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白半黑公社老王

半白半黑公社老王

1975年6月，中共盐池县县委组织部通知王庆同撤销反革命分子帽子，恢复公职，就地安置工作。这个决定与盐池县县委无关，是他原工作单位于1975年上半年提出甄别意见，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后下发盐池县县委执行的。同样，档案里的维持原来反革命集团成员、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行政降两级等定性和处分，也与盐池县县委无关。那是原工作单位的事情。

他的原工作单位为什么在1975年上半年提出这个甄别意见？这可能与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2月确定邓小平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随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历史条件有关。邓小平于1975年春在一个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王庆同是“戴上帽子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且不断申诉，于是，他头上的“帽子”问题“解决了”。当然，隐形的“帽子”还在，他的档案里装着反革命集团成员以及由此作出的处分决定。这就是说他到青山公社当干事是个半白半黑的人，半白指已经有一半是清白的（撤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复公职），半黑指还有一半是漆黑的（档案里还有那么多政治问题）。王庆同以这样的特殊身份，在各种问题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后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农村基层工作，见识了斑驳陆离的社会现象，不但增长了他的知识见识，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与形而上学两种思想的斗争，大大开阔了王庆同的眼界，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从个人的经历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段生命旅程。

中共盐池县县委分管人事的夏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李部长商量后决定让王庆同到青山公社工作，这个决定包含着善意。青山旧名候记河，位于盐池县城南七十多里处。有少量沟泉水灌溉的水浇地，全社地势较平坦，基本上没有沙子，是盐池县自然条件较好的一个公社。与双井子（油坊梁）那一带的自然条件相比，有天壤之别。迁赶带有惩罚性质，安置带有落实政策的意思。当时的盐池县县委对他是执行了政策的。

青山公社党委候学斗副书记带着一辆卡车，到县城拉水泥管子。县委组织部张干事让他把王庆同带到公社。傍晚时分王庆同进了公社院子。只见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两排四幢起脊瓦房，门窗漆成蓝色，窗上镶着玻璃。很快各房间点起了煤油灯，操南方口音的公社韩会计安顿他在文教干事的房子住下。此时王庆同39岁。

第二天一早，公社党委书记丁生兰对他说：“你给咱们当生产干事，先到古峰庄大队蹲点去，好好锻炼，公社实行月五制，蹲点二十五天，回公社汇报、开会五天。”丁书记瞪着圆圆的眼睛，初看挺吓人，细看不吓人。王庆同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严肃的正派和关爱，王庆同读出他的眼睛语言，他没有嫌弃这个大学生的意思。那个时候叫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比生产高一头。王庆同自知身上有一半是黑的，没有资格抓革命，只能让当生产干事。

当天下午，古峰庄生产队张队长赶着驴拉车接他来了。

一条西北走向的砂石路，驴拉车摇晃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疙瘩跟前。转过山疙瘩，一个大庄子展现在眼前。这就是古峰庄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古峰庄生产队。

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红年在大队部等他。他叫王庆同老王，王庆同说叫王庆同吧，他说老王就是老王，不要客气。

寒暄后，这位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你住里间，吃饭就在张队长家，我给安顿了。我天天来大队，有啥不便对我说。”

这有两个人，一个叫丁生兰，一个叫张红年。一个是大书记公社的，一个是小书记大队的。在此后的六年中，他们给王庆同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实事求是和油坊梁生产队郭尚科队长的实事求是是中国基层社会中健康力量的缩影，是中国社会具有自清能力的重要原因，王庆同都碰到了，感受到了，也使他受到了教育。

古峰庄生产队地势平坦，有文化的人多。房子比较整齐，还有一个油坊。当天晚上有社员来串门。有的问几字，如三牛念什么，王庆同说念“奔”；又问四牛念什么，他实话实说“不知道”。有的探问婆姨在哪里，王庆同说没婆姨，对方很吃惊：“啊！咋不知道娶婆姨？”

第二天，开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联席会。大队民兵营长吴奋兴、文书罗茂、妇联主任刘兰芳和各生产队队长都来了。先学习文件，传达公社布置的工作。然后，张红年说：“公社派老王同志来咱们大队蹲点，丁书记安顿了，老王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公社有啥事由老王传达，大家都好好配合。”接着问，“看老王有啥说的。”王庆同说：“刚到大队，没有啥说的，以后咱们一块工作吧。”后来，王庆同发现，凡开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队长会，最后张红年总要问一句“看老王有啥说的”。他尊重虽有问题但已恢复公职的蹲点干部。

再往后，张红年带王庆同到各生产队转了转。先到他家所在的甘洼山生产队。与生产队队长寒暄几句后，他领王庆同到自己家看看。他家正在上房泥，王庆同操起铁锹参与撂房泥，干了一会儿，张红年婆姨叫吃饭，酸汤荞剁面。那是待客的饭食。

一个北大毕业生，眼看四十了，没娶婆姨，跑到公社当干事，到大队蹲点，可能有点问题吧，不少人猜着了。有的生产队开革命领导小组会（相当于后来的队委会）也不通知王庆同参加，知道他在公社提不起土，要不来什么东西（如救济粮、救济款、木材指标等）。回数多了，张红年知道了。一次，在生产队长会上，他说开了：“你们都闹机密，老王是公社派来的蹲点干部，生产队开啥会，得通知老王，老王去不去，他决定，不通知是你的事，你都不要犯糊涂了，老王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此后，再没有发生“不通知”的事。

王庆同在古峰庄蹲点比较顺利，他也比较小心，与大小队干部的关系比较融洽，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有一次，王庆同突然发现，古峰庄生产队从天刚亮到太阳一人高这段时间社员不出工，而根据他在油坊梁的经验，这段时间社员是出工到生产队地里干活的。于是，他以蹲点干部的身份在一次社员会上要求大家赶早出工。第一天，他率先垂范，天一亮就掂着锄头到集体的地里锄草，来了五六个社员跟着锄，队长没来。第二天，他继续带头赶早锄地，只来了两个社员。第三天，他成了光杆司令。他急了，跑去问队长，队长说：“赶早出工，自留地怎么办？”王庆同无言以对，赶早出工方案流产。

这是王庆同在农村劳动工作十几年，所碰到的唯一敢正面顶上头干部的生产队队长。这位生产队队长在那个时候敢于理直气壮地为社员自留地争时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当时竭力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苗”关怀备至。他懂得，社员要吃饱肚子，自留地不让社员精耕细作，社员拿什么去补充米袋子？集体劳动效率低，打的粮一般社员家不够吃。那时，有人主张保留社员自留地，让社员在自留地多打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那帮“左”先生们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实在是于理不通、于情难容。民以食为天。当时，自留地是农民的一块天。那位生产队队长不惜得罪公社蹲点干部，维护社员的一块天，令王庆同至今对他肃然起敬；又觉得，当时为了体现蹲点干部的身份，竟出了那个一个馊主意，真是羞愧难言啊！

不久，公社党委丁书记趁北京304医院医疗队到青山公社帮助开展“医疗卫生革命”的机会，带计划生育专干到古峰庄大队搞计划生育工作试点。所谓“计划生育工作试点”，就是把该“扎”（结扎绝育）的妇女都“扎”了。

304医院的医生把大队部消毒，挂上白门帘、白窗帘，摆开消毒锅，布置了一个临时结扎手术室。王庆同和所有大队干部一家一家动员该“扎”的快“扎”。有的婆姨一听宣传，痛快地说迟早是个“扎”，那就叫北京医生“扎”。有的婆姨比较精，看王庆同从东边去，她把门一锁，朝西边走了，叫你见不着人。张红年说：“你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她正做饭呢，不敢撂下锅就走。”王庆同照他说的做，攻克了几个“堡垒”。

这次试点大获全胜。丁书记让王庆同写个经验材料。他写好后请张红年看。张红年看后夸说：“到底是老牌大学生，咱大队还没报过这么好的材料。”丁书记以公社党委文件的形式转发古峰庄大队的试点经验。王庆同与张红年的友谊，通过这次试点加深了。丁生兰通过这次试点对王庆同有了一些直观的了解。

解放军的抗旱水车来了，张红年给领到苗好一些的地里放水，让抗旱效果好一些。三辆运水车不停地拉水，但水一放到干涸的地里，立马被吸干，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古峰庄大队有一千多亩旱地，花那么大的成本，灌这么一点点地，根本无助于大队抗旱夺丰收。抗旱水车要求大队出一个鉴定，张红年让王庆同写，王庆同只好写，抗旱水车跑得欢，灌了水的地都种上了小日月糜子。至于灌了多少亩，只好不写，对整个大队抗旱夺丰收几乎是零影响更是不提。王庆同想，抗旱水车拿着这种鉴定可以层层上报了，上面又会以这些材料为依据，写出怎样漂亮的抗旱总结，媒体又会以这些总结衍生出怎样高大的报道，这是王庆同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上下沟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古峰庄生产队家家养猪，而且养得很壮。这与它没有广阔的沙滩，养羊受到局限有关。队上也有羊，但没有双井子（油坊梁）的羊多。羊少了，猪就多。

一些大婆姨、小媳妇早晚两次充猪给庄子带来生气。她们用清脆的啰啰啰声唤猪回家“就餐”。啰啰啰声的调子、频率、音量、音质，初听起来一样，但她们自己的“宝贝”听起来不一样。猪猡们摇头晃脑快步直奔自己的家门，没有“一位”走错门子。充猪进入关键阶段，不让它们满滩乱跑了，开始收圈“紧充”（用精饲料叫猛吃）。庄子里再听不到妇女们的啰啰啰声，能听到的是猪猡们不抬头大口大口吞吃“好东西”的吧唧吧唧声，以及还想再吃把猪食盆拱翻发出的咚咚声。用不了多久，猪胖了，挨刀了，过年了，而王庆同这个蹲点干部未能品尝古峰庄社员家猪肉的美味，也没有到张支书家过年。这年春节，他回家过年了。此前几个月，他在青山公社别的大队成家，有了妻室。那时王庆同离40周岁差一个月。

1975年冬天，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王庆同是穿着棉衣棉裤棉鞋，戴着棉帽、棉手套到“点”上去的。次年1月上旬的一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他还睡在大队部里屋炕上，照例转播新闻联播的古峰庄生产队的大喇叭突然传出哀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用沉重的语调宣告：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王庆同一边听广播，一边打开大队部的门，一看，铺天盖地，银装素裹，满目皆白，庄子似乎消失了。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天地一片混沌，无声无息，万物肃静。庄户人家的房顶轻轻托起炊烟，慢慢向四周弥漫，那炊烟弱不禁风，没有方向，天地间了无生气，只有承载着噩耗的悲痛之声在庄子上空滚动。张红年这天来大队部，表情悲哀，话也不多。

当天下午，王庆同接到公社的口信（大队部有一部手摇电话，但从来没有接通过。公社和大队之间的沟通就靠口信），让王庆同立即回公社。他在雪地里骑车半个多小时回到公社，发现公社院子里的气氛与平时不一样。陆续回到公社的蹲点干部，有的沉默，有的说一声“怎么不事先吭一声，突然去世了”。当天晚上，公社召开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大意是：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上面对周总理逝世冷淡，作为公社干部，除了听话还能有什么。

第二天一早，各就各位，蹲点干部回“点”去。王庆同回到古峰庄大队，照旧蹲点。生产队社员更是像什么没发生一样，拾粪的照拾粪，抹牌的照抹牌。周总理去世了就去世了。化悲痛为力量，实际是让把悲痛化掉，上头要这么说，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还能说什么？

几个月以后，公社党委调王庆同回去担任公社文书。

公社文书是干什么的？王庆同怎么会被调回公社当文书呢？

公社常年蹲机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秘书，管公社党委一堆事。一个是文书，管行政一堆事，包括管行政会议记录；文件的上传下达、起草印发；开各种介绍信；管理全公社户口；办理社员结婚、离婚；按照公社的决定，分发上面拨下来的救济款粮布、种子、化肥、农机等。还要向县上一周一报生产进度。

公社党委丁书记与他谈话极简单，丁书记说：“你给咱们好好干文书，不要怕，有事汇报，问一问就行了。”他极为放心地让人把革委会的公章交给王庆同，调头办别的事去了。

王庆同还是一个半白半黑的人，公社党委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他受宠若惊，拼着老命干，一心要把工作做细。

王庆同比较注意尊重基层干部、社员的人格，来他办公室办事，一律让坐着说，自己说话也比较和气，办事效率也较高。就凭着这么一点点“好处”，全社上下，干部、社员都由开始时叫“王文书”变为叫“老王”。

半白半黑公社老王！王庆同受到莫大鼓舞，基层的人就这样单纯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据王庆同后来得到的信息，他到青山公社工作有公社党委的意见在里面。当年丁书记听说县上来了一个北大毕业的摘帽干部，此人还有问题，但已经恢复公职，他就向县上表示愿意要这个人，并说“一定把他管好”。王庆同到公社后，他让王庆同蹲点，观察了半年多，比较放心了，才叫他当文书。再后来，王庆同从当时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那里知道，丁书记让他当公社文书前，曾同县委组织部打招呼。县委组织部觉得公社党委敢用，也就点头了。应该说，从公社党委这一级组织到县委组织部向王庆同亮出了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1976年春节以后，公社进驻了“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组”。组长是盐池县的上级机关银南行署孟处长，副组长是银南行署的闫处长、盐池县委的庞副书记，组员都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南行署的副处长以上的干部。组长、副组长蹲公社机关，组员一律蹲大队。纪律严明，不准到社员家吃饭（在公社、大队的灶上吃饭）、不准离点回家。工作组的任务首先是“抓革命”，其次是“促生产”，规定“促生产”不得冲击“抓革命”。而所谓“抓革命”就是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稍后加上“批邓”）。

一度“抓革命”就是“批《水浒》”。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来了精神，层层传达要批《水浒》的“投降派”，批他们“搞修正主义”，批宋江“架空晁盖”。把生产队队长、贫农代表都找到公社，请专人讲这些高深的道理。王庆同算是文科本科毕业的，听得似懂非懂，只好跟着调子发言。农民能听懂多少，更难说。王庆同就听见一位大队的同志兴高采烈地说：“走，吃会议饭去。”公社的会议饭并不高级，但多少有肉，而且量足（还是用粮票打饭，但给的分量足）。对会议内容随大流“消化”，要紧的是吃几天好饭。王庆同目睹批《水浒》时这种心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比较普遍。

公社、大队、生产队还层层开批判会，把社员外出搞副业挣点零花钱、种自留地时不小心朝公家地多犁了一犁半犁、社员把自留羊圈里的好肥施到自留地、不给集体投好肥，等等，都当做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以批判。

公社干部人人写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表态大字报，要求至少写一张。王庆同也写了一张，用的是时兴语言。

近十年王庆同见的批判和大字报多了。他觉得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最没有生气的批判，农民大小队长说话都有气无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最无精打采，都是报纸语言的拼凑、翻版，人们真的疲倦了、厌烦了。大家在敷衍，王庆同也跟着敷衍，他是改造好了。

王庆同办公室有一部手摇电话。打电话要手摇摇把，把院墙那边公社邮电所总机上的牌牌摇得掉下来，所里唯一的职工老邢才慢慢拿起话筒，操着河北口音，问：“你要哪里？”隔一会儿，老刑在电话里说“来了，快说”，才可以与对方通话。每周五下午王庆同得定时要通县农业局的电话，汇报生产进度。

汇报生产进度是文书很头痛的事情，近万号人的公社，要报社员一周干了什么，要按表格电话上报——一周耕了多少亩，播了多少亩，锄了多少亩，收割了多少亩（分庄稼）；下了多少羔，死了多少羊；打了多少带子井，修了多少亩水地，打了多少斤草，送了多少斤粪……春秋两季还要报植树、打草库伦的进度。弄出那些数字难，把电话打出去也难。王庆同规定大队文书每周四要给他报生产进度，没有电话都是叫人带的，弄不好带进度表格的人忘了给他，他就给那个大队约摸估个数字填上。王庆同说，其实大队文书给他报的数字也是估的，几位要好的大队文书向他透露过他们编数字的经验，如这一周天气好，把数字编大些，天气不好就编小些；工作组大批判厉害时多编些，不批了少编些等。

那个时候，所谓“促生产”就是抓（进度）数字。数字实不实没有人管，只要报上去就行，谁不报就得挨批评。生产队、大队、公社，一级一级编数字，哄上去。县上只要他报的数字与上次报的数字不矛盾，他就平安无事，甚至受到表扬。从数字上看出生产中的“问题”了，县上就打电话催“快种啊，怎么播种速度跟不上”，好像全县农民不懂种地，只有几个“电话干部”懂种地。

县上、行署，甚至自治区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公社书记、主任（那时不叫社长，叫主任，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向王庆同要数字。王庆同把这些数字“送”公社领导，公社领导再给上级，上级拿到数字“得胜回朝”。数字怎么来的，从来没有人为难过王庆同。那些数字，逐级“送”上去，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拿到数字后，有时到公社安排好的地头或社员家中转一转，问两句，打打哈哈，就算“深入”了。

这样一种工作套数的不实之处，以当时处在不上不下的公社一级的文书角度看，那是清清楚楚的。王庆同不能，也不敢说出数字来源的真相。他还得活下去，还得靠工资养家糊口，甚至还巴望过得再好一些，也就不由自主地以玩弄无法核实的数字为业。

王庆同曾经对“大跃进”时的数字游戏持批评态度，现在他也做起数字游戏，是他变坏了吗？王庆同回答说他一点儿没变，那么为什么也编起数字，或者对下面编上来的数字不挡一挡，而是又送上去？王庆同后来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这是制度造成的，多数人在一种制度下生活工作，身不由己地成为制度的俘虏，制度比人更重要。

还有一次出了洋相。也是搞路线教育的时候，倡导干部下去蹲点，王庆同征得丁书记同意后，到离公社较近的杨成沟生产队蹲点（离公社机关十里路），隔三差五去一两天，住生产队队长家。这个队有几十亩水地（打坝蓄沟泉水灌溉），水地种的玉米“面黄肌瘦”，王庆同想，一定是缺有机肥，而队上的大粪都被猪吃了（人在厕所里大便，而所谓厕所就是两堵矮土墙，各家的猪都打野，随便进厕所吃大便）。于是，他建议发动各家在厕所里打个开口很小的一尺多深的便坑，人都蹲在那个坑上大便，叫猪“闻着吃不着”，然后队上派专人收集大粪上到水地里。他在社员大会上动员了一番，没有人吭气，生产队队长碍于面子也不说好不好。他以为思想都通了，就“亲自”动手在队长家的厕所里打了一个便坑，又“亲自”蹲在上面大便，作个示范。一周后，他到生产队看攒了多少大粪，结果是谁家都没动，队长家的便坑也没有攒下粪。他问咋回事，队长说：大伙儿都说人老几辈子谁弄过那玩意儿，臭死了。他又问社员，有的笑说那点东西就叫猪吃了吧，还跟猪争什么。有的说把地都弄臭了，咋下地干活？王庆同知道不能强来，还是先尊重“民意”吧，最后他以彻底失败告终。

王庆同是南方人，知道农民侍弄大粪是常事，地里是施大粪的。可是，这是北方，是没有侍弄大粪习惯的山区，他有点脱离实际，以失败告终是必然的。不过，事到如今，各种石化资源已严重污染环境，地不分南北提倡使用大粪肥地，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从这个角度说，当年他的提倡是对的。至于怎么做，应该先从宣传入手。

王庆同作为公社文书，还选择另外一个生产队，作为“麻雀”加以解剖，以适应当时对干部的要求。这个生产队社员生产、生活存在诸多困难，公社经常给下拨救济粮款等，作为公社联系该生产队的干部，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贯彻上级指示，不要平均发放救济粮款而要重点救济，这本是救济的初衷，也是保持一方平安的需要。于是，他走家串户摸情况，召开队委会、社员大会，过细评定，大家也通情达理，谁也不嚷嚷，而公社革委会审查时更是一户一户过，这户添一点儿、那户扣一点儿，明察秋毫。他连续半年如此评定，三次都平安无事。王庆同比较谨慎，不敢说自己治队有方，但内心还是挺愉快的，觉得在他治下，敏感问题也风平浪静。后来，他不联系那个生产队了，一位与他要好的年轻人向他透露，那个评来评去、批来批去的花名册是假的，队上还有一本按人头平均分的花名册，那才是真的，是两本账。一种被欺骗的莫名愤慨从他心中升起，但是他很快平静下来——众怒难犯呀！他们能在半年的时间里把这件事包得滴水不漏，说明人心齐，团结，是为大家认可的利益奋斗。于是，王庆同装傻，到底没去戳破那层窗户纸。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王庆同的三次蹲点碰鼻的过程。一次就是前面谈到的在古峰庄生产队，要求社员赶早出工碰鼻。第二次是在杨成沟生产队，要求社员攒大粪碰鼻。第三次就是监督一个生产队重点发放救济粮款，而不要平均发放碰鼻。十几年以后，王庆同写过一篇《蹲点碰鼻记》，里面记叙了这三次蹲点碰鼻，文章最后说：

“蹲点并非都是碰鼻，也有与社员和农村基层干部推心置腹、开心畅怀沟通的时候，那个情分、那个乐趣笔墨难以形容，着实叫人终生难忘。而我觉得，在群众当中碰鼻也好，融洽也好，那是人生的必修课，都是成熟人生的催化剂。今天想起这些亦喜亦悲的故事，心中仍不免产生温馨和充实感。”

如果需要补充的话，那就是第三次碰鼻折射的道理是从战略上看，总体上提高物质供应是消灭平均主义的基础，总体很贫困，平均也难免，那个生产队搞两本账，也是迫不得已啊！

路线教育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但农村很大，控制之网总是“疏而有漏”，一些骗子利用农民的善良和求医的需要，走村串户行骗。

有人给公社送信说，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正在郝记台大队一户孤立的社员家胡缠，硬说是这户社员家的亲戚，晚上要住在这户人家，给他们“看病”。这家的人偷偷看了“医生”的挎包，发现里面有把尖刀，就打发人到公社报案。公社的保卫干事孙干事有一支半自动步枪，他挎着枪，约公社党委李秘书和王庆同一起骑自行车赶去。中途下起了雨，他们三个人带着一身雨水，孙干事还有枪，突然出现在这户人家门口，把“医生”吓坏了。他夺门而逃，逃得无影无踪。他们记录了这户人家被惊吓的经过。孙干事说：天下雨，他不会跑远，咱们三个人分头在附近搜一搜。最后如孙干事所料，李秘书在附近一个土崖下发现了“医生”，他躲在崖下避雨呢。他们把他“请”出来，回到这户人家。他承认本是想在这里白住白吃一晚，占点小便宜，才硬说是亲戚。问他带刀干什么，他说怕碰见坏人，自卫用的，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他骑自行车，他们三人也骑自行车，于是让他骑车走在前头，孙干事挎枪骑车跟在后面，李秘书和王庆同骑车在他的左右，把他夹住，押回公社。当晚，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把门反锁，把他的所有衣裤（包括内衣内裤）都拿走，料他光身子不敢逃。果然，他乖乖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孙干事找生产队一个基干民兵，答应给他记两天工分，让他把“医生”押到县公安局。那位基干民兵回来说，他刚在县上饭店吃过饭，就在街上看见那个“医生”也在街上游荡：县公安局对他没兴趣，把他放了。

王庆同说孙干事叫孙德祥，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一次，孙干事得到情报说某某社员家正在支赌。他翻院墙进去，捉了一“窝”，带到公社来审问。问一个，训几句，放了，还把赌资发还给他。不一会儿，训话训完了，人放完了，赌资也发还完了。李秘书和王庆同问他，怎么不没收赌资？（按规定，没收赌资他本人有一定的提成）他说，你们看看，都是啥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你把那几个钱没收了，不是要了他的命。对孙干事的菩萨心肠，李秘书和王庆同都没有异议。

1996年，已到宁夏大学任教的王庆同到盐池县开会，利用晚上时间找到当年的孙干事家，他已调任县看守所所长，身体不太好，在吃中药。从交谈中得知，他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带看守所的嫌犯扫盐池县大街，到七点多，把嫌犯送回看守所他才回家吃早饭。王庆同说你何必一定要自己带人扫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他带着浓浓的陕北口音说，不咋的，我不喀（去），不放心。

又过了几年，王庆同从《宁夏日报》上看到一篇通讯，题目叫《人民警察》，是写孙德祥的。文章最后提到这位敬业的同志已因病逝世，家中没有积蓄，留下一笔看病的债务。

王庆同后来在一本书里详细记叙了与这位“孙干事”的交往，说孙德祥同志着实是位好同志。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手抄的《总理遗嘱》，上面布置收缴这份《总理遗嘱》，说是有人伪造的。这工作属公社党委李秘书管。

李秘书精明能干。有一天，同王庆同聊天时说：咱公社也发现几份《总理遗嘱》，已经收来交上去了。他不说这东西的内容，王庆同当然也不好问，当时属机密。王庆同当时想，青山这样偏僻的地方都流传来几份，可见这东西流传范围广，一定有吸引人的地方。他平反以后，记着这份东西，通过一些途径找到了。原来，它是当时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工人李君旭编造的，里面谈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四人帮”如临大敌，动用专政工具，层层追查，把李君旭找了出来，投入监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君旭才彻底平反。李君旭在一份材料里说，他当年“只是想对江青一伙的篡党计划进行捣乱，通过周总理为当时身处厄境的邓小平说公道话”，没想到流传那么广，“光浙江省就收缴了七千份。”李君旭编造《总理遗嘱》和这份东西迅速流传，实际是当时人心的一种曲折反映。

1976年天安门事件前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许多手抄诗词，当时也被列入收缴范围。李秘书那里有各大队收缴上来的，王庆同很想看，但不好张口，那也是密件呢。一天夜里，很晚了，李秘书来他办公室说“罴”字作何解。他顺便看了他手里的一首手抄词，觉得气魄很大，好像有些犯忌的话，词牌叫《满江红》。王庆同说“罴”就是熊，是熊的一种。李秘书也好似知道作“熊”解，并不真心来问字。王庆同平反以后，设法找到那首《满江红》，全文是：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窃宝成精，自鸣得意。伟大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岂任妖魔掀恶浪，摆开架势斗熊罴。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真正的人民文学。这些斗“四人帮”的手抄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璀璨一页。

历史让王庆同在“几只新苍蝇”正“嗡嗡叫”的时候，看到如此义正词严的好词。是的，历史就是这样，包括文学史在内，能够在大浪淘沙中留下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反映人民心声、历史真实的东西。的确是这样，发光的东西肯定是在留下来的东西里面。

在高层“左”的政策毫无松动、民间对“左”的政策却颇多批判的时代氛围中，突然传来震惊全球的消息。

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事先得到通知的公社全体干部围在收音机前，听“重要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低沉的哀乐，人们的心紧缩起来。播音员刚播出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就知道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的毛泽东不在了。此前已经知道陈毅、周恩来、朱德逝世，现在，伟大领袖逝世，震动人们的心灵。小会议室一片肃穆，听完广播，人们默默地退出小会议室。

李秘书不等上级通知，把小会议室腾空，布置成灵堂。第二天一早，公社全体干部、路线教育工作组全体成员都臂戴黑纱（公社供销社从县上紧急调来的），到灵堂默哀，鞠躬、再鞠躬。人们的心情为悲痛所压抑。

很快，“四人帮”倒台、路线教育工作组撤回，“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阐述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治国，并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4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开发行。5月3日，党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信，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8月，华国锋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仍肯定“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就是1977年春夏高层的政治动向。

这些斗争传到青山公社的院子，就是给每位公社干部发一本四卷本小五号字《毛泽东选集》，每天早晨七点半到八点半集中学习一篇。后来每人发一本毛选五卷，每天改学其中的一篇或一段。大家轮流念，王庆同也慷慨激昂地念过某一篇或某一段。基本不讨论，念完各回各的办公室办日常事务。

《学好文件抓好纲》学了，“两个凡是”没有引起公社干部的特别注意，但在王庆同的心里，等于关上彻底平反的大门。邓小平复出后的讲话也看了，他的包含大智慧和政治坚定性的新提法，也没有引起大家（包括王庆同）的特别注意。像他这样一级的干部，没有注意到两种提法的微妙区别（“两个凡是”和“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提法的区别）。当时不了解背景，也确实没有那个水平。公社院子风平浪静。

1977年的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公社党委李秘书到王庆同办公室（兼卧室），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纸，他说：“这是咱公社收缴的，你想看就看。”王庆同知道收缴的东西是密件，不好久留，就说：“三天看完。”他说：“你慢慢看，看完送还就行。”当晚王庆同就开始看。

封面用钢笔写着《第二次握手》。油灯下，王庆同用三个晚上看完，大意是：男女两位科学家，年轻时第一次握手，互有好感，后来女的出国，多年后归国，男的到机场接机，他们第二次握手。他们互相深爱着，但没成眷属，却各自对国家作出贡献。书还写了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当时觉得很新鲜，一是国外归来的人竟不是特务；二是敢把两性痴情写得缠绵悱恻；三是知识分子竟不是臭老九，而且对国家作出了贡献。“文革”虽已结束，但创作禁区的阴影还在，更兼它是手抄本，所以看完还不敢议论。三天后王庆同还书给李秘书，只说了一句“还给你”，他什么没说，把书锁进柜子，当没有那回事。

王庆同算是这个手抄本成千上万读者中的一个，李秘书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青山公社肯定还有它的读者，要不怎么能收缴来？

据现在的资料得知，1979年7月，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前排起长队，人们争购公开出版的《第二次握手》。

而王庆同当年欣赏那个手抄本的时候，书的作者张扬还蹲在牢房里。王庆同在35年后的回忆录里回忆这件事时说：“这是时代不幸乎？我的荣幸乎？”

是的，王庆同本人在“左”的政策下，特别是在“文革”中经历了因言治罪。而在“文革”结束已经快一年的特定时期，又见证了一本好书只能以手抄本流传的怪现象，这在当时的王庆同心里引起了怎样的波澜，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公社文书很忙，他又有了家室，日子就过得飞快，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全会的公报王庆同仔细学了，当时就留下较深的印象，如说过去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今后要加强民主；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化”上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只有坚决平反冤假错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少宣传个人；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等等。这些，很对他的胃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两次出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提法，仍然没有引起王庆同的特别注意，也不知道那是在“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他只从很窄的视野看公报。

王庆同决定再写申诉。1979年2月，他从青山公社寄申诉材料到原单位。这是三中全会后的唯一申诉，也是十几年来最后的一次申诉。这封申诉信第一次说，“希望当时具体办案和主持办案的同志，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出以公心，主持正义，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我们有着完全成熟的客观条件，心平气和地对证事实，追求真理。经过摆事实、讲道理、群众评议，如确系我无理取闹，我自食其果；如确系错案，就应平反昭雪”；申诉信要求看十五年前的定案材料，“以便根据事实，全面澄清”；要求“完整地退还日记、信件”。说这些都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他壮了胆。

大约两个月后，一天上午，他原单位的鲁宝柱（当年与他同在工商部工作）、杨发福（原单位印刷厂干部）突然来到青山公社。他们征得公社党委同意后，直接到王庆同办公室，说是报社派他们来同他核实材料。王庆同不用翻任何书面资料（包括过去申诉留底），原原本本地讲清事情真相。他们并不作详细记录，更没有录音，似乎胸有成竹，只是在几个关键地方问一下、记一下，如为什么几个人一起来宁夏，商量过吗？编号是怎么回事？王庆同毫无保留地还原真相。他们征求王庆同对以后工作安排的意见，王庆同说，已拖家带口，如果老婆孩子不能一次都转为非农业户口，那就就地安置，还得种地养家糊口。

当天下午他们乘班车回盐池县县城。

王庆同还忙他的文书工作。到1979年九十月间，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电话，说是他原单位让他去银川看复查报告。

王庆同在银川看到复查报告，并在上面签字，随后回青山公社，等候上级批复（中间，时任《宁夏日报》代总编辑的顾页到青山公社看过他一次）。等到1980年初，等来了县委组织部转告的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他的案子的平反批复。（都是他签字的复查报告上的意见，即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恢复预备党员资格，恢复团籍，并根据本人意愿就地安置工作等。）

下面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到原单位领生活补助和1975年以后因他行政级别差两级补发的工资，二是解决恢复预备党员资格后能否转正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党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制定一系列纠正“左”的政策的措施，并很快取得成效，人心大顺。王庆同于此时经顾页、曾兴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62年3月）。这是王庆同参加的第一次中共支部大会。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高调重提阶级斗争，并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63年，他被勒令交代“反党思想”。随后是批判、斗争、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团籍、定单位反革命集团成员、开除公职、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迁赶农村、监督劳动……现在，1980年初，恢复了他预备党员资格，并在这一条后面括注“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由现在工作单位党委根据本人的表现，讨论决定”，这样，他迎来了又一次中共支部大会（讨论决定他能否转正），只是年轮转了18圈。王庆同在回忆录里说：“我等这个支部大会，等了18年。”

青山公社机关党支部是个大支部，成员包括公社干部中的党员，还包括公社卫生院、金融所、税务所、粮库、兽医所等单位的党员。1980年春开会那天，二十来号人把公社小会议室坐满。支部书记、公社党委李秘书先说：老王问题已经平反，恢复预备党员资格，现在按照上级党委的意见，由咱们支部讨论他能不能转正……接着王庆同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思想、生活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言热烈，最后举手一致同意他按期转正。一周后，公社党委批准王庆同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特意注明“党龄连续计算”（意即从1963年3月起计算党龄）。公社党委书记候偃同志向他表示祝贺，王庆同表示感谢组织的关爱和信任。

这么大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18年来，特别是撤销“帽子”到青山公社当“有问题”干部5年来，如果他破罐破摔，今天如何面对支部大会？找理由为自己辩护？那是没有人相信的。大家只相信他几年的表现（言论、行动和为人）。王庆同事后说：“我不是说我多么好，我只是说，别人说你是什么是一回事，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才是最要紧的；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你就按自己的信念活着。”

几个月以后，1980年夏，中共盐池县县委任命王庆同为青山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副乡长）、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党委决定他分管林业，继续兼做一段时间的文书工作。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75号文件）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共中央以该年一号文件批转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青山公社的农民从1981年春开始就在下面翻江倒海，搞分队、搞包产到户。作为公社的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庆同支持农民包产到户，但在1982年1月，党中央的一号文件颁布以前还没有一个文件明确，可以大规模地搞包产到户，因此王庆同没敢造次，不敢下去公开支持农民包产到户。他采取了回避的办法——下乡的回数少了。党中央对农民的创造采取放手、支持、引导、完善的英明政策，避免了相当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理论到实践来纠缠，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同几亿农民来纠缠，又实实在在地迈出了中国改革大业的第一步。王庆同胆子小，不敢下去支持农民，也算是被“左”的政策折腾了十几年的一个干部刚平反出来后的小心翼翼吧。他做了能做的，那就是不阻拦。时代可以谅解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突然刮起看电影《少林寺》的热潮。此前的“文化大革命”革掉了稍好一点儿的电影，如《早春二月》《二七风暴》《兵临城下》等，它们都被打成毒汁四溅、不可接触的大毒草，十亿人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和它们的电影拷贝。文化沙漠政策压抑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电影《少林寺》一下子冲破这种禁锢，到了人人争说少林寺的程度。公社电影站没有争取到拷贝，公社干部就在冰天雪地地乘公社的敞篷卡车，到七十多里外的大水坑电影院看。王庆同也去了，那一个多小时真是美妙极了。“文革”十年看电影没有舒心地笑过，那马尾巴的功能曾经讽刺知识分子，有的人笑了，但知识分子笑的不多，而此时的《少林寺》中，老和尚小和尚诙谐幽默的语言、动作，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那港式武打更让人大开眼界，人们在看过以后还津津有味地回想论说。

王庆同回忆说：“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少林寺》释放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躬逢其事，也很难得啊！”

1981年6月，王庆同调任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庆同的青山6年结束。

当月，王庆同作为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到自治区党校学习一个月。去银川那天，他带着半导体收音机，事先知道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在这个时候广播。果然，他在车上收听到了《决议》全文。

他为什么那么关心《决议》？不言而喻，他关心他（指王庆同）“当时那些看法”是否得到中央《决议》的认可。尽管他已经平反，但“当时那些看法”还没有在中央的权威文件中得到正面肯定，特别是对个人崇拜这样的大问题，《决议》会不会涉及到，他很关注。他从收音机听到《决议》，知道对“大跃进”、“反右倾”、“文革”都作了理性总结；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否定了个人崇拜；等等，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

王庆同获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时候家里有八个人：王庆同、妻子，还有妻子与前夫（修水利因公牺牲）生育的四个孩子，他与妻子结婚后生育的两个孩子。平反后，只有王庆同一人是非农业户口，其他七人都是农业户口。1979年，原单位的老鲁和老杨到青山公社征求王庆同对今后工作安排的意见时，他表示可就地安置工作，主要就是考虑家里非农业户口多，留在公社帮他们种地打粮才能活过去。

此前的1978年，公社党委书记候偃亲自出面，做公社机关所在地——青山大队青山生产队社员的工作，生产队才同意王庆同全家从公社郝记台大队六庄滩生产队迁到青山生产队落户。这样，他在青山生产队盖了五间平房，全家到了青山生产队。他下班后走半里路就可以回家，不再在公社食堂吃饭，不再睡办公室。

青山生产队仍然是个缺水的地方。家门口不远处有口苦水井，水量不大，稍旱一点儿水就干了，人要到井底去刮。洗锅用苦水，洗完锅还舍不得倒，要用来喂猪。邻居一个小孩来王庆同家玩，妻子问这个小孩，你手怎么这么黑，他说，我妈说了过年给我洗手。足见水在那里十分珍贵。

公社候师傅不定期开手扶到远处拉甜水，倒在公社食堂的水窖里，供公社干部食堂做饭烧开水。有的时候，候师傅故意不倒完，让公社干部轮流开“水”手扶回家，把剩下的甜水倒家里。王庆同就是那个时候学会开手扶的，开着“水”手扶回家，把甜水倒家里。这是那个时候公社干部的“假公济私”了。

他调县委宣传部工作前夕，县委一次批准三十多户、一百多名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他家七个非农业户口在其中。他只身到县委宣传部报到后，正准备把家搬到县城，自治区下来纠正县委的做法，认为县委没有权力批这么多“农转非”，已批的全部作废，要由银南地委常委会一户一户重新审批。于是，盐池县委报四户（共19人，其中有他家7人）给地委，地委常委会于1982年3月29日批准盐池县这四户转为非农业户口，他才得以安心在县委宣传部工作。

此前某天，县委夏副书记火急火燎地到王庆同办公室问“你有海外关系么”，他说“没有”，夏副书记说“有就说，有用处”，他说“真的没有”，夏副书记走了。后来王庆同回想起来，夏副书记是想找他的海外关系，好给地委报他家属“农转非”的时候多一个理由。

王庆同回忆此事时说，应该感谢县委书记刘希忠和地委宣传部长王钊。他们曾分别找地委的几位领导，说明王庆同的经历，请地委常委会研究“农转非”时对他的家属网开一面。

王庆同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已经45岁，平反批复曾说恢复团籍，县团委书记赵继泽善解人意，有一天他给王庆同办了一个超龄团员证。

1983年，王庆同奉调离开盐池，回到银川结束盐池之旅。

这就很清楚了，王庆同的党籍团籍家属户口农转非都是在盐池解决的。尽管过去造成曲折的根子不在盐池，平反之事也不是盐池经手报批的，但根据上级精神，盐池是实实在在帮助王庆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说为解决外地外单位的平反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而不遗余力。王庆同心怀感激之情，于2011年12月写了一篇《我的党籍团籍和家属户口》的文章，里面谈到：“我1958年大学毕业后志愿到宁夏工作，经历了曲折的人生道路。党籍、团籍、家属户口该是几件大事吧，现在想起来，是盐池的党团组织帮我完成了相关手续或解决了问题，我由衷地感谢盐池。”

“我自认是个盐池人（祖籍浙江省嵊县，出生于南京），盐池人也认我是老乡。这一切都言之有据。我把盐池‘傍’上了。”

如果可以补充的话，那就是王庆同的公职也是在盐池恢复的。尽管是盐池根据上级指示而办的，但“在盐池恢复公职”那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王庆同从1966年迁赶到盐池县高沙窝公社苏步井大队双井子油坊梁生产队监督劳动，到1983年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离开盐池，前后共17年。总结这17年，王庆同说：“感受了盐池人民和干部的人性善良求实，见识了时代的斑驳陆离。劳动改造失去了9年时间，当公社干事副主任也不是我的专业所长，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也是人生的经历，仍有许多从事专业无法得到的人生启示和见识，那17年还是没有白活。”

此时王庆同已47岁，他才有可能回到专业岗位上去。他在2001年写的一个长篇回忆录《青山六年》里说：“在过去的岁月，许多好同志只是对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用自己的头脑想了想，‘就一下子被搞掉了’，有的甚至连肉体都消灭了，这真是莫大的玩笑和悲剧。所幸的是敝人交好运，苍天给我留下47岁以后的‘青春年华’，直到今天还想发挥余热，拣出逝去历史时期的陈糜子烂谷子，聒噪个没完。”

47岁以后的青春年华，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主人公王庆同。时代之幸还是时代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