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喂猪放羊

贺兰山下喂猪放羊

1963年夏的一天，大约是5点多钟，天刚亮，王庆同所在的党支部书记突然出现在他床前，说：“你起来，配合组织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把你的日记信件交出来。”他本能的反应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支部书记说：“以后会说清楚。这是支部的决定，你先执行。”他很冷静，自信日记、信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是日记记了一点对“二三子”中一位异性同学的好感之类的话语，别人给他的信件也都非常理性，里面没鬼。他还要表现作为预备党员服从支部决定的组织性，于是找出一块床单铺在床上，把抽屉里的东西，包括日记、信件和一些日用零碎东西，统统倒在床单上，一点不留。

王庆同被通知立即到机关农场劳动。

他捎着一条褥子一条毯子，骑自行车到机关农场去。

一条砂石路向西延伸。前方是贺兰山，夜幕刚退去，灰色的山体随万物醒来，欢迎各色人去“战天斗地”。后边是刚露头的红太阳，由血红渐次变成白亮。路上已经有载着建筑材料的汽车驶过，骑自行车的则只有他一个。远近各单位机关农场，也就是应急用的几排平房，已经冒炊烟。大批“牛鬼蛇神”的到来，迫使这些农场的伙房换成大锅。

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它竟能容纳那么多干部、知识分子，让他们在这里另起炉灶，过起别样的生活。

王庆同回头看看正在上升的太阳，脑海里突然闪现《日出》里陈白露说的“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句子。是的，此后四千多个日出日落如常，而他从这一天开始，要过“太阳不是我们的”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于他，仅此而已。

到农场后，单位很快派人来“挤”问题。

在农场“挤”问题“挤”得差不多了，就一直拖着。拖到1964年夏，在单位礼堂召开的一个大会上，突然宣布说单位里有个反革命集团，定王庆同是其“成员”。鉴于他只是“成员”，让他继续回机关农场劳动改造。（还有其他处分，前面已说。）

怎么会是反革命集团呢？

1979年6月原单位党组《关于错定××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复查报告》（××是两个人的姓）是这样说的：“X、王（指王庆同）、Y在一九五八年之前，是北大同班同学，同为团支部委员。由于学校生活和工作关系，接触较多，也谈得来，相互感情也深……毕业分配时他们又同来宁夏，在宁夏又都分配在报社编辑部工作。当时他们都是单身，除工作关系外，个人关系也很好。本来是同志关系的正常现象。”“由于他们经常在基层采访，看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常在一起议论。他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因此，既不能把他们说成是小集团，更不能称为反革命集团。”“原定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材料，是把他们几个人的日记、信件和交代摘录凑集而成的……三人的言论均是对工作和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更无组织、纲领、计划，因此，不应把这些材料作为定反革命集团的依据。”复查报告建议撤销原定××反革命集团案的决定，“给予彻底平反”。1980年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了这个复查报告。

这样，16年前定的原单位反革命集团案，从此敲定是错案。

复查报告提到了“他们几个人”的日记、信件、言论等。就王庆同而言，他日记里涉及“大事”的话，如“在（隆德）文化馆，《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工人日报》，甚至《文汇报》，都比《宁夏日报》到得早。怪事一桩！”（1961年8月12日），“（在固原）晚阅读一周的《宁夏日报》，日报竟成了周报！”（1961年8月15日）——以上引语下面，都有日记审查者打的粗粗的红杠。至于信件，他收到的最有“问题”的信，是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来信。信说：“主席最近再三号召人们说老实话，可是真正敢说的却并不是很多。人们有过那么些教训，都学乖了。去年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上面。明知很多事行不通、不对，可就是不表示异议，甚至还附和一番。真可怕呀！出了些假‘卫星’，并不是因为很多人就特别爱扯谎，更不在于一些人有难以抵挡的扯谎天才，实在是因为旁观的人都冷眼相看，不说心里话，这才使得谎言有了市场。”（1959年7月12日）王庆同寄出的最有“问题”的信，是给这位同学的一封信，信中说：“经过几个月的‘低标准’以后，刮风、下雨，马上就想到庄稼如何。自留地长得不错，一看就能分出哪是自留地，哪是社里的地。我想，不管什么地，只要庄稼长得好就是好事情。就是再‘低标准’几年，只要社员缓过气来，就谢天谢地（下面，原件被老鼠咬了两行。这些日记、信件、交代，31年前退还给王庆同，他捆成几包，放在柜里，搬了4次家，没有打开过。后来打开翻了一翻，发现有的被老鼠咬了）苏联集体化的道路和教训，我们是了解的，只可惜过去我们的马列主义发展得太那个了。”（原件日期署“6月25日），日记审查者在以上两封信这些话的旁边都打了记号，他的去信被编号为“〈同8〉”。把这些话语，而且是在私人信件中的话语，上升到反党、反革命的高度，大概只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可能出现。

至于言论，属于王庆同的，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较有“问题”的，还有他对X同学（当时是同事）说：农民种粮，他们的子弟上学却要带粮，不公平；大跃进办了多少多少工厂，有的是脚盆工厂，一个脚盆，几盒原料，就是肥皂厂了。

类似以上所列的材料，是怎样被“摘录凑集”的，王庆同并不知道。

定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让当时很多同志吃惊的“铁证”，就是编号问题。复查报告说：“至于所谓的反革命编号问题，那是他们闲谈中排年龄，谁是老大，即一号，谁是老二，即二号……根本谈不上编号。不能据此定反革命集团。”

定案以后，王庆同再回机关农场劳动，农场分派给他的工作是喂猪。

农场有二十多头猪，真正的皮包骨头。农场杨场长说：“你把它喂胖，年底咱们吃它一头。”他领王庆同到“喂猪房”看了一下。

所谓的“喂猪房”实际是熬猪食的房子：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面一口大锅，占去大半空间，还有一口大缸，又占去剩下空间的一半，所剩空间不多，只够他蹲下烧火。他就从小屋大锅开始，“夹起尾巴”当猪倌。

每天早上到伙房的水窖提水，把大锅倒七八成满，然后找保管领高粱若干斤，倒在大锅里，用一把大铲搅一搅，用高粱秆子烧锅，熬成高粱糊糊。放温了，折在大缸里，再熬一锅，再折在大缸里。

这时快10点钟了，猪们饿得嗷嗷叫。王庆同用大水桶一桶一桶提去倒在猪食槽（盆）里，喂这些牲畜。

这个时候最好听的“音乐”是给这个圈倒食时，别的圈里“待哺者”用嘴拱圈门，把圈门拱得啪啪响。有的甚至把猪食槽（盆）拱个底朝天，发出咚咚声。它们用这种“音乐符号”向王庆同传递信息：我们饿死了！

王庆同有什么办法，食要一桶一桶提，嘴要一张一张喂。猪猡们听见他的脚步声就欢天喜地摇头摆尾上蹿下跳，等他喂完一轮，“音乐”平静下来，他也筋疲力尽，到中午了。

上午熬高粱糊糊时，是他平静地看书的时候。只要把高粱秆子填满灶膛点着，他就可以坐在灶火口看书。看的是1962年中华书局出的《先秦·西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套书还在，四十七八年前写的批语，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下面打了杠子，旁边写了几个铅笔字：“痛苦的彷徨，不易为人理解。”《左传·襄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郑子产相国的故事”里“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邃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的药方（“小决使道”）是王庆同所向往的，这些话下面用圆珠笔打了重重的杠子。这套资料还收了史记里的《万石张叙列传》，万石真名叫万奋，从小侍候汉高祖刘邦。听说他姐姐会弹瑟，就纳之为妃嫔。万石顺势成了宫内管理清洁洒扫更加亲近皇帝的人。后来万奋官至太中大夫，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当了大官，他们每人皆“年食俸禄二千石”。五个人年薪刚好万石。于是汉景帝“号奋为万石君”。这个万石君告老还乡后每逢年关时节必参加朝贺，而且在路过皇帝的宫门必下车步行，他在车上看见皇帝乘用的马也一定把身体俯在车的横木上，以示敬意。古人乘车本来是站在车上的。平时只要有成年的子孙在旁边，即使是休息的时候，他也一定郑重其事地戴上帽子。皇帝有时赐点好吃的东西，命人送到他家，他就跪在那里叩着头去吃。司马迁对这个活宝有句评语：“无文学，恭谨无与比。”意思是此人没有学问，但恭谨小心，谁也比不过他。王庆同读到这里，在旁边批了裙带起家、正襟危坐、伪君子等字，又在“虽燕居必冠”中的“必冠”两字下面打了着重号。这些批注流露他对江青、林彪上升靠关系、靠奉迎的奸佞作风的不满，他不是在学文学史，而是在寻找寄托心情的“资料”。所幸机关农场不是劳改队，没有人来查看他烧火时看什么书，有什么批注。

下午比较轻松，就是再喂一次猪食。他也不敢坐在那里清闲，总找点活干。如打扫猪圈，垫猪圈，洗洗锅、缸，从远处拉些高粱秆子堆在“喂猪房”跟前等，一下午也就过去了。

某天下午，农场的一头驴丢了，农工师傅派王庆同到周围找驴。他怕农户家、别的农场有狗，就招呼农场的大黄狗虎虎跟去。平时他常匀出一点饭菜喂它，它很听话地跟走了。

这次“巡游”，让王庆同领略机关农场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的态势。这个局，那个厅，都在贺兰山下开辟安置“劳动力”的窝窝。“牛鬼蛇神”膨胀矣。虎虎很听话，一直跟着他满滩找了一趟，没有找着，结果是驴早自己回来了。这是他与虎虎的第一次“合作”。

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出事了。猪开始不吃食，不出一周就开始死，很快死得只剩三头母猪。杨场长说，可能是猪瘟，算了，你把它们赶到新城生猪收购站卖了吧。于是，王庆同带着虎虎，赶着猪走了十几里路，到新城生猪收购站。人家死活不收，怕猪有病传染开。他只好又把猪赶回来。沿途的人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赶着几头摇摇晃晃的母猪，时不时招呼一只狗跟上，大家驻足观看。这天一直到电灯亮了他们才回到农场。后来，三头母猪也死了。这是他与虎虎的第二次“合作”。

这些猪，他是兢兢业业喂的，却死得精光。好在杨场长没有追究责任。场长对打翻在地的人没有再踏上一只脚的嗜好。他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猪死光后，王庆同到大田里干活。来年（1965年）夏，他又被指令去放羊，当了羊倌。

自从当了羊倌，王庆同与虎虎的交往密切起来。每天放羊他都带着它。

虎虎是摇头晃脑欢迎王庆同这个“牛鬼蛇神”到农场的（其实，它对其他人来农场都是这样）。从“狂轰滥炸”的批判声浪中来到这里，突然碰到一个会动的东西表示如此欢迎，他心底升起一丝别样的滋味。

下地干活，你叫一声虎虎，他叫一声虎虎，虎虎不知跟谁好，受宠若惊；若干人端着碗，蹲在“牛棚”（“牛鬼蛇神”住在机关农场的土平房里，故称之为“牛棚”）门口吃饭，你撂一块山芋，他扔一块菜心，虎虎来回跑动——它只管吃东西，不管是谁的东西。

狗狗对人的情感表达最讲究。它能听出你的声音是在夸它还是在骂它；是叫它走还是叫它停。它喜欢你、害怕你、不明白你的意思，都通过眼睛表现出来。王庆同喜欢看虎虎的眼睛，它不会作假。

王庆同由大田劳作“升级”为牧羊人，在他与虎虎的关系中，增加了共同放羊的经历。这是他与虎虎的第三次“合作”，虎虎跟他到贺兰山下放羊，实事求是地说，是双方的需要。他需要有个“活物儿”跟在身边，它喜欢到广阔天地玩耍。所以，他每天赶羊出圈，它就跟过来。

“望山跑死马”的牧场，有的地方完全是明沙，什么都不长，地表只有一种类似壁虎的小动物“沙婆婆”在窜来窜去。王庆同不敢惹那些样子可怕的小东西，而虎虎却喜欢用前爪驱赶它们，把“沙婆婆”赶得钻了地洞或躲在沙蒿柴根部，它才罢“爪”。

中午时分，羊群乖乖地低头吃草了，王庆同啃过随身携带的干馍馍后，就躺在地上小憩片刻。他什么都不怕，就怕“沙婆婆”钻裤脚管、袖筒或脖子里。这时虎虎的作用显示出来了：它在王庆同身边或卧或蹲，看见“沙婆婆”就赶（实际是在逗着玩）。它成了“牛鬼蛇神”的卫士。

太阳一晒，羊会头对头围成一圈，企图彼此遮阴（实际什么也遮不上），打也打不动；而虎虎，再晒也只是伸着舌头，走到哪儿都不离王庆同左右。羊在井边汲足他吊上来的水以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而虎虎，用舌头舔完水立即撵他。

虎虎有一个湿漉漉的鼻子，会用鼻子碰王庆同的光脚背（放羊不穿袜子，穿了袜子不便倒沙土）；虎虎还有一对清澈的眸子，释放出温和的信息；虎虎更有一双毛茸茸的前爪，王庆同把它握起来，它不会挣脱，耐心地等人玩够放下。

王庆同把一点吃剩的干馍馍放在手心，虎虎用力拱他的手心，秋风扫落叶般快速吃光，然后，眼巴巴地望着他，想叫他再给它一点。

放羊不算是很苦的差事。但孤寂难熬，抬眼望贺兰山的重峦叠嶂，不知道猴年马月是出头之日。一个人被指与反革命有关联，心灰意冷是很自然的。那是物理环境的孤独之外的心灵孤寂。孤寂比孤独更难熬，谁能抚慰王庆同的心？不懂“人事”的无言伙伴虎虎是唯一的选择了。

王庆同说贺兰山下放羊，风吹最恐怖，雨淋最痛快，日晒最难挡。

这么大的风从哪儿来的？还没有等人明白过来，就会让你感到好像有只大手在沙滩上空旋转，搅得平地起风，细沙、枯叶，甚至羊粪蛋的碎末，都在空中舞起来。灰白的贺兰山刚才清晰可见，霎时消失了。天昏地暗，没有方向，甚至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一片混沌。

王庆同顾不上羊儿在哪儿，就地蹲在一棵沙蒿柴旁边，蜷缩起身体，等待老天爷把它的“毒气”放掉。这时，他看到虎虎平静地卧在身旁。它那棕黄色的颈毛，被风吹得竖起来。王庆同伸手过去，抚平颈毛，同它相拥在一起。

风沙过后，王庆同的耳朵充盈沙土，而虎虎则是狗毛沾满沙土。狗抖身子，他掏耳朵，一起去寻找被狂风吹散的羊只，直到月亮上来，他俩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农场。它不等他把羊儿圈好，一路快颠跑到伙房门口，寻找食堂韩师傅留的那碗菜汤泡锅巴。它不会作假，饿了就要吃。

那不是毛毛雨，而是暴雨。夏秋季节，贺兰山说起云就起云，玉米粒大的雨点，铺天盖地砸下来，反弹上去，地表一层白茫茫。干涸的沙滩张开大嘴，吮吸着甘露。地表刚有一点积水，很快就掺下去。好在不过片刻时光，雨停日出。

暴雨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遮挡雨的东西，他和虎虎站在荒滩让雨淋。有时带一件雨衣，有时忘了带，或嫌麻烦不愿带，那就想怎么淋就怎么淋吧，你想赶羊快走，门也没有。狗比羊聪明，虎虎在雨中知道快步走，但它看见王庆同不走，又回到身边。如果王庆同带了雨衣，会扯过一角，盖在狗头上，“风雨同‘衣’”，一起承受上天的“恩泽”。

日晒会与他打“持久战”。只要不是雨天、阴天，天天得承受日晒。从早晒到晚，没有回旋的余地。那顶草帽不顶事，不出半月紫外线把王庆同露在外面的皮肤变成了棕色。

偌大的沙滩，只有渠南有一间孤零零的羊房。羊房，就是牧羊人晚上看圈，或春秋接羔住的房子。一般都很简陋，就是用一些土坯垒起来，有根细梁，里面盘个小炕，炕上铺席子，地下砌个小锅台。这羊房的主人叫刘师傅，半搭子老汉羊把式，赶着一群羊，远离生产队到贺兰山下放羊。王庆同有时把羊打到渠南去，碰巧能遇着刘师傅。他把王庆同拉进羊房让上炕开始乱谝。

刘师傅几次起疑心，问王庆同：你是啥事？他看出王庆同不像放羊的，肯定“犯了事”。王庆同说：你看啥事就是啥事。刘师傅绝顶聪明，试了几次，明白他不想说，就不再问，最后只说了一句：“熬着吧。”

王庆同最怕羊下羔，因为他不懂接羔，万一下死只大羊或羊羔，不好交代。刘师傅知道他的心思，宽慰说：“不咋的。”

秋天羊下羔的时候，刘师傅朝王庆同羊群跟前一站，指着某只羊说“花头要小心了”、“黑眼窝快下了”。王庆同就特别盯着这些羊，十之八九当天下。刘师傅教给他接羔的窍门：双手要轻，不要硬拉，而要旋着往外退；等母羊把羊水舔个差不多，找细沙给羔羔（羊羔）缠一缠（擦一擦），抱上带回去。王庆同照他说的做，一秋接了近二十只羔。

王庆同带着一个褡裢，把刚下的羔羔放在褡裢里背着。它那咚咚跳的心，与人的心“链接”；它那又伸又蹬的腿，让人的心窝感受生命的抚摸。

不久，有的羔羔（羊羔）起口疮，满嘴唇长疔，一咂羔羔（乳房）就退出来：心想咂，嘴唇却疼，肚子饿得瘪瘪的，精神也不行了。王庆同向杨场长汇报后，一个人到新城找兽医。兽医告诉他，用碘酒配甘油，见天抹在羔羔口疮上就能好。他自己到药房买了这两样东西，回农场配起来，坚持一个不漏地抹。一周后口疮结疤，自行脱落，羔羔又欢天喜地，乱蹦乱跳，能嗖嗖地咂羔羔（乳房）了。

有一次，一只母羊下羔，王庆同没注意，赶着羊群进了圈。一数差一只，赶紧到滩里找，只见那只母羊已下羔，一步不离地守在羔羔跟前。羔羔在地上翻来翻去，“妈妈”没办法把“娃”弄回来（它没有狗叼崽的本领）。如果不及时发现，羔羔就保不住，母羊不会表达伤心，但会在那个地方闻来闻去，几天才忘记。

农场日子过得快。到了1965年秋，报刊上已经以极“左”理论批了小说《刘志丹》，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的重视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等。

1966年春，林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定调：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七八月间，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而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成了常委，刘、朱、陈在常委排名中都靠后。

神秘莫测的“句句”论，令人头晕的“顶峰”论，杀气腾腾的“反复辟”论，以及重大的人事变动，如雷贯耳，又没有说明原因和理由，农场的“牛鬼蛇神”都在猜测中度日，空气紧张。

农场的“牛鬼蛇神”中，数王庆同宿舍里的三个人到农场早，都已在农场“与地奋斗”两年有余。一位叫白某，原单位的副头，“三八”式干部；一位叫张某某，原单位的美术编辑（1958年由《解放日报》调来），他是知名漫画家。王庆同是三人中年龄最小的，他们三人被安排在一个小宿舍里。三个“牛”先生，各睡一张用砖头支起来的木板床，故称之为“牛床”。晚上临睡前，三“牛”随意闲聊，算是“‘牛床’夜话”吧。

刚开始，无涉政治。白某聊他在延安时期三边专区的一个县任宣传干部的趣事。张某某聊他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的“花天酒地”（有的较低俗）。王庆同资历浅，就听着。聊乏了，听乏了，眼睛一闭，“牛床”入梦。

他们三个都曾吃文字饭。报刊上对毛泽东的神化宣传、大批判的紧锣密鼓，在他们心中引起的反应，除了紧张，还有内心不服。农场有《宁夏日报》，新华社以通稿转发的重要文章，它都登。那些“宝贝”文章，特别是林彪的神化鼓吹，他们都能看上。

白某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持认同态度，认为批翦没有道理。

一次，“‘牛床’夜谈”时，白某愤愤然地说：难道加紧压迫比让步好？那就让加紧压迫好了。他是忍不住。王庆同和张某某悄然。白某对历史剧十分熟悉，而那时报刊上大批李慧娘、谢谣环等。一次，“‘牛床’夜谈”时他说：这些好戏都不要了，什么七（戚）本禹，八本禹，数典忘祖。他还说：党章规定五年开党代会，都九年了还不开？又说：什么都是帝王将相，干脆把象棋的将相改为主席总理算了。

张某某对林彪跟在毛泽东后面手摇红本本的派头十分反感，说林“皮笑肉不笑”。

王庆同不敢参与他们的“阔论”，只听不说。但有一次，看到《解放军报》批“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的文章，说了一句：“十几年老提法都批判了，这不成了空头政治。”

王庆同还问白某：你看过屠格涅夫的《木木》吗？他说：看过。王庆同说：将来我要写一本自传体小说，题目就叫《虎虎》。流露出对自己经历愤愤不平的情绪。

三个臭老九不好好在“牛床”上入梦，竟在“牛床”上满嘴胡言，给自己“掘坑”。

到了1966年9月，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大地，揪黑帮游街成为时尚。农场的“牛鬼蛇神”被拉到银川大街游斗了一圈。平时认识的小将，此刻不认人，“游”老将一点不留情面。王庆同在滩里放羊，没有找到，躲过一劫。但第二天还是在农场院子戴了二尺高的报纸糊的纸帽子，不过比大街游斗档次低了许多。

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威力无穷。突然，王庆同在农场享受特殊待遇：安排他一人搬到腾空的一间房子里，门口有人站岗，让他交代在宿舍说过什么。王庆同事无巨细交代自己在“‘牛床’夜谈”说过的话（包括无关紧要的话），审查者当然只对那句“这不成了空头政治”和写自传体小说的打算最感兴趣。

大约从1966年9月中旬开始，单位派人到农场主持批斗会，轮番批斗白某、张某某和王庆同。“‘牛床’夜话”全被抖出去了，而且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大家义愤填膺，都在山呼“万岁”、“永远健康”，三“牛”却说了一些“混账话”。好在只批斗了三四场就收兵，通知王庆同卷起铺盖，提着箱子，坐农场的驴拉车到几里外的军区公共汽车站，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城里的原单位（一路有人押着）。

不管怎么说，回单位可以安稳睡一觉了。农场白天干活晚上批斗，一晚“战斗”下来，真睡不着啊。

在王庆同离开农场前，虎虎就失踪了。

这也好，他离开农场的时候，是没有牵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