想和情绪的发展必然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向。他继续固执地选择性接触文学作品里的人性元素，甚至背诵《先知》《飞鸟集》《约翰·克里斯朵夫》《神曲》《牛虻》《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书里张扬人性的句子和段落。而这，显然不合时宜。

从大学三四年级开始，王庆同有自己生活圈的选择，开始有自己情感的寄托。他和班上要好的两三个同学深深地沉浸在对人性的共同感悟中……甚至会找一个偏僻的教室，整个下午坐在那里聊他们喜欢的文学作品，背诵某些段落和他们喜欢的诗句……

反右派运动与他的思想情趣不相融洽。他觉得，党号召帮助整风在先，响应号召提意见在后，意见就是有错误，也不算进攻。他不能理解反右派运动。

不理解就不要批右嘛。但现实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周围都在批右，他有心理压力，更无政治斗争的经验，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既然有心理压力，就力图释放心理压力，从不理解反右派斗争的困惑中跳出来，那就只有发言批右——这里有言不由衷的因素。他发言批右后本人得以过关，但内心矛盾。

王庆同所经历的第一个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就这么过来了。

1958年春，中国大地还有两件大事，一是打麻雀，二是反浪费、反保守（“双反”），对王庆同的思想发展都有影响。

当时，大学生为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打麻雀。王庆同他们作为北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全班停课，到郊区的一个地方（具体地方记不清了）打麻雀。伸着脖子，尽着嗓子，拼命对天空喊：“啊……啊……噢……噢……”周围还有许多社员也放下地里的活在喊，他们中有的还拿着锣、盆，使劲敲打，发出震天响声。刚开始，天上麻雀还飞来飞去，不当回事。大学生们不停地“折腾”，麻雀吃不住了，开头一只两只往下掉，后来成批往下掉，没处歇脚，麻雀累死啦。

喊了半天，他们得胜回朝。死麻雀让社员收拾了。

1958年上半年，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什么是浪费，什么是保守？没有明确界定。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党委、系党总支、班党支部层层向下布置，明确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贴出十张、二十张大字报，揭露浪费、保守现象。完不成大字报数字任务要批评。一时间，校园里凡是手够着的外墙，都被大字报覆盖。很快，就有大字报“贴”到校园中心地带的马路上，甚至直接扔在马路上。王庆同有点懵。迫于形势，也贴了几张大字报，内容是：食堂为什么只有一种丙菜？（意即还希望有丁菜）阅览室为什么不提前十分钟开？图书馆为什么只能让借五本书，而不是十本书……挖空心思，完成“任务”。一些他敬重的教授，也贴这种“完任务”的大字报。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响应号召，敷衍了事。

为什么反右派高潮刚过去，就来了这么一个形式主义的“双反”运动。他也不清楚。

打麻雀、“双反”给王庆同留下了恶劣印象。他带着对学校党委的一肚子气毕业离校。

当时他有许多不明白、不理解，思想和情绪无法融入“主流”，表现出格格不入。这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祸根。

1958年夏，宁夏筹备成立回族自治区，向北大要不少毕业生，光新闻专业毕业生就要十个，是全国要人最多的省区。王庆同觉得要的人多，说明有事可干。于是与志向、情趣相投的大学同学“二三子”，就是前面提到的二三个同班要好的同学相约一同到宁夏，决心在祖国的这个边远地区，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为国家建设作点贡献，实现各人的人生价值，同时，维持友谊到永远、真情沟通到长久。这里面，包含他对“二三子”中一位异性同学的追求。

22岁的王庆同，不征求父母哥姐的意见，也不顾有到江浙工作的可能，毕业分配的第一志愿就是举目无亲的宁夏。最终，如愿以偿到宁夏，分在刚创刊的《宁夏日报》工商部当编辑。

王庆同在宁夏的新闻岗位完整地工作了五年（1958～1963年）。这期间，他对“大好形势”越来越迷糊，对于与八大的说法不一致的“左”的做法越来越反感。这就会有所流露，终于在1963年夏被勒令交代“反党思想”，一年后打成单位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文革”初期，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批判会上有人“解剖”他的“头脑”，并下“诊断语”说：“这人脑子有虫。”

这“虫”是什么呢？大致说就是他认为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今后主要任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说法，是正确的。后来说法、做法都变了，他很反感。1956年八大的开幕词、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党中央机关报权威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以及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都是正确的；而现实中，个人崇拜在升温；为什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党内缺乏民主：不断强化阶级斗争，脱离八大路线，阶级斗争没有真正调动人的积极性，反让一些见风使舵者得彩；南斯拉夫有对的地方；彭德怀不可能反党；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自欺欺人；“大跃进”劳民伤财，假话泛滥；人民公社挫伤社员积极性，名存实亡；“低标准”是人祸，不是天灾；所谓“这人脑子有虫”者，就是他头脑里有这些不合时宜的看法。当然是仅止于“看法”，他没有“活动”。

王庆同“脑子”里的“虫”，当然不是一天长成的。木木的故事虽然是从书本中得来，但这个狗儿的故事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那个故事的思想内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一些闪耀人性光芒的艺术形象钻进王庆同的脑子里，孵化出他思想里的人道精神的“胚胎”，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看法，是在人道主义思想支点之上生成的。

这是一段已经远去的历史。王庆同在1980年年初已获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但是时代的教训极为深刻。

1958年夏，在王庆同大学毕业刚到宁夏的时候，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一些报道和文章使他陷入更深的思想迷茫。徐水为大放高产“卫星”，用狗肉汤浇地，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中共徐水县县委很快作出“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划。湖北一个公社早稻亩产三万多斤，广西创中稻亩产十三万斤。《人民日报》社论一再说：“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王庆同怀疑这里有假，鼓吹者却在各种场合大说特说“革命热情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他还要工作，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做，于是，违心地“发言”：在报道中跟着说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和假话。

各地“风”压之下干了疯事，当时的王庆同不可能知道，但他是新闻专业出身又在新闻单位工作，那些报道文章十之八九他都看了，有些事情还有所风闻，对1958年宁夏的高产“卫星”，则知道得更具体些。一位同事私下告诉他，宁夏川区某县（这位同事是《宁夏日报》驻该县的记者），放的粮食高产“卫星”，其实就是那么一点东西，过完秤转一圈，推回来再过。还要她作为党报记者在验收报告上签字认可。他不假思索道：“简直是疯子。”后来，在批斗中他交代了这个“言论”，成为“攻击党的政策”的“罪行”之一。

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连同支持他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一起，在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后期）被打成“反党集团”。庐山会议的大概情况，当时通过有限的传达和私下交谈，王庆同知道了。他觉得：彭德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他要反党不是反自己吗？根本不可能；他的信反映真实情况，却遭到批判。王庆同陷入痛苦之中。

庐山会议后，《人民日报》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彭德怀）诬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王庆同觉得彭德怀说得好，宁夏大炼钢铁就是“得不偿失”。《人民日报》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王庆同也觉得他说得对，不是“办早了，办糟了”，粮食怎么越来越紧张？

对于粮食形势，王庆同首先从口粮标准降低中感受到。

大约从1959年春开始，他的月口粮标准由28斤逐步降为27斤、25斤、24斤，最低降到23斤。肉、蛋、奶、糖基本吃不到，食用油一个月只有二三两，菜很少，市场上没有其他副食品，粮食制品要凭粮票买。单位食堂开始弄小球藻之类的代食品，做饭采用外地的先进做法——“双蒸法”。

后勤还带他们到郊区打草籽。有一种叫和尚头的草籽，被他们打回来交到后勤，掺在食堂稀饭里吃了。

王庆同和部里的两位年轻人，几次骑自行车到郊区水渠摸鱼。摸到大一些的鱼就地煮了吃（带着钢精锅，支三块石头架上，拔些干草、捡些烂木头点着烧），小一些的（多半是牙签长的小鱼），则骑自行车带回。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脸盆（里面装着小鱼），在砂石路上颠簸二十多里。挤掉小鱼肚肚里的东西，晒干后熬汤喝。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多吃一点，多补充一点热量。（他1961年9月18日日记里有“抓鱼”字样，9月19日日记里有“挤鱼”字样，即指此而言。后来日记审查者在“抓鱼”、“挤鱼”下面都打了红杠）。

最难办的是下乡采访。没有力气走路，没有力气蹬自行车。每顿要抠只能吃几两：中午多吃一两，晚上就要少吃一两，否则，月底没粮票了。大家粮票都紧张，问谁借去？而没有粮票，像他这样的“一般干部”，走到哪里都吃不上饭。一到下旬，如果还在乡下，就打电话催单位的干事快把下月粮票寄来。

在固原下乡有时可以乘班车，而那时固原到各县的班车有一些是敞篷卡车。如果圪蹴在卡车的尾部，人就灰头土脑，头脸只有牙齿是白的。就这样，到目的地后（一般都是下午五六点了，车走得很慢），第一件事不是住店、洗脸，而是背着挎包匆匆忙忙找饭馆“吃肚子”。街上的饭馆、招待所的食堂下午七点前都打烊。在吃饭形势最严峻的1960年，街上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更不要说面包、饼干之类好吃一点的东西。所以，错过吃饭的时间就得饿着。王庆同记得平罗一家饭店二两粮票可以买到一大碗稀糊糊。为了获得“饱”的感觉，他在平罗采访时喝过——肚子喝“饱”了，小解两次，肚子又“空”了。在中卫街上吃饭时，眼见一个人刚从窗口拿上一个馒头（那时在街上饭店吃饭都得自己到窗口拿饭菜，服务员不端），就被后面一个人一把抢走，跑了。被抢者蹲在地上号啕大哭。王庆同以后从窗口拿饭菜、吃馒头时，就小心翼翼护着他的“命”。吃馒头时，不敢吃一口放桌上，而是一直拿在手里直到吃完。

饭菜就是人的“命”，一点也不假。他除了脸浮肿，还从脚面往上肿，一直肿到膝盖。银川商店里的瓶装橘子水，两元一瓶，他一个月喝七八瓶。银川八里桥桥头八角钱一个的熟鸡蛋、灵武崇兴街上五元一条的酱兔子腿、固原南河滩两元一斤的黄萝卜，以及后来十元左右一斤的高价点心（刚上市还要排队才能买上。每天限量供应，有时排到跟前就没啦），王庆同都买来吃过。他当时月工资六十三元：顾命不顾钱了。

大约在1961年冬以后，“吃”的形势有所缓和。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行政22级），一个月可以得到一斤黄豆、两个生羊蹄子，以补充营养。记得中级干部（行政18级以上）、高级干部（行政13级以上）得到的营养品更多一些。黄豆，他用搪瓷牙缸放在火炉上煮了吃了，生羊蹄子则拿到部主任顾页家“和”在一起吃了。

再往后，一个月可以得到一张羊肉泡馍票，到指定饭店凭票吃一碗羊肉泡馍。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使王庆同做背离道德和当时政策的事儿，但想法挺多，主要是觉得《人民日报》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同志，不顾生产下滑、市场萧条、人民挨饿的事实，硬说“‘三面红旗’取得伟大胜利”、“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实在没有一点说服力。这些都让王庆同反感。他在学习会上、日常生活中，流露了这种情绪，与“二三子”私下嘀咕更带情绪，骂之曰“尽是鬼话”。后来因为这句话招来猛烈的批判火力。

除了以上的一些想法，他在基层采访和单位碰到的一些事情更引发他的思考。

1959年秋冬，单位一位同事下乡劳动锻炼，看到农民干活积极性不高，写信向编委会反映说“农民干活推日头下山”。正好赶上“反右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的汇报信用大字报公之于众，组织批判。王庆同觉得，从彭德怀到这位同事，说的都是实话，而且都是向组织反映情况，却被判定为“反党”、“分子”，党内不民主，存在家长制。

还听说农村有的干部在公共食堂多吃多占，社员骂他们是“大剥皮”、“二剥皮”，王庆同说“这些人天理难容”。

某地父子二人在一锅吃饭，后来互相嫌对方吃多了就分锅吃。王庆同听说后笑说：“六亲不认了。”

刘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1962年春，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陈毅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刘少奇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当时王庆同听到传达，看到内部文件；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新华社作了报道。这些讲话、报道的调子与前段时间公开宣传的调子不一样，王庆同隐约感到党中央不统一，更觉得刘少奇、陈毅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心底波澜还从他采访体验到的问题上掀起。

1958年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王庆同奉命到宁夏大炼钢铁的主战场——大武口，报道宁夏十万钢铁大军（农民）大炼钢铁的情况。在山沟里采访一个多月，目睹消耗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钢铁大军（农民）丢下地里的庄稼不收、场上的粮食不打，到山里来风餐露宿，日夜砌小高炉，挖大地炉，挖煤，背矿石，吃尽苦头，口头上还要说“宁愿少活十年，也要提前十年超过不在话下的英国和赶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换来的是含硫量和杂质都很高的、不能用来炼钢的“铁釉子”。炼了脸盆大的一块“铁釉子”，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兴师动众，抬着去报喜。付出那么大代价，抱出那么一个“铁娃娃”，有什么可喜的？他不明白。

王庆同在报道中使用正面语言报道这些事情，但在他内心着实觉得这是“只顾政治威信，不顾经济损失”、“自欺欺人”。

他看到一些材料说，南斯拉夫的工厂搞自负盈亏。他认为特别好。

无论是批判还是定案，当时王庆同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认为“中国存在个人崇拜”。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车轮有过“重要转变”，那就是从1961年年初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间一年多的时间，党采取措施纠正“左”的政策，产生好的效果。1961年年初，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央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总的精神是纠正“左”的政策。这些文件，他作为报社的编辑，听到传达，而且工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纠“左”的政策，还是他所在的工商部要重点学习、重点宣传的。

从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以后，王庆同感到民主气氛增加了，许多话可以说了，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还看到从上到下强调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右倾”中被错误处理的绝大多数人都平反了（包括本单位那位）……

纠“左”的政策规定（即多少条多少条）产生实际效果，大家气比较顺了。

所有这些，令人鼓舞，王庆同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入党了（1962年3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后，即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断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风”一下子又转向了，阶级斗争的调子更高了。如同不理解1957年下半年否定八大路线一样，这次他也不理解高调重提阶级斗争。不理解与反感只差半步，他的这种情绪有所流露，预备党员也就没有按期转正。

拖了几个月，到1963年夏，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他被勒令交代“问题”。一年后，1964年夏，单位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定他是其“成员”。“罪状”么，就是他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形成的那些不合时宜的看法，对于他从内心产生的喜看党纠“左”、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一概斥之为他“搞阴谋诡计”，而且作为一种“罪证”列举。处分是：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团籍，行政降两级，开除留用，机关农场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中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迁赶农村“监督劳动”。）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党和国家面对“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平反冤假错案，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单位党组于1979年6月对王庆同的案子作出复查报告说：“他当时那些看法并没有错，只是有的言论有偏颇之处”，“原定罪行都是错的，应予全部否定，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所谓“偏颇之处”，没有明说——没有明说，他也不去深究。这是当时条件下的妥协。

鉴于已确定对“罪行”的“全部否定”、“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他在复查报告上签了字。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了复查报告。这样，捆了王庆同十几年的政治绳索彻底解开，他成为一个可以在大地上自由行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