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不忘他的乡亲

念念不忘他的乡亲

盐池17年王庆同用近30年的时间来回忆，因为苦、因为痛、因为深、因为窒息、因为燃烧、因为生命的意义和人间的真情，他无法忘怀。据不完全统计，他至今写了三本书：《岁月风雨——“半个西北人”散文选》《边外九年》《毕竟东流去——几只狗和一个人的记忆》，六十多篇文章回忆那17年的人和事。这些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在从《人民日报》《黄河文学》杂志、《朔方》杂志到《宁夏日报》《银川晚报》，再到《吴忠日报》等媒体上，你看那些题目就知道他的情和义，如《碾房的灯光》《盐池人》《天无绝人之路》《难忘的高沙窝》《青山，终生难忘》《好心医生忘不了》《一块磨石》《怀念顶头上司丁生兰》《好人张红年》《回家之旅》《回盐池》《倾家相聚》《我是哪里人》《我与犬的故事》《会友记》等。三本书引起一定反响，不少文章被不同选本收入，有的说那是因为他学生多，其实不然，有的书和文章他发在自己的博客和一些网站的论坛里，许多发回帖的人他不认识，更没有谋面，他们是奔书和文的真情来的。

1980年王庆同刚恢复政治名誉，就写了一篇《难忘的高沙窝》，投寄宁夏文学刊物《朔方》杂志，很快发表在1980年8月号。这篇文章的结尾是：人民万岁。接着又写了两篇在《朔方》发表。当他第三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朔方》散文编辑虞期湘执笔写了一篇《真挚朴实：评王庆同散文》，发表在《朔方》上。宁夏著名作家张武先生说：“在《难忘的高沙窝》中作者写道：‘众多生产队的乡亲手挽手结成了铺天盖地的棉被，温暖着不幸的孤儿，使他们恢复信心恢复勇气……’，作者发自肺腑地喊出了‘人民万岁’，感天动地、催人泪下。”3年的时间，他发表了12篇文章，散文和小说都以盐池乡亲和农村基层工作见闻体验为题材，表达了他对盐池人民和基层干部的感恩之情。《朔方》的编辑冯剑华、路福增也都写信，或在接触中表达了对王庆同这些散文的褒奖之意，很快由虞期湘介绍他加入宁夏作家协会。

王庆同把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编成书出版时，张武先生在序中说：“《岁月风雨——“半个西北人”散文选》追忆他蒙冤在盐池农村那段时日的生活和心境，尽管那是他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艰难度过的时光，但他却不诉苦、不叫冤，磨难之后宠辱不惊，仍然以昂奋之姿肩负起历史与时代所赋予的重任。‘面对现实为现实的更美好尽一份心出一点力’，他用平和的口气讲述往事，讲述他在山区农村如何得到父老乡亲的帮助，如何学会煮饭、点炕、喂羊、挤奶、打场、使碾之类的生活生产技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同样困难的农民、基层干部的热心关照和鼓励，得以保全性命，得以坚定生活的信心和追求真理的信念……尽管写到了无法回避的饥饿和其他艰苦的生活状况，但作者的落笔点却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他用亲历的平凡小事证明着人间的善良和温暖，讲述着‘救命恩人’们如何帮助他度过险境和艰辛。读了这些篇章之后，不仅对作者的生命历程和人生体验多了一层认识与理解，而且也看到了作者那颗至纯至善的心。由于作者自身的不幸境遇使他常怀‘悲天悯人之’心，文中对一草一木、一房一舍、一牲一畜都流露出难以化解的爱怜之心和感激之情，既有内心世界的独立与平静，更主要的是体现着外界的理解与支持，从而显示了作者像土地一样朴实宽厚的品质和精神内涵。”这段评述既是对王庆同这类散文的质量的评价，也可看出他以怎样的心和笔触回忆感念蒙冤到盐池农村劳动改造结交的朋友和遭遇的事情。几本书数十篇文章这么写下来，如果要给一个总的题目是否就叫“念念不忘他的乡亲”？

在这数十篇文章中，《好心医生忘不了》感人至深，有一些细节，如：

“‘文革’中期我左手腕起了一个软疙瘩，开头很小，后来有蚕豆大，稍一用劲手腕就发酸。那时我的专业是挖甘草翻地等，手腕不便就没辙了，生产队的老汉们，有的教我用艾灸，有的让我使劲揉，但都无济于事。有的透露说公社卫生院有位天津来的韩大夫手高人善，不妨去一试。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翻越25公里沙路，找到韩大夫。我是上头横扫下去的，远近挂名，他会为我看病吗？然而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他似乎没有注意我的名字，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病因和几种不同的疗法，而我只听清这软疙瘩叫腱鞘囊肿，最好开一刀。这小东西端端长在号脉的地方，下刀时格外小心。后来又发现软疙瘩叫揉碎了，他又耐心地一点一点往外取，没有草率了事的意思，缝针时他擦着汗说，只要有一点取不尽就可能复发……二十几年过去，两厘米长的刀口隐隐可见，但一直没有复发。

“老田是生产队的老郎中，常年以看病糊口。有一天大概是吃东西不小心吧，我肚子痛得直不起腰，后来就在地上翻滚，见过的人说得了羊毛疔，不该我气数尽吧——这天刚好老田转回生产队，他听说后啥也没说赶紧跑来，一看急了。令年轻人赶快把我抬上炕，让我趴着。他的两只大手冷不丁地同时在我小腿肚下方的地方狠狠一捏，我疼得大叫一声，顿觉肚子舒展，不怎么痛了。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起床下地，没病了，而老田却又悄悄转队去了，他把我忘了。

“我离开生产队不久，听说韩大夫生病住在公社卫生院，得的是胃癌。老田则走在我离开生产队之前，得的是肝炎，全身发黄。抬埋那天，我主动帮着抬棺材，一直送到坟地坟圆了才离开。后来队上的淘气娃娃胡谄什么老田的坟狗刨了，我还一个人去看过，坟好好的。

“韩大夫叫韩什么不知道，老田叫田什么也不知道，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因为是恩人，有这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那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或许就是革命人道主义震撼了我的心灵。伴随着革命人道主义而来的人际间的宽容、同情及关怀的真情，滋润过我的心田。”

连名字都不知道，但王庆同念念不忘，这不忘是真的。

王庆同还写过一篇叫《苦》的文章，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骄阳似火万里无云，有空调的切诺基仍像个蒸笼，大伙在蒸笼里说着笑着，伴我返故里。

“是的，那是我曾经有过的苦难之旅的归宿，古长城外的沙漠孤村，我在那里度过‘文革’十年中的九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不知何时是这种与世隔绝的长廊的尽头，我的心没有被孤独撕裂，没有被恐惧窒息，没有被焦虑熬干，没有被艰辛压碎，是因为有了农牧民的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甘露的滋润。

“只能步行的沙路变成了通汽车的公路，朋友说就是那个村子，而我却不肯相信，找个熟人印证一下吧。一块玉米地的地头坐着一位长者，正在拔猪草。人说那是张木匠，那时他在库房里做木活，而库房是重地我不敢走近，因为我是迁赶来的，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同情我，愿意耐心地为我按锹把，现在我一个人走去问他，我是谁，他茫然；我说我姓王，他还是摇头；我说我在队上苦了九年，他猛然叫出王庆同，我们相拥在一起开心地笑了。

“在一个沙丘旁，一位大嫂走过来，她是当时村里民办教师的妻子，而这位民办教师却在去年车祸不幸遇难了。此刻她喃喃地说，那会他对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就话多，她抹起泪水。我是多么感激她的男人，当年就敢同我话多甚至为我拔麦子接趟，而我又无力涌泉相报，只能盼他九泉之下知我心了。

“这是真的故里，对我来说还是苦里，因其苦才难忘，我从个人历史剥离出苦瓜时时舔一下，不忘苦中给我力量的人们。”

可见他念念不忘，不仅仅是因为苦难朋友给他温暖，而且是因为给了他力量。王庆同曾说：“边外九年我没有掉一滴泪水。”现在我们明白了，那是因为他从这些平凡人中吸取了力量。

王庆同在一篇《青山，终生难忘》的文章里谈到公社“老王”。

“公社文书成天和社员大小队干部打交道，一般说我对他们比较尊重，办什么事让坐着谈，办不成作点解释，没想到就这么态度好一点，大家给了回报——大人小孩都称我老王。我感到亲切。我有什么难事人们愿意真诚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也能听到一点生产队的真实情况，我常想我们的社员要求不高呀！”

人家叫他老王，他不生气反觉得亲切，这也可以印证他与农民、农村基层干部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不忘是有思想基础的。

王庆同在《盐池人》一文中写到一位他在青山公社时认识的老红军。

“在我家附近有一位姓田的老红军，他是1936年盐池第一次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当过机枪手、迫击炮手、骑兵班长、排长、副连长，先后三次负伤去延安见毛主席，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大小队开党员会他总是按时参加，不迟到、不早退。他的事迹引起我很大兴趣，‘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天，我终于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在他家住了一夜，那时他已经63岁了，目前孙子、孙女都长大了，家里不缺劳力，国家也有照顾，可是他还是起早贪黑地给生产队放羊。我早听说他1954年从部队复员以来一直是兢兢业业地劳动，从未向国家提出过特殊照顾之类的要求。这天我问他：

‘老田啊，孙子都大了，国家也有照顾，还抱根放羊棒干啥？’‘劳动为主啥时都没错。挣着吃总比大事小事靠上头光彩。’孙子接话道：‘我爷爷脾气犟，不让他放羊就骂我们。’

的确，老田的脾气是够犟的，老伴和孙子对他是又怕又疼。有一年，因为草场不好，羊病蔓延，羊群受到损失，尽管他早出晚归，羊只还是不断死亡。一天，他正蹲在羊圈门外伤心地哭，孙子怯生生地跑去叫他回家吃饭，他却让孙子帮他把病羊、乏羊抱回去，孙子不敢违拗，帮他把十几只羊抱了回去，老伴嫌他把羊放在屋里，弄了一房子臊气，可也不敢顶撞，只好帮他喂羊。晚上他把老伴、孙子、孙女都赶到耳房去睡，要一个人睡在臊气冲鼻的正房操心羊只。老伴劝说了几句，他不听反嫌别人啰唆，大家不敢再说，只好让他按自己的心思去做。他就这样犟了一个春天，他的羊群不但比别人的羊群少死了许多只，而且还有60多只羊羔奇迹般地出圈了。”

这又说明王庆同在盐池不但从苦难朋友中汲取人性人道善良帮人的养分，还从一些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的朴实朋友中，汲取坚强、有韧性、顾大局等方面的养分。王庆同曾经说，在基层工作中他受到一种精神熏陶，所以他不忘写文章加以记叙。

王庆同对盐池17年念念不忘，不仅表现在他写书写文章表示怀念，更主要的是他多次回盐池探望故里旧友。

他回去了多少次，回乡看望了多少次？

1991年5月，看望已从盐池油坊梁迁到灵武县儿狼皮梁吊庄的孙立义一家，和其他旧友高祺、荀豹、余秉福、余秉禄、余汉和他的老伴、郭生金和他的妻子等。

1999年7月，回油坊梁，看望旧友张学义、张木匠及张木匠的两个儿子，乔贵银，村上原民办教师的妻子、王锡安等。

2000年8月，回油坊梁，看望旧友张学义一家、孙立平一家、孙立云、乔贵银和他的妻子、赵忠云、张木匠的两个儿子等。

2001年夏，在银川打工的余秉金到王庆同家看望。

2001年，回盐池参加盐池解放65周年活动，到青山公社现青山乡看望亲友，在县城见到丁生兰、候偃、候学斗、李振荣、王志银、段连生、张向花、孙德祥等。

2002年春节，看望已从油坊梁迁到灵武新华桥的郭登明一家。

2003年春节，郭登明全家到银川看望王庆同。

2003年夏，回盐池看望亲友并到青山访旧。

2003年9月，由郭登明儿子郭宗陪同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望孙立义一家、余秉义一家、郭生金一家和在吊庄果看果园的郭登明。

2004年，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望孙立义一家和荀智一家。

2006年，回盐池参加盐池解放70周年活动。

2007年7月，回油坊梁看望乔贵银、张玉亮、车玉凤等。

2008年8月，回油坊梁看望乔贵银一家、孙立平一家、张木匠儿子等。

2011年中秋节，王庆同一家到狼皮梁吊庄看望孙立义一家和余秉福一家、乔贵金等。

2011年，回盐池参加盐池解放75周年活动。

2011年秋，王庆同到银川火车站与路过银川的张学义相见。

2011年春节，王庆同一家看望已搬到忠吴市区的郭登明一家。

2012年春节前，孙立义一家到银川看望王庆同。

2012年4月，张学义到在银川的女儿张院梅家，王庆同去看望。

此外，从2010年开始，每年春节王庆同一家请在银川的当年油坊梁老友相聚一次，吃一顿饭，包括在银川的余秉金和他的妻子张玉凤、张玉亮和他的妻子车玉凤、乔贵银和他的妻子，还有已故好友张玉清的妻子余秉花等。

可以看出，主要看望集中在1996年王庆同退休以后，一来是他有了时间去访旧，二来是年龄大了，日益念旧，特别思念当年曾相濡以沫的患难朋友。

王庆同70岁，完全告别讲坛，得以集中写一批思念、探望旧友的文章，更加细致地表达了他与旧友的情谊，他对这份人生财富的珍视，因而也更深地打动读者，譬如《回家之旅》：

【回到油坊梁，那个地方的人就奔走相告：“王庆同回来了！”有的说“不能叫王庆同了”，我说：“那叫什么呢，我还是那个王庆同。”在村里，碰到十来岁的娃娃，我问他：“我叫什么？”他说：“你是王庆同。”我问：“你咋知道的？”回答说：“爷爷说你呢！”我感到愉悦，你看，乡亲们把当年对我的情谊传到第二代、第三代了。

有一次，我到郭登明家，他的儿子突然从库房里拿出一块陈旧的磨刀石。他说，这是我当年离开生产队时送给他家的。他们全家从油坊梁搬到新华桥时，丢了不少零碎东西，但这块磨刀石没舍得丢，带到了新华桥，没想到终究把我等去了。睹物思情，我想起郭登明一家那时对我的帮助，当着我儿子的面（那次我带儿子去的）流下了眼泪。

在油坊梁，见到了当年和我一起揭地、送粪、挖甘草、打苦豆子的张学义、乔贵银、孙立平、张玉亮、赵忠云、铁匠左三、张木匠的两个儿子等。赵忠云走过来，见到我的时候说：“这人也老了！”我说：“你以为才十八呢。”乔贵银慢腾腾走来，我冲他喊“你看谁来了？”他过来一看：“这不是老王么。”我们的手握在一起。

每次去，乡亲们倾其所有招呼我。在油坊梁张学义家，他要捉鸡杀了招待我，我坚决不让，他嘴里说“不宰，不宰”，还是把一只鸡宰了放到锅里。到狼皮梁孙立义家，他要宰兔子，我挡在兔窝门口，才算留得“兔命”。孙立义是我在生产队时最要好的朋友，他帮我盖房子、帮我换大米（用山芋换）、晚上来我的烂房子聊天，同我开玩笑，无话不说。近三十年后，我与他相遇，我感到他拘束了。也许是时间老人无情地夺去了年轻时我们的天真。无论是到郭登明家，还是到孙立义家，他们都是把附近的儿女全家都叫来见面。他们和我一样，珍惜这份患难之情。

我去探望狼皮梁的孙立义。他家在西队，我特地请他带我到东队看望当年油坊梁生产队的政治队长荀智。他当时负有监管我的责任，但他除了做一些必须做的事情，也并不自己发明什么来整我，而且默认生产队队长派我去种园子（那是队里很多人都想干的活）。这次，我去他家时，他病在炕上，见我进去，感到意外，带着伤感说：“我以为这辈子再见不着王庆同了。”我说：“我不是来了么。”我们相谈甚欢，临走时他坚持拖着病体送我到院门。没有想到，三个月后，他就不幸去世了。像他们这样，我“回家”见过一面，如今已走了的还有俞汉、郭生金、老高、赵忠云等。他们都是当年我的好朋友，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再如《一块磨石》：

天刚麻麻亮，郭队长就站在沙坝上噢……噢……噢地喊开了。他在唤社员下地割糜子。

刚到队上就碰上劳动强度大的秋收，真是有点“吃勿消”（我是南方人）。镰刀割一会儿“老”了，就要磨，而我没有磨石。带磨石的社员都在抓紧地头喘息的时间磨刀，轮到我借他们的磨石磨，别人又“站趟”了。我陷入恶性循环：本来人不行，“狼撵狗”撵不上；到地头不能好好磨刀，更撵上不别人，更没有时间磨刀……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狼狈不堪，往回走是一步一步挪回来。

两天后，得知郭队长到大队开会，我请他到大队供销社代买一块磨石、一小塑料桶煤油（点灯用）、一个风箱（焖饭用）。他把这几样东西用绳子拴起来，搭在肩上，走十里沙里背回来。我要给他五毛钱的辛苦费，他不要。

有了这块磨石，割糜子省劲多了。不过地头长的地块，我还是撵不上，总掉在最后。这时，社员张玉清、郭登明、孙立义、王培孝等人就会过来给我接趟。这个接趟，不啻解救我于“倒悬”之中。

后来砍谷子、砍麻子更费镰刀，磨石是必带的辅助工具。我的那块磨石，黄中泛青，介于粗磨石与细磨石之间，磨起刀来带劲。别的社员也喜欢借它磨刀，我当然乐意。每次下地，我都用一根细麻绳把磨石揽腰拴上，搭在肩上，带到地头。秋收九年，磨石伴我九年。

……

离开生产队已是1975年6月。我把一些日用品分送给小庄子的人，那块磨石送给了郭登明。

……

2002年，我已经退休六年。对双井子往事的回忆，对胼手胝足朋友的思念，与日俱增。我找了一个机会，带着儿子到灵武县新华桥看望郭登明（他全家已搬到新华桥）。

郭登明也已过六十。他在院子里等我，我们相拥在一起。他把全家人（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媳、孙子、孙女）找来与我见面。我们在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度过愉快的一天。

郭登明的儿子郭宗突然从库房里找出一块磨石，对我说：叔叔，这是你送我爸的磨石，我们来川区扔了不少零碎，这块磨石没舍得扔。

啊！我的磨石，你承载着我与盐池农民朋友的友谊，见证了盐池农民的善良、真情和人道。

《“倾家”相聚》：

这里的“‘倾家’相聚”是指全家人都参与相聚的意思。

这几年，我与友人或友人与我“‘倾家’相聚”有两次。一次是我“倾”大半个家去吴忠与朋友郭登明相聚；一次是朋友孙立义“倾”大半个家来银川与我相聚。

郭登明、孙立义都是我数十年前发配到盐池农村“监督劳动”时结交的朋友。他们在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时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就像源于《庄子》的成语《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说的：我像一条小鲫鱼躺在干了的车辙里，张着嘴等水，而别的同样缺水的鱼儿凑过来，用它们嘴里的唾沫湿润我的干嘴。郭登明、孙立义对我都曾“相濡以沫”，我不能忘记他们。

那是去年的正月初四，我带着老伴、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外孙女，满满两轿车人，到吴忠城里看望郭登明（他已经从农村搬到吴忠）。他呢，也是这样，把他一家三代和他弟弟郭登亮一家都找到大儿子家的大房子里，老的找老的，小的找小的，热闹了两个钟头。中午饭后全体合影，我数了一下，光孙子辈就十三个，老小在一起站（坐）了四排。小的互相记住没有，不知道，反正我与郭登明、郭登亮相聚，回忆甚欢。过去日子艰难，在一起从早干到黑，挣十个工分（我算弱劳力，还只挣七八个工分），年终决分下来，一天（十个工分）才顶一两毛钱，最少的一年才顶8分钱。现在，我们三家（我和郭登明、郭登亮），光小车就好几辆。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

孙立义全家在党的致富政策引导下，从盐池边外（长城外）农村搬到灵武狼皮梁吊庄落户，且已经多年。此前，我带全家到狼皮梁看过他，他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女儿、女婿中有做生意的，日子过得很好。今年春节前，他带几个女儿、女婿和第三代，坐女婿开的两辆小车，到银川看我。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也有好几个赶来相见。我的那个小客厅什么时候接待过这么多人啊！小的就自动挤到餐厅去说话。我对孙立义说：我劳动九年离开生产队时，是你婆姨路凤兰给我炒了几个菜，我倒了几斤酒，就在你家摆桌，与队上的人告别；今天我的家小，摆不下，我们到外边撮一顿怎么样？他说：那行，我随你。我打手机在附近一个餐馆订了一个最大的餐桌（后来又加几个座位才坐下）。席间，我对他的第三代说：我跟你们爷爷当年到外首挖甘草，晚上挤在没有房皮的“房壳廊”，下雨了，把被子拉到头上熬天亮，还要去跟土块“绊跤”（挖甘草），你们爷爷帮我找草（甘草秧子），我们比兄弟还亲，今天我请你们吃饭，你们都吃好了么？几人小的齐声喊：吃好啦！逗得服务员都笑了。

为什么来来回回都“‘倾家’相聚”？因为我们都把那种情况下结交的友谊看得很重、很纯，都希望后代能够体会、延续。隔一些时候“‘倾家’相聚”一次，提醒我们和我们后代不要忘了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带给老百姓好日子。

《会友记》：

一年春节后，我到川区吊庄访旧。进得俞老汉家的院落，紧挨门口竟有一块地平如镜的菜地，几行韭菜依稀可见，一位瘦小的老汉蹲在地里拍土。他听有人进院，抬头用手遮个“帽檐”，眯眼一瞅，叫出“王庆同”三个字，走出菜地，手里还拿着铲子就与我相拥在一起。他问“娶婆姨了吗？咋没带婆姨？”，“咱进屋慢慢谝。”我说。

我们的思绪都回到几百里外的盐池山区一块两亩多大的菜园子（打坝拦沟里渗水浇地）。那时，他五十多岁，是有名的“菜把式”，生产队把菜园子交给他管，给他配了一个张老汉，再就是我，三十出头，是发落到农村改造的“文墨人”。

我们晚上睡在一个地窨子里，以“窨”为家，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菜地上。

天麻麻亮，俞老汉就醒，睡在炕上喊：“起！越睡越懒。”我睁开眼，可以听见邻近的另一个生产队的鸡叫声，菜园子万籁俱寂，只有沟边树梢上的麻雀在唧唧“对话”，沟里的渗水因为水量小，没有任何声响。我还想睡一会儿，只听又一声“起”，而且后面没有那个解释语，我赶紧一骨碌翻起，伸腿下炕，套鞋就走，低头出了地窨子（怕碰头）。他俩已走在前头，我三步并两步赶上，有时他会说一句“年轻人瞌睡重，没啥”。我们开始各自寻活干（干不完的活）。我寻的多半是翻地、背土（背斗架子支崖边，自个儿上，自个儿背）、捣粪（把羊粪块打碎），都是菜园子重一点的活，他们夸我“有眼色”。

那时，我就发现俞老汉心细如篦，并对我要求严格。我凭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和“手”，也迫于争取好一点的生存条件的压力（菜园子活比大田活好多了），使出全部“聪明才智”，干出的活能与他的要求一丝不差。他比较满意，曾向队长建议“以后就叫他来”。如此，我在队上九年，有五年是在菜园子劳动：每年从惊蛰干到霜降。那几年，惊蛰一过，他就到我住的“喂猪房”门口叫：“王庆同，种园子喀（去）。”我从他手上学会种韭菜、蒜、水萝卜、胡萝卜、豆角、西红柿、茄子、白菜、西瓜、香瓜等。可以说，每一株幼苗上有我的手印，每一寸菜地上有我的脚印。在他的支持下，我成了菜园子事实上的会计（生产队没任命，是他把账本交给了我）。

晚上，我们三挤在一个小炕上，海阔天空地聊。有一次，俞老汉说：“你娶个婆姨，有个人就好了。”我说：“我拿什么给她吃？”他说：“这你就不懂了，是人就能弄到吃的，你们两个好了，她还会给你吃好的。”我说：“谁要我？”他说：“你是个男人，咋没女人要。”张老汉接茬说：“‘白傍’（北边）外首有个寡妇，我给说走。”那时，我三十八岁，也就默许了。后来，她来菜园子买菜，我们见了，但事没有成。几个月后，我突然接到通知：恢复公职。

离开菜园已是农历四月月末。菜园子一片绿色，沟里那点水因为流动有了水声。这天，我赶早没出工，在地窨子煮饭。太阳一人多高的时候，金色铺过菜园子，饭也焖好了。我站在崖垴上，扯长脖子喊开：“哦——哦——饭好啦，吃饭来。”他们听见了，往回走。俞老汉弯到韭菜地，扒开驴粪末子，割了一把韭黄，顺便在沟里洗一洗，又从他的小木柜里拿出两个鸡蛋，炒了个韭黄鸡蛋（平时我们就是拌个萝卜片、开水炸白菜，舍不得吃韭黄，那是要卖钱，给队上攒钱的）。过去吃饭边吃边聊，这天都默不作声。饭毕，我循例要洗锅，他们说啥也不让我洗了。我心戚然，我一下子成了客人。

接我的驴拉车已到崖畔上。他们两位，一个背我的粮袋，一个提我的零碎，我扛着行李，爬上崖畔，把东西放在车厢里。我说：“那我走了，你都缓着，干活‘趁呼些’（悠着点）。”张老汉说：“慢走，闲了捎个信来。”俞老汉说：“上年岁了，娶个婆姨吧。”哦，我已经三十九岁，是该有个家了。

太阳已经白晃晃，沟沟岔岔亮得清清楚楚。那条熟悉的山路似乎装了弹簧，走起来是那么轻松；路边的猫头刺不再有往日似在说“别碰我”的威严，也像露出笑容在说“慢走啊”。等我走完一段高坡，很快就要见不到菜园子的时候，回头望去，他们俩还站在崖畔目送我。

大约十几年后，那个生产队的多数人搬迁到川区吊庄落户。又过几年，我到吊庄看望俞老汉（张老汉已经去世）。我告诉他，我已经娶婆姨。他抱怨我没带去，要我下次带去。他掰开我的手说，皮嫩了。摸我的风衣说，那会子刮那么大的风，有这风衣就好了。我们谝得舒心，但我还是隐隐发现，他更客气了，一定要让我坐上座，两个手端茶。我无论怎么说我就是那个王庆同，他心里已经不是。

《好人张红年》：

1975年6月，我以一个“有问题”干部的身份，离开迁赶之地盐池高沙窝公社“监督劳动”的“岗位”，来到青山公社任生产干事。

第二天，公社党委丁书记对我说：你给咱们到古峰庄蹲点去，咱们实行月五制，每月五号回公社开会汇报工作，其余时间在点上。

当天下午，古峰庄生产队张队长赶着驴拉车接我来。

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红年在大队部等我。他叫我老王。我看只比我稍年轻一些，就说叫王庆同吧。他说老王就是老王，不要客气。

第二天，开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联席会。大队民兵营长、文书、妇联主任和各生产队队长都来了。先学习文件，传达公社布置的工作。然后，张红年说：“公社派老王同志来咱们大队蹲点，丁书记安顿了，老王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公社有啥事由老王传达，大家都好好配合。”接着他问我，“看老王有啥说的。”我说：“刚到大队，没有啥说的，以后咱们一块工作吧。”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凡开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队长会，最后张红年总要问一句“看老王有啥说的”。他对我很尊重。

再往后，张红年带我到各生产队转了转。先到他家所在的甘洼山生产队。他家正在上房泥，我操起铁锹参与撂房泥。这活不好干，但我在双井子（油坊梁）干过，也是熟门熟路。干了一会儿，张红年婆姨叫吃饭：酸汤荞剁面。那是待客的饭食。

一个北大毕业生，快四十了，还是单身，跑到公社当干事，到大队蹲点，可能有点问题吧。不少人猜着了。有的生产队开革命领导小组会（相当于后来的队委会）也不通知我参加。回数多了，张红年知道了。一次，在生产队长会上，他说：“你们都闹机密，老王是公社派到咱大队来蹲点的干部，生产队开啥会，得通知老王，老王去不去，他决定，不通知是你的事，你都不要犯糊涂了。”从此后，再没有发生“不通知”我的事。

张红年有时急。碰到不讲理的社员、队干，他的脖子血管粗起来，头脸红起来。有人跟他抬杠，他不记仇：抬过照样说笑，从不给人穿小鞋。他办事公道是出名的。

1977年，我调回公社当文书。张红年到公社开会、办事，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谝。我们交谈甚是融洽。

1983年，我彻底平反后的第四个年头，离开盐池回银川教书。

1996年秋，盐池解放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回盐池。找了个开会的空隙，到县城他儿子家看望他（他正住儿子家）。他见到我喜笑颜开，说了一句：“那会儿子我老婆就说老王是好人，公社干部下来给上房泥，就王庆同一个。”

2010年秋，有又有机会回盐池……只见张红年躺在床上，挂着吊针，已很虚弱，不能坐起来了。我找个小板凳，坐他床头，对他耳朵大声说：“张红年，你挺住，好了咱们回甘洼山。”他睁开眼，轻轻点了点头，已不能完整地表达意思。

我的心戚然。老天不长眼，这么一个好人，怎么就病成这样了？

我看望他一周以后，他“走”了。

《怀念顶头上司丁生兰》：

不久，丁书记趁北京304医院医疗队帮助青山开展“医疗卫生革命”的机会，带计划生育专干到古峰庄大队搞计划生育工作试点。

丁书记直接观察了我的工作，他让我写个经验材料。后来他以公社党委文件的形式批转这个经验材料，在全公社推广。

几个月以后，公社调我回去当文书。丁书记的谈话极简单，他说，“你给咱们好好干文书”，他让人把公社革委的公章交到我手里。

我的档案里还装着原单位定性的黑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文书重任交给我，我受宠若惊，拼着老命干。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我后来得到的信息，我到青山工作有丁书记的意见在里面。当年他听说县上来了一个北大毕业的摘帽干部，此人还有问题，但已经恢复公职，他表示愿意要这个人，并说“一定把他管好”。我到公社后，他让我蹲点，观察了我半年多，才叫我当文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获彻底平反，回银川工作。曾利用到盐池开会或探亲的机会，四次看望已经退休、住在县城的丁书记，我们相聚十分亲切。最后一次看望时（2010年秋），他已长卧在床。我去了后，他慢慢起来，同我握手，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在报上写的《红楼梦》杂感都看了，写得不错。”我问了他的生活状况。我怕消耗他的精力，没敢久坐。

……

此刻，是我恢复公职后第一位顶头上司丁生兰逝世一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怀念，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印在我心中。

2011年7月，75岁的王庆同在电脑上彻夜敲打一批材料，他要为数十年前“文革”时期在农村监督劳动时结交苦难朋友立小传，这些小传他以第一人称写作，后来收在他的回忆录里，广为传播。现摘录其中一小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念念不忘。

·郭登明和他的老妈

郭登明，圆圆的脸，两腮微红，比我小几岁，一看是个实受人。

他就是前面提到送我到“郭家老房”的那位社员。他家就在我那个烂家的北边，翻过沙丘就是，是我唯一的近邻。

刚到生产队时，我几乎什么都从他家拿。没有水，连桶带水都从他家提，而他们的水是用驴从远处驮来的；没有粮，我提着口袋跟他们家借；没有菜，吃饭时甜吃，他知道了让我又用牙缸从他家装了一些酸菜、蔓菁；甚至没有柴、没有扫炕的笤帚，都是他从家拿的。头几天割糜子没有镰刀，我用他的备用刀；没有磨石磨刀，用他背的磨石。每天出工他到门口叫我一起走，收工他和我一路，先到我门口，不忘进来看一看、教一教。总之，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郭登明的帮助，我过不来。

我住进“郭家老房”第二天一早，从他家借了黄米，他过来教我怎么撇米汤，怎么焖饭。告诉我，一天把在八九两粮的标准吃，因为以后队上能够分给我的粮食就这个标准。八九两是多少呢？他用我带的碗舀了大半碗说就这些。又教我一天焖一次饭，一次把全天的都焖好，分成三牙子，早中晚收工回来各吃一牙子。他说：没有人给你做饭，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出工：队上留给社员吃饭的时间很紧呀。他为我想得十分周到。

我一到生产队就碰上全年劳动强度最大的秋收。割糜子，一人两沟，“狼撵狗”，一个跟一个割上去。我用力、使刀都不得法，费九牛两虎之力，还是跟不上前面的人，而我后面的人却不等我，刷、刷、刷地抢了上去。偌大一块地，就我一个人的两行糜子割不完，我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这时候，会有几个好心人过来接趟，帮我收拾残局，郭登明是其中的一位。在大家的劳动强度都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还来帮我，是同情心使然。郭登明比较耐心，不但为我接趟，还教我弯腰、后肘抬高、茬子压低、揽把出刀快等要领。一个月后我能够渐入套数，全仗他教授。

秋收一个多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天收工回家走路都一摇一晃，疲惫不堪。匆匆吃完锅里的剩饭，上炕就躺下。腰酸背痛，无以复加。我咬牙挺过来。郭登明是帮我挺过难关的第一人。那时我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有郭登明助我一臂之力。

头一年秋收，郭登明与我一起出工，一起回家，于是队上有人说：郭登明与分子胛子靠胛子。言外之意是他没有同“分子”划清界限。郭登明知道后，仗着他是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拧着脖子抗争说：他不会干活，我教他，胛子靠胛子又能把我咋的！

后来，郭登明当了生产队保管。凡我去库房打决分粮，只要周围没人，他就让秤翘得站也站不住，少说一秤多出五六斤。他说你拿上，“罢”说（别说）。我背上就走。这事儿，他是担风险帮我。

那地方天一凉，早晚温差特大。一天，我感冒了，挺厉害。郭登明把我接到他家的热炕上，他老妈给我熬一碗姜汤喝了，焐上被子出汗。她还一手拿一把菜刀，一手拿用头巾裹着的一碗黄米，在我头上摇来晃去，口里念念有词，然后，用菜刀背在炕沿上咣、咣敲两下，说几句我听不懂的话，打开头巾从那碗米里捏几粒米朝一个方向撒出去，说是给我“送一送”。我竟有点昏昏然，在她“送”后睡着了，第二天轻松了许多。郭登明一家把我当自己人了。

郭登明老妈还是我学使石磨的师父。头几年没有电磨，全靠驴拉石磨（队上有石磨）才能磨出荞麦面。使磨比使碾子难，在郭登明老妈的帮助下，我磨出了最初的荞麦面。

郭登明的大哥叫郭尚科，是生产队队长。

我刚到生产队时，割糜子得借别人的镰刀、磨石。但不能老借呀，几天后，托到大队开会的郭队长帮我买几样东西（大队有供销社）：镰刀、磨石、风箱（做饭用）、煤油（点灯用）。前两样是生产工具，后两样则是生活资料。郭队长背着这些东西，走十里沙路带回来，我要给他五角钱作辛苦费，他不要。

郭队长对我的关照至少有两个。一是1967年年初，我到北京上访，来回一个多月，没挣下工分。他在1967年决分社员大会上说：是人就有嘴，王庆同的口粮不要扣，吃饱了好改造他。这是他转着圈子让社员理解不扣我的口粮。二是从第三年起，他决定派我去种菜园子。种菜园子干活比较自由，还能随便吃菜吃水果（园子有果树），是生产队的好差事。许多社员想到菜园子干而不得，结果叫我这个“分子”去干。上头来生产队检查工作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给顶了回去，他说：种园子偷的不行，往家里拿，叫王庆同种，吓死他不敢往回拿。

的确是这样，没有先后两任生产队队长郭尚科、余秉金和政治队长荀智等人的安排，没有大队干部李凤山、王培海、董祥等人睁一眼闭一眼，我种不成菜园子，更不能种几年。

郭尚科是个很负责的队长。那时我和几个小青年起五更揭（耕）地，有时起晚了，天亮才套牛，到太阳老高了还没有完成亩数。牛身上出了很多汗，对牛的健康有不利影响。有一次，郭队长到地里来察看揭（耕）地的情况。一看他过来了，揭（耕）地的一个小青年喊了一声：“瞎子来啦！”（郭队长眼睛有点眯，有人叫他“瞎子”）大伙赶紧跳到熟墒上（即走在已耕的那一边，留下脚印，以利保墒。走熟墒人更累，平时偷偷走生墒，即走在没有耕的那一边）。他过来看见牛身上湿湿的，急了，骂开了：“你‘大’（爹）不会说话，你们就这么欺负你‘大’，你‘大’挣死了我看你们吃什么！”我们不敢回嘴，本来就是做错了么。第二天，我们三星偏西就早早套牛，算是对“大”的补偿。套得早一点，凉爽一点，可以早早卸夹（夹，这里念倮佟，架在牛脖子上的弯木），让牛早早休息。郭队长的“队骂”，说明在国家内乱的日子里，农村基层干部仍然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尽力维护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尽力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正因为有这样的基层干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客观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对这样的队长，我们几个揭（耕）地的，当时从内心就服。

郭登明的弟弟叫郭登亮。我在双井子（油坊梁）时，他是小学生。2011年春节，我去吴忠看望郭登明（他已搬到吴忠城里），见到郭登亮。他也已经五十多岁，但模样还在，我一眼就认出。他以当年小学生的视角回忆对我的印象。他说，刚开始你不会焖饭，黄米就朝冷水锅里放，煮出来的都是稀饭……那手没法看，全缠的是胶布……意志坚强，一般人就自杀了，熬到今天不容易。他甚至透露说：当时队上还有人暗中喜欢你呢。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回忆昔日的辛酸，品味今日的幸福。

我离开生产队已经36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的教学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外出。从90年代初起，我开始探望油坊梁的朋友。我看郭登明三次，他来我家两次。每次相见，都十分愉快。我先后去灵武新华桥乡和吴忠市区看他（他家先后搬到新华桥乡和吴忠市区），每次他都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以及第三代都找来见面。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忆往事，我都尽兴而归。其中，有一件事情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他的大儿子郭宗（公务员），突然从老爸的库房里拿出一块旧磨石，说：这是王叔你走时送给我爸的，前几年搬到川区扔了好些零碎，这东西没舍得扔，你看是不是？我一看认出来，就是伴了我九年苦难生涯的磨石，离开生产队时送给郭登明的。

我请郭宗把磨石收好，别弄丢了。

·孙立义和他的弟兄

孙立义比我小几岁，大手大脚，是个勤快、老实人。

我与孙立义交往密切起来，在我搬到“喂猪房”以后。这个“喂猪房”在居民点，孙立义家也在居民点，离我家不远。

晚上，他常来我家闲谝。朝热炕上盘腿一坐，掏出烟袋，撕个二指宽的纸条，捏上一撮烟叶，熟练地拧成一捧烟递给我。他再给自己拧一捧叼嘴里。我们抽着自制的卷烟，乱谝起来。他常谝先人留下的人要行善的故事，也说他自己碰到过的事情。他说，“大跃进”时，他是民兵，背着一杆破枪，队上叫他押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估计是私自到队上收购什么东西的人）到公社去。一路上，那个人不停地说家里还有老人、老婆、娃娃，到公社就要转到县公安局，那就惨了，等等。孙立义听着听着对他说：你还不拉屎去，快喀（去）！那人听了先是一愣，随即朝沙蒿背后走去。孙立义坐在原地抽烟，抽够了，人没了，故意大喊大叫一阵，朝反方向追了一段，然后，回生产队报告说不小心叫人跑了。两年以后，他到银川办事，在汽车站见到一个人，一把拉住他叫老弟，硬拽着他到饭馆吃了一顿肉饭——那是“低标准”的时候——分手的时候人家也没说啥。他想来想去，像是被他放跑的那个人。这个故事，孙立义对我讲过两次。他深信自己与别人没有仇，干吗不能做点善事。

开头一两年，我对沙丘、荒滩地形的识记能力不如一个土生土长十来岁的娃娃。我到滩里打柴（沙蒿柴）、掏猫头刺（一种火力很旺的柴），过几天再去拉，找不到原来的窝窝，白打了。孙立义知道后，让他十来岁的女儿女羔跟我去打柴，下次拉柴女羔能准确无误地把驴拉车引到原来的窝窝……女羔现在长大了，嫁到川区，有了娃娃。她带着丈夫、娃娃于20世纪90年代来过我银川的家。回忆起她领我打柴的情景，都不胜感慨。

我的自留地基本上都种山芋。种一亩自留地山芋，大约需一背斗山芋种子（大背斗）。第一年，我没有种子，是孙立义借给的。头天晚上，我用镰刀把借来的山芋切成种子块（每块至少要有一个眼眼）。第二天，我揭（耕）地，他端着小簸篮点种。孙立义是我学会种山芋的师父。

秋收时，孙立义帮我接趟。特别是拔麦子（旱地麦子根浅，为多收麦草，收麦子用手拔不用刀割），我的手满是口子，一捏麦秆钻心疼。我是咬紧牙关才拔了一趟又一趟，但拔的速度总越来越慢。这时候，孙立义往往从那头拔过来接趟。

生产队利用春耕春播基本结束到锄地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常组织青壮劳力到“外首”（毗邻生产队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那里人少、滩广，甘草秧子厚）挖甘草。我那时三十多岁，又是“分子”，这种苦活少不了我。

有一年到“外首”挖甘草，碰到一块甘草秧子特别厚的草原，都舍不得走。可是，附近没有庄子，没地方住，只有几间扒了顶的“房壳廊”。大家决定，就在“房壳廊”住几天，把这块好草“抬”了（挖完）。各人把行李放进“房壳廊”时，孙立义把我的行李放到他的旁边。我白天与土块“拌跤”（挖甘草这活，要把甘草四周的土取出来，就像在与“土块”拌跤），晚上挨着他睡：眼睛一睁就是星星，黎明时分寒气袭来叫人打冷噤，我裹着被子与他挨得紧紧的，互相挡寒。中间有一天晚上，天上飘起毛毛雨，我们裹着被子在被窝里让雨淋。好在第二天又是大太阳，都把被子铺在沙蒿柴上晒，满滩红红绿绿，很是壮观。吃饭的时候，各人就自己带的腌蔓菁、酸菜（用小菜罐子提着带来的），我什么都没有，孙立义让我在他的菜罐里夹一些就饭：风雨同“罐”，此情难忘。

我在队上待九年，其中八年是年馑，几乎年年都要打草籽补充口粮。庄子跟前有一种叫“灯索”的草籽（学名叫什么，至今不知道），黄色带刺，要起五更带潮气钩好背回来（用锄头钩好、踏瓷实，使双肩背回来），风干后人蹲在地上用棒捶打，把草籽从衣里捶出来。粉末扎得人睁不开眼睛，很难弄。孙立义对我说，他爷爷手里有一种叫连枷的东西，可以拿在手里站着捶打，粉末不会扎眼睛。我说拿来我看看，他说现在不用，早就不见了。我请他细细说是什么样子、什么原理，然后，我约摸着做了一个，果然好使（一根细长棒，头上装一个能甩动的板子，使用者站着甩动板子，让板子捶打地上的东西，效率比直接用棒捶打高得多，人也舒服得多）。我用自制的连枷，捶打出了二十多斤“灯索”草籽，然后与胡坨面掺一起，当炒面吃，填饱肚子。这连枷算是我的“第七创造发明”吧。当然，“专利”属孙立义，是他说了我照猫画虎做出来的。

孙立义是生产队副队长，与川区的人有联系，常主持队上社员用山芋换川区稻米的事。川区的拖拉机带一些稻米上来，孙立义则把各家的山芋收集起来，按四斤或五斤换一斤稻米的比例，把拖拉机带来的稻米换下，然后分给出了山芋的社员。这事儿很麻烦，要想换一点，得早早与孙立义说好。我呢，每次张口要求换一二十斤稻米，他从没有拒绝过。那九年，每年能吃到一点稻米（少则十几斤，多则二三十斤），全仗孙立义，还有张玉清、余秉金、余秉银等人帮忙。换来的稻米不多，吃的时候就更珍惜。改善生活，一般也不吃纯稻米饭，而是吃二米饭（稻米掺黄米），那点稻米就可以多吃几顿。二米饭也是很金贵的，当地有个说法“稻米掺黄米，丫头嫁到银行里”，足见二米饭也不是一般人能常吃的。

有一年夏天，到一块离生产队很远的地锄草。早上吃了一点自己做的粳糕（用队上分的软黄米磨成面蒸的）。因为急着出工，没怎么熟就吃了，结果，锄地中间肚子痛。收工往回走时，痛得更厉害。走到最后一个长上坡，已经直不起腰，走两步用手撑着爬两步。天黑了下来，大伙都忙着回家煮饭，只剩我一个在后面慢慢挪。心想：今夜回不去，在滩里过夜，小命就难保。正在千难万难之际，突然从坡顶下来一个骑驴的人。渐行渐近，原来是孙立义。他看我走不动，急急在前头跑回去，骑驴接我来了。他把我扶上驴背，我连骑带赖靠在他身上。他一手扶我，一手赶驴，慢慢把我驮回队上，我才好了过来。

有一年，我得了夜盲。老人说羊肝能治这病。孙立义把他放在粮“占子”很长时间的羊肝给了我，又吃了赤脚医生给的鱼肝油，夜盲才慢慢好。

我1974年盖新房的时候，孙立义出了大力。他泥水活好，裹出的墙平平展展、细密光亮。我那间新房之所以有点“样法”，与孙立义在墙上最后几道工序（砌、裹，搪）使出绝招，把墙收拾得“窝窝艳艳”（当地土语，很得体、很漂亮的意思）有关。他给我的新房裹墙的时候，嘴里叼一棒旱烟，一手托泥，一手使“泥子”，熟练地在墙上来回抹泥。只见“泥子”过处，墙体有了“活气”。干得差不多了，他把旱烟棒子朝地上一吐，说开了：人活脸，树活皮，土墙活的一锹泥。

孙立义还向我透露过一个“内部消息”。他在一个夜晚到我家说，县上要组织全县“分子”修路，还要批斗，你要有准备。本来这只是他作为副队长知道的事情，偷偷对我说了，我就准备着。后来得知全县的“分子”的确到某个地修路去了，但我所在的生产队一直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我躲过这一“难”。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四次去灵武狼皮梁吊庄看孙立义（他全家迁到这个吊庄），他总早早站在大门外等我（事先辗转打电话告诉了他）。一见我，喜得不行。我们盘腿坐在炕上谝过去的事，寻找当年的感觉。

每次去，我带一点牛奶、香烟。他总推辞不要。实在不行，他就回馈我自家园子里的苹果。还要逮窝里的兔子送我，我坚决不让逮。他是个有自尊心的人，不白要我的东西。稍感遗憾的是对我不像当年那么随便，有点拘谨了。

他又站在大门口，望着我的车远去。

孙立义的弟弟孙立平几次与我一起外出修路。他力气大，拉重车时主动掌辕，我在后面揎，从不为难我；背土的时候，朝我背斗装土有掌握，从不压我。他少言辞，为人却善良。我离开生产队时，是他赶车送我的。11年前我去油坊梁看旧时朋友，见到了孙立平。他因为干活从来不惜力气，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我感谢他当年对我的关照，他也只咧嘴笑笑，喃喃地说一两句客气话。他于20世纪90年代一个人去队上的菜园子放崖平地，拼命干活，当时《宁夏日报》登过一篇写他的通讯，题目叫《当代愚公》，写出了孙立平的个性。直到现在，他还守着双井子（油坊梁）的那个家。

·郭生金和他的老妈

郭生金比我小十岁左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社员戏称他是“郭瞎子”，他不恼。

郭生金初中毕业，是队上的“文墨人”。他常看报，队上学习有时也叫他念文件、报纸，是个知道政策的人。

念文件、报纸时，他把眼睛贴上去，鼻子都黑了，形象不是很好，但心地善良。他家的驴力气大，好使。我套车拉柴、套磨使碾多半借他家的驴使。他会对老妈说：娘娘，王庆同借驴使，借给吧？他带倾向的请示，通常得到老妈的批准。他老妈会从炕中央挪到窗子跟前，隔着窗子对我说：王庆同，你使喀（去），不当户的（“不当户的”，当地土语，可怜的意思）。滩里装柴得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上挑柴，一个人在车上接柴、踏“瓷”。我常要请朋友帮忙，郭生金常常既借驴给我又帮我到滩里装柴。

我看黑子、大黄前，碾米后的糠多半给郭生金家。他家年底宰猪了，一定叫我去吃一顿肉饭：吃的时候，他和他老妈总是一再让菜，没把我当“分子”看待。郭生金说，咱又不是干部，不怕别人说。有一年，他家宰了四指（厚）膘的大猪，高兴得了不得，割了一条给我：尽管只有两指宽，也是很重的礼物了。

我看了黑子、大黄后，有一年要离家到外面参加县上统一组织的修路。黑子、大黄没有人喂了，怎么办？郭生金老妈说：你走你的，饿不死，滩里有吃的，我们喂猪叫他来吃几口就行了。我撇下它俩出去修路了。一个月以后回到队上，它俩老远看见我，狂奔而来，欢天喜地。看上去，它们瘦了一圈。我问郭生金老妈它们怎么过来的，她说：你那两个东西，我只要叫喂猪喂鸡就过来，可怜巴巴的，就叫它们叫一点，你看这不好好的。

大约是九大前的一天半夜，队上的喇叭响起来，叫各家出一人到库房开会。民兵排长通知我也去。一会儿，库房炕上地下或坐或蹲了二三十人。在马灯下，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念他连夜从公社赶回带来的“最高指示”，大意是：大学还是要办的。念完以后，又领着大家振臂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即散会，前后不过五六分钟。这在当时叫“‘最高指示’不过夜”，是表忠心的一种形式。听了“最高指示”，多数人懵懵懂懂，不知就里。但郭生金听懂了。在往回走的路上，他追上来对我说：王庆同，你的好事来了，大学还要办，你就有事干。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敢回话。不过我想：大学办不办都要最高领导人放话，这在近代史上算是新鲜事。

还有一次，学习王洪文十大报告，是郭生金念的。晚上，他来我家闲谝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听见了吗？”我说听见了。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报以沉默。他看我不愿答话，回家了。

20世纪90年代，我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望从油坊梁搬迁来的旧时朋友，到郭生金家去过。他正在生产队的水泥制品厂工地，听说我去他家了，急急赶回家，我们见了一面，他拿出家里的饼干、红糖茶水招待我。很亲热，但没有当年随便了。我坐了片刻，还要去别的人家，遂告辞。

2003年，我去狼皮梁又见到郭生金，他身体不太好。我们合影留念。又过了一些时候，传来消息说，郭生金因病去世了。

我的好朋友，郭生金，你走好，王庆同念着你。

·张玉清张玉亮

张玉清也很年轻，比我小七八岁。力气大，样样活都会干，而且质量好。常被队上树为干活的标兵，领一帮人干活，他当临时组长。

他常和我开玩笑，戏称我的一双手裂满口子，是“鸡爪子”。他笑着说：你那鸡爪子不是干活的，快叫回银川“喀”（去）。关于我的一双“鸡爪子”，也有大婆姨凑趣说：“手都成这个样，谁跟你？”接着哄然大笑。“鸡爪子”，很形象，很准确，发明权归张玉清。

张玉清很聪明。春节期间，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生产队演出，晚上就在他家的院子演。没有汽灯照明，他想了个办法：在院子中间拉了一根铁线，铁线下面吊一个大棉球，往大棉球上浇一些柴油，点着。冲天火球把院子照得通亮，穿老羊皮袄、棉毡鞋的社员们看演出看得津津有味。没有张玉清的“创造发明”，还真演不成呢。

秋收的时候，张玉清总是第一个“站趟”。他割得又快又好，后面的“趟”跟着撵他，照他的样子干。他常常割到地头站着等后面的“趟”。看见我摇摇晃晃割不上去，有时挥镰给我接趟。我那点“趟”他三下五除二就“灭”了。我望着他又坐地头休息，既感激，又敬佩。

队上组织劳力到“外首”（内蒙古）挖甘草，一般都是各干各的。你朝东，他朝西，各碰各的运气。碰到一窝好草，这天就丰收。挖得好的人、有经验的人，都怕别人跟他。有人跟，意味着自己盯下的一窝好草别人也可以挖，等于分掉稳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的人一看见别人跟，就骂“跟屁虫”。我没有找好草（秧子）的经验，也没有储备（没有平时看下好草），就常跟张玉清。他不骂我“跟屁虫”，看见几处露头草甚至招呼我过去：“这几个你挖。”他是把自己唾手可得的利益让给我了。他是想帮助我，还说了一番道理，他说：滩里的东西谁能霸住？谁想挖就挖，看谁挖得快。他曾经对我讲：有一次，他把整个一圈长甘草的地方挖空，把甘草一根接一根朝地上撂，拌在地上咚咚响。从他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那是他挖得最淋漓酣畅的一次。他凭力气、技术挣工分。不是鸡肠小肚之人，是个大度人。

有一次，队上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大队供销社打院墙，由张玉清带队。他和另一个人站在墙头提杵（那是技术活），我们几个当小工发土（把土块打碎弄细）、撂土。这撂土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刚开始，我用力不够，撂不上墙头；后来又用力过大，撂过墙头，落在另一边，等于白干。我边干边学，掌握撂土的窍门，慢慢会撂了。张玉清在墙头一直鼓励我。每当我把土准确地撂到他脚下，他就说：就这样，就这样，对着呢。

一个夏日的晚上，下着大雨。我到外屋闩门（住在人说闹鬼的那三间新房），准备吹灯睡觉。一看外屋门闩了，我吓得六神无主。我清清楚楚记得，外屋门我没闩，而整个屋子就我一个人，谁能进来闩门？我赶紧擎着煤油灯从里屋向外屋搜索，搜到外屋一个炕拐子，一双眼睛看着我，再一看，一个人抱着膝盖，蹲在炕上，衣服也淋湿了。我问你是谁，他不说；叫他出去，他不动。我束手无策，只好站在门口，朝张玉清家的方向大喊：张玉清！张玉清！你来一下（张玉清家离那三间新房最近，只有五六十步）。隔了一会儿，他披雨衣来了，问我：“咋啦？是不是胃病犯了？”我说：“你看看那个人。”他进去一看，就叫：“关疯子、关疯子，你在这搭干啥？快回家喀（去）。”那人还是不走，张玉清就拉他说：“那你到我家去。”“关疯子”站起来跟他走了。第二天，张玉清告诉我，这是邻队的一个疯子，姓关，下雨没处去，钻进你房子，以为到家了，把门闩上，其实，不咋的，他不是武疯子，不打人。我说：没有你，我昨晚就睡不成了。

张玉清看我打草籽补充口粮怪可怜的，曾主动跟生产队油坊会计说好，给我半块胡坨（胡麻榨油后的油渣，正常年馑用来喂牲口；跌年馑时也用来补充人口粮的不足）。这对我是很大的照顾。我把这半块胡坨（约有二十来斤）压成面面，与“灯索”草籽炒面混一起，作为我外出干活时的干粮。尽管不好吃，但比空肚子强。

一年冬天下了大雪，“白棉被”覆盖田野，电线、树枝都是白的了。在“惟余莽莽”的环境中，张玉清穿着毡靴，披着老羊皮袄跑到“喂猪房”对我说：你快找个“帱子”（袋子），穿得厚一些，到滩里拾沙鸡，那东西下雪找不到吃的，连饿带冻死在滩里避风的地方，你“喀”（去）拾来，“虱子也是一嘴肉”呢（沙鸡是一种比野鸡小、繁殖能力较强、野外生长的飞禽）。我照他说的，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手套，穿着大头鞋，到避风的沟沟汊汊拾了二十多只死沙鸡：褪毛破肚后放锅里煮熟吃了。很腥气，都是饿死冻死的，能不腥气吗？但那个时候也顾不得腥气不腥气了。

大约是1970年，秋收后队上组织壮劳力到灵武农场打零工，为集体创收，我也被派上。具体活是：把机器收割过、放倒的玉米秆子抱成一堆一堆的，好让拖拉机来拉走（玉米棒子已掰过）。这活很累，且到处是玉米秆尖茬，不小心脚就被扎上；玉米叶子风干后跟刀子一样，伸手去抱不小心被割出口子。干这活费手、费衣服、费鞋袜。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干。白天累一天，晚上睡仓库大通铺（地铺，地上铺点麦草），一铺挨一铺，几乎没处插脚。熄灯后，上百号人，有扯呼的，有起夜的，有“咬牙放屁说胡话”的，弄得我睡不好。我坚持着，一是队上派了，不坚持别无他法；二是我有一个如意算盘：干到最后一天，一般要休息一天，让大伙进城买点东西，或上馆子吃一顿，到那时我就向张玉清借自行车一使（他带着自行车），利用灵武距银川较近的条件，骑自行车到原单位贴张小字报，要求先行改善目前的处境。

我的这个如意算盘实现了。张玉清痛快地把自行车借给我，他说：你敢去贴小字报，说明你没问题，车子想用几天都行。我骑车到原单位避雨的一个地方贴了小字报（小字报是我早准备好的），当天返回灵武农场。因为“文革”没有结束，小字报没有任何效果。

张玉清慷慨借车，并同意我多使几天，他是希望我早日出头啊。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回油坊梁，张玉清已经因车祸去世。他是我苦难朋友中没有见到我彻底平反的一个。

2011年春节前，我得知张玉清的妻子余秉花在银川住儿子家，遂邀请她与另外几位油坊梁在银川的朋友一起来家相聚。她明显老了，当年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张家（念j佻）”，怎么就成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张玉清如果在，大概也不年轻了。看见余秉花，我忆起张玉清的许多事情。人生无常，生死有命！

张玉亮是张玉清的堂叔弟弟。他也是我在生产队的好朋友。张玉亮与他的老爹，都比较仗义。我1974年盖新房子用的苇席，就是他父子俩赶大车时从川区带来的。张玉亮的岳父田郎中是游医。那次我肚子痛，孙立义用毛驴把我从山坡下驮回队上，田郎中刚好转回生产队，用土办法解除了我的病痛——在我小腿肚的一个穴位猛不冷丁狠狠捏一下，我大叫一声，肚子痛立马减轻了许多。田郎中说：娃娃，你命大，这是羊毛疔，我要不在，能痛死你呢。田郎中还教我用“麻黄石膏汤”治感冒（到滩里割几根麻黄，敲几块岩碎石——含石膏成分的石头，兑上水熬一熬），我试过，效果不错。后来，田郎中因病去世，张玉亮找人抬棺，我说我去，他说行。于是，张玉亮和我，还有几个年轻人，把田郎中抬到山台一个向阳的山坡埋了。

张玉亮一家，他本人，他父亲，他岳父，都为我做过好事。

·余秉金余秉银

余秉金是接替郭尚科的生产队长，是我住到“喂猪房”时的近邻。他的家就在“喂猪房”的右前方。

因为是近邻，生活上就有来往。我常到他家借帆布吊桶吊水。我只有一个大铁皮水桶，用它吊水我提不上来，也容易碰坏。借他家的帆布吊桶，就成为我每隔一天就要去他家一次的“理由”。有时他不在，他的婆姨张玉兰没有叫我看脸色，乐意把很容易使坏的帆布吊桶借我一使。

过年了，余秉金家宰猪，叫我去吃过肉饭。正月二十三“燎干”，他家院子里点起干沙蒿柴，周围大人小孩过来在火堆上你跳过来，我跳过去；然后他用铁锹把带火星的柴灰朝空中扬去，周围的人喊叫“玉米花”、“糜子花”、“荞麦花”等，预示着当年什么庄稼丰收；大伙又在灰堆上踏来踏去，说是“踏老鼠”，踏死“老鼠”预示来年储粮平安。这是当地的一个民俗。这个时候，我会跑到他家院子里，跟在众人后面跳火堆、喊什么花、“踏老鼠”，余秉金作为队长没有嫌弃我的参与，与我也是有说有笑。

当地农谚“春旱不算旱，秋旱连根烂”，立秋前下一场雨，避开秋旱，就能保住一年庄稼。所以，立秋前的雨，千金不换。1970年春旱很厉害，眼看旱到立秋，突然，一天后半夜凉气逼人，下起小雨，越下越大。我心里当然高兴，穿衣下炕，开门看天。我看见余秉金的后窗亮了。原来，他比我更关心上天的恩泽。那时他是副队长。第二天一早，他脸上溢着喜气，拿着一把锹，冒雨到地里看墒去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善于谋划的年轻人，把队上的事情看得很当紧。

晚上有时他来我家闲谝。他看我申诉信写了一封又一封，不见回信，又觉得我是个实在人，又有文化……就利用到银川办事的机会到我原单位去了一趟，问是否可以让我当生产队会计。此事他一直未告诉我，直到我彻底平反后很久，有一次他来我家，他才说起。他说，当时他在我原单位门房坐了一会儿，门房的同志听说他是王庆同生产队的队长，就叫他进去找军代表。一位军人接见了他，问他是什么成分，他说是贫下中农，那人说这就不追究你了，王庆同攻击三面红旗，反动得很，不能叫当会计，叫他好好改造才是。他吓得没有再敢多说，回到队上对谁也没有说起过。

他看我怎么也不像反革命，仍一如既往地与我来往。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来我家，要我帮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他说要入党了。我当晚用当时流行的语言为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第二天晚上交给他，我说：你要抄一遍，千万不可就这么交上去。他说：知道，你也罢（别）对人说。我们相约对谁也不说此事，直到2008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十套《见证》栏目报道组在银川采访我，希望我提供几位了解我当时在生产队情况的人名单，而那时余秉金刚好在银川，我就把余秉金的电话告诉他们。他们找来余秉金，让谈谈王庆同当时的情况。他开头第一件事就说他的入党申请书是请我代写的。报道组的同志很吃惊，问：王庆同如果为了表现积极，把你“卖”了怎么办？他淡淡地说：不会的，人是啥人脸上带着呢。

余秉金和张玉兰后来在银川打工，过年过节我请他们吃顿便饭，能见上一面：仍然只说当年事，保持着友谊。

余秉银是余秉金的堂叔弟弟，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我与他的交往都与病有关。一是我有一年得了夜盲症，晚上看东西总觉得眼前有个圈圈在转，看什么都模模糊糊。有一次傍晚，从大队部走回生产队，在沙漠里转了圈圈，心想早该到家了，怎么还不到？清醒过来一看，围着一棵树转着呢。我对余秉银说了这件事，他给了我一瓶鱼肝油，并说就这一瓶，都给我了。我吃了鱼肝油，又吃了孙立义家的羊肝，夜盲才慢慢好。二是我的一双手长年裂口子，得用胶布缠来缠去，要不干活手疼得不行。当时只有赤脚医生有胶布。我常问他买一点，每次他都多给我一些。比如，五毛钱本来只能撕一寸宽，他会撕一寸半给我。这是很大的人情呢。三是我揭（耕）地时要用一个药瓶子、一点酒精，用来在滩里点着沙蒿柴热饭。我没有那些东西，都是向余秉银要的。特别是酒精，他也不多，硬是倒了一些给我。

余秉银家当时是队上的殷实人家、正派人家。20世纪90年代我回油坊梁，他已经因病去世，我感到惋惜。以他的聪明、善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可以有一番作为。又听说他儿子医科大学毕业，有作为。2008年我陪央视记者回油坊梁采访时，见到他的妻子，我们回忆往事，仍很亲切。当然，如同我已经老了一样，她也老了。

余秉金有个堂叔弟弟叫余秉禄，那时十五六岁，走路一跳一跳的，人称“跳儿”。“跳儿”也常和我起五更揭（耕）地、送粪，都比较熟悉。有一年，他不揭（耕）地，队上派他放羊。春天草不好，有的羊撑不过来，乏死了。那种死羊皮包骨头，没有人要，一般都扔在滩里，不往回拿。可是，“跳儿”惦着我一个人没家，没有肉吃，粮也不够，在某天看到一只羊快死的时候，急急忙忙跑回队上，专门对我说：老王，有只羊快不行了，还有一口气，你快到滩里背回来宰了吃，强比吃死羊。我立即到他说的地点，把那只奄奄一息的羊架在脖子上背回家，给一刀宰了，自己剥皮开肚剔肉。尽管都是干肉，也就一斤左右，没有一点肥的，但也吃了好几顿。这是“跳儿“的善意：对队上来说，它是一只乏死的羊，没有用了；对我来说，又是一只宰了的活羊，在心理上比吃死羊好受得多。“跳儿”为我想得真周到。20世纪90年代，我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望昔日的苦难朋友（油坊梁的许多社员迁到吊庄），见到“跳儿”，他已是快五十的人。我问他娶婆姨了么，他有点羞涩地说娶了，有个女娃子。我说你叫我背乏羊吃，我都记得呢，他反问我那你娶婆姨了么，我说早娶了。三十多年过去，我们都还互相牵挂呢。

·张学义、乔贵银和他们的老爹

张学义、乔贵银的年龄差不多，都比我小十几岁，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

他们两个，加一个余秉禄，加一个“分子“我，多数年份揭（耕）地离不了我们这几个人。

揭（耕）地要起五更。头一天，张学义、乔贵银路过我家门口（“喂猪房”），拿鞭杆在门上敲两下，喊两声“王庆同，起”，我起来一看，四点多钟。赶紧穿衣套鞋，出门向牲口圈走去。大家已经把好使的牛挑去了，剩下“沙和尚”、“扁担角”两头难使的牛归我。倒不觉得他们欺负我，谁都想套一对力气大、脾气好的牛。再说，这是农村的规矩：第一次谁到得早谁有权先选牛，一旦选定，这一春（或一秋）就按选定的牛套，谁也别乱来。

“沙和尚”和“扁担角”的样子就难看，走路“趔趔呱呱”（当地土语，横冲直撞的意思），揭（耕）地调皮捣蛋，我有点拿不住。牛这东西灵，它感到你是生手，力气不大，就欺负你。有一次，它们挣脱我，拖着犁满滩跑，我怎么吆喝，人家就是不听，而且越来越疯。那天，张学义放下犁，追上它们，抡开鞭子就打，边打边骂：你两个生瓜子，我把你牛皮熟了，看你骚情！这牛真怪，听出不是我的声音，而且感受到鞭子的力量大了，竟变乖了。张学义把“沙和尚”、“扁担角”的“牛皮”“熟”好了（把它们降服了），我使起来顺手多了。

揭（耕）地揭到太阳一人高，各家的人提着饭罐送饭来了。我没有人送，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头天晚上多焖一份饭，装在钢精饭盒里带到地头，又用一个小瓶子装上酒精棉球，别人地头吃饭时，我拔一些干沙蒿柴，用酒精棉球点着，着得只剩火星的时候，把钢精饭盒埋进去。一会儿，钢精饭盒的饭热了，我也坐在地头吃早饭了。张学义、乔贵银都说：化学脑袋，一点就着。我的这个“新式热饭法”，算是我的“第八创造发明”吧。

冬天起五更送粪，也是他们来叫我（有时是余秉禄来叫）。大冻天，牛羊粪堆冻得硬邦邦的，得用十字镐刨开，把冰冻的粪块抱到驴拉车上。送粪之苦，全在装车上。谁先完成趟数（队上有规定），谁先回队卸车休息。张学义、乔贵银正年富力强，头上冒汗拼命赶进度，一个比一人跑得快。我那时还年轻，三十多岁，也不示弱，和他们飙着干。赛到最后，我要落后半趟。他们倒不马上回去，而是在地里等我一起回队卸车。往回走的时候，由着牲口慢慢走，真是优哉游哉。他们在前头唱开《寡妇断根》（大意是徐天宝给张资扛长工，张资勾引徐天宝婆姨，又派人打死徐天宝，徐天宝的妈是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于是断了根），过来过去就一个调子（“打宁夏调”），但能抒发重复单调劳动后的苦闷、无聊的情绪，唱起来很上口。我那时能跟着哼几句，至今还不忘那个旋律。

这两个年轻人喜欢动，喜欢玩。冬天，我和他们在菜园子背土平地，一边背，一边尽着嗓子划拳。好像这么一来，背上的压力也就不怎么觉着了。我蹩脚的划拳术就是从他们二位处学来的。夏天锄地的时候，地头休息，他们和我玩“狼吃羊”（用柴棒在地上画个棋盘，拾一些羊粪蛋就能玩），也玩得津津有味，谁输了叫对方弹一个“蹦壳子”。因为年轻，他们不忌讳与“分子”多接触。

我与张学义、乔贵银的友谊，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

我20世纪90年代回双井子（油坊梁），张学义已经是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要宰鸡款待，我拦住了。我一不小心，他又把鸡宰了。张学义念旧之情，令人感动。后来，他举家迁到“外首”（内蒙古），我们还有短信来往。过年过节，他发来问候短信，我一定回复过去。我们以这种方式维系着友谊。

乔贵银家离开油坊梁较晚。我2008年回去时，队上只有几户人家了。下着小雨，我站在沙丘上喊：“乔贵银，乔贵银，你看谁来了？”他从土房里慢吞吞地踱出来，朝我走来，到跟前看清了：“噢，老王来了！”他让我们去他家。他指着相框里上次我回队上与他合影的照片说：“老王，你看，我把你的照片镶在框里呢。”2010年，他和婆姨到儿子家住（在银川）。一到银川他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相约过年见面。2011年春节前，我和老伴，与在银川的乔贵银夫妻、张玉亮夫妻、余秉金夫妻和余秉花（张玉清妻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们都没有感到友谊的萎缩与变味。

张学义、乔贵银的父亲，都是生产队的“贫农代表”。这个生产队总共有两位“贫农代表”，就是他们二人的父亲。

张学义的父亲人称“张代表”，与我一起种过两三年菜园子，我们相处得较好。按照当时的理论，“贫农代表”是“分子”的对头，要严管“分子”的，但“张代表”没有这个意思。相反，在我原单位人事处熊副处长来生产队以后，他竟把北面一个生产队离婚的女人介绍给我。我没有拒绝，她就以到园子买韭菜为由到菜园子来了。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张代表”对她说：这就是王庆同。说完，他和另一位种菜园子的老汉（余汉）走到别处去了。我和她就来到我们住的地窨子，坐在炕上，我对她说：我还没有平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平反，但我相信迟早能平反。我说了百分之百的实话。她没吭气，很客气地说了一句“那我走了”就走了。这事儿以“黄”告终，但“张代表”的热心仍使我难以忘怀。毕竟那年我已经38岁，还是单身，“张代表”为我操心呢。

乔贵银的父亲人称“乔代表”，很有风度的一个人。见着我常打招呼。有一次，他端着一碗油炒山芋丝黄米干饭，在居民点边走边吃。见着我，把碗放在手里伸过来说：你吃，你吃。我连忙说：你快吃，你快吃。我们友好地擦肩而过。我曾听说他对人说过：王庆同有文墨，迟早是个走，打墙板上下翻。“乔代表”的话对我是个鼓舞。他有老农特有的生活经验和判断能力。他是一个真正的老农，至于“贫农代表”，不过是上头需要一个人来当，看上他，仅此而已。

·荀智、高祺、俞汉和张木匠

荀智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我到生产队头两天住在他家的伙房里（打地铺）。他作为直接监管我的队长，没有为难我。只要上头没有安排，他就不管。从来没有要我三天两头汇报什么的。九年时间，我没有去汇报一次，他也从不问一下。生产队队长安排我去种园子，他没有提出异议。有一次，他家吃猪灌肠，他婆姨还叫我去伙房吃了一顿。

荀智那里有《宁夏日报》，我常去借，被认为我学习、改造积极。殊不知，我是越学越糊涂。有一次，从荀智家借到一份报纸，整版画着一些符号，有的是一头猪，有的是一颗心，有的是三横，有的是一把扫帚……每幅画下面都注有文字，如一头猪是养肥猪贡献给国家（大意）；一颗心是红心向太阳；三横是三天认一个字，一个月认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八个字；一把扫帚是学了《反对自由主义》，扫除了不好的思想等。这是学习毛选积极分子顾阿桃的学习笔记。画是她画的，下面的字是按她的意思由别人代写的。见到这张报纸，我感到心有点凉：知识分子真的臭了。我平静地把报纸还给荀智，也没见他在社员会上介绍这个经验。

生产队一年两次分肉（端午节一次，中秋节一次），都是队上淘汰的羊。按人头分，一人也就二三两肉，最多一次分过半斤。我家只我一个人，操刀、拿秤的人常给我多分一点。有时是一个羊脖，有时是一个羊心，都超过按人头分的平均数。荀智作为政治队长，常年主持分肉的事，没有阻止别人给我多分一些肉。

荀智婆姨个子大，能唱歌。夏天锄地，她领头站趟，后面跟上一溜女人锄上去。锄到高坡上，风来了，很凉爽，她就唱（唱什么记不得了），男社员跟着起哄，唱《五哥放羊》，其中有一节好像是说五哥滩里放羊，吃不上羊肉泡馍馍，干妹子给五哥留点点。大家高兴，我当然也“轻松一刻”。

荀智的老爹那时还在。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说：一头母猪啊们（我们）家不要了，准备宰了埋了去，看你要不要？我说：我想想。我去问孙立义，孙立义说：母猪肉一般人不吃，但你没吃头，把它劁了，充充也可以吃，再不行也有几斤肉呢。于是，我要了这头母猪，圈在柴垛边上。先找孙立义把它劁了（我第一次见劁猪，很简单的），见天干活回来，在路边拔点灰条（猪喜欢吃）喂一喂，又用自家的糠紧充了几天，就把它宰了。过去，我帮别人宰过猪，但没有宰过自己的猪。这一次，我请孙立义等人来帮忙给我宰猪，我自己从头到尾动手，算是较完整地参与了宰（猪）、褪（毛）、充（气）、剔（肉）等程序。骨头架子扔了，在猪腿猪脊等处剔了几斤肉。我把它用塑料布包起来，放在房顶这个大“冰箱”冻着，吃了一冬。跟沙鸡肉一样，有点腥，但对没得吃的人来说，母猪肉也是肉。

2004年夏，我去灵武狼皮梁吊庄看从油坊梁迁来的旧时朋友，看望了病中的荀智（在东队，我是专门去看的）。他病得很厉害，躺在炕上。我进到他房说：“荀队长，我看你来了。”他抬起头，带着几分激动说：“王庆同，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我赶紧安慰他说：“我这不是来了么，你好好养病，病好了我们回双井子转一转。”他带着伤感说：“怕不行了，气短得很，动不了。”接着我们回忆往事，他说到当年分肉，有点生气地说：“我给王庆同分了一个羊脖子，婊子养的×××给我在库存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没跟‘分子’划清界限。”我说：“我咋不知道？”他说：“我把它撕了，一个人二两肉叫咋吃么，‘分子’吃点肉又咋的。”我用话岔开，我说你婆姨还会唱歌呢。这时，他婆姨回过头来笑了笑，她也老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三个多月后荀智去世。

荀队长，你走好。

高祺比我大十几岁，年轻时拉过骆驼，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住在我“喂猪房”后面。人人称他老高。

大约是1975年春，他赶队上的大胶车到公社粮库打种子，队上派我跟车。我和他两个人单独相处，在大胶车车厢里谝了几个小时。当我说起“最高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时，高祺丢了一句我至今未忘的话：日怪，这个时候说这些，防啥有啥呢。这是他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作出的判断，我不敢回应，也就“滑”过去了。

我1974年从蒙族人那里买来母山羊，是在高祺的帮助下办的。他与“外首”（内蒙古）的蒙族人有私人关系，他愿意领我去买只便宜的。这年秋后，他套上自家的驴拉车，带着我朝北而去。在大草原上走到下午三四点钟，来到一家独立的蒙人家（周围没有别的人家）。老高把驴拴好，掀门帘进去，只有一位老太太在家，儿子放羊还没回来。我们就自个儿弄茶喝。太阳落山，老高的朋友放羊回家，招待我们吃羊肉：一个大盆（足有大脸盆那么大），里面是羊蹄、羊头、羊骨头，已经半熟。吃的时候，放在火炉上，冒了热气就用手拿来吃，吃不完放回去，可不能扔掉（此事老高事先已对我说，要是扔了，下次别想再吃他的东西）。吃好后，老高开口说：“老王是我的朋友，要买你的一只母山羊，你看多少钱？”这位蒙族人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好商量，给十块钱算了。”这是非常便宜的了，至少便宜一半。我立马掏出十元给他。他说了一句：“明早出圈，自己去挑，随便挑。”第二天一早，老高领我到羊圈挑了一只最好的母山羊。我们临走的时候，这位蒙族人朋友对我们说：“下次再来吃肉。”

老高的旱烟，有时参一些冰片、仁丹，抽起来凉凉的、香香的。跟他干活或出门，能抽到他的好旱烟。高兴了，还会朝我的旱烟袋里倒一点，我十分感激。

2003年，我到灵武狼皮梁看望老朋友时，高祺已八十高龄，走路慢，身体弱。我到他家时，他笑了起来，留下了我与他唯一的合影。他慈祥的脸庞一如当年，只是腰有些弯了。

后来，在银川听到老高去世，我很悲伤。

俞汉是双井子（油坊梁）俞家的长辈、种菜园子的把式。队上的菜园子基本都交给他种，另外给配两个助手就行。我是队上给他配的下手（徒弟、劳力）。菜园子里有一个地窨子，地窨子里有盘小炕，我与他在这个小炕上睡过近千个夜晚。

俞汉善谋划，种菜技术高。我的种菜技术就是从他手里学来的。他要求很严格，我能一丝不差地做到他的所有要求，他比较满意。我能种几年菜园子，与队上安排有关，也与他不拒绝我有关。他要不满意，我一个月都待不下去，早被“开”回队上了。他对我有足够的信任，菜园子卖菜的账，他叫我记；到“外首”（内蒙古）三段地卖菜，他带我去。

干完活，吃完饭，我们坐在炕上谝。有一次，他问我：你上过大学，你说说不劳而获是共产党的政策吗？他是对队上有些事情不满意，比如有人一度宣传政治评分；有人开会、学习好几天，天天记十二分（好劳力的工分）；打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带子井，浪费工分，等等。他说现在人心坏了。我说：共产党讲按劳分配，将来共产主义讲按需分配。他听了很满意。他曾在居民点上“骂街”：啊们（我们）十二根筋骨挣得动弹，挣点工分不容易，有人“浪”工分，羞他们先人。他就是队上活着的“先人”，他“骂街”，没人敢顶。

有一次，张玉清在菜园子崖垴地里挖到一只黄鼠（不是黑老鼠，是地里吃粮食、钻地洞的那种黄色老鼠），拿到菜园子灶上蒸了（在蒸布上铺“面张”，把剥了皮的黄鼠放上面蒸），我不敢吃，俞汉说，这是好东西，补人，你尝尝。我挑了一块肉，“一嚼满口油”，肥得很啦，咽了下去。我生平就吃了这一回老鼠肉。

在自留地边上种旱烟，是俞汉教我的。他给我一把旱烟种子（旱烟种子很细），说：下雨后你把它点在自留地边上，对自家的自留地影响不大。我照他说的做了，收了一大捆旱烟。晾干后，把叶子揉碎，秆子放碾子上压碎，第二年我抽的就是自留地里收的旱烟。我不够抽，他会给我一点。还教我把茄子叶子晒干，也可以顶旱烟抽。我试过，只能冒烟，没有烟的味道。

俞汉的自留地种得比别人好。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割糜子的时候茬子留高一点，一冬天刮风不会把地表的好土刮走，还可以“浪”沙子（把沙子留在糜茬跟前，可以保墒、改良土壤）。俞汉的这个经验，的确是老农智慧的结晶。但生产队行不通，因为生产队年年要“在多收一斤草上闹革命”，必须把糜茬压低（打不下粮食，上面就要求多收草，帮牲口过冬。谁把糜茬留高要挨批评）。自留地年年收下粮食，队上年年只“多收草”，表面原因在这里。

他是一个正直、公正的人。队上劳力到“外首”（内蒙古）挖甘草，派他去给大伙做饭。一大锅黄米干饭焖好了，他用勺子给打饭，你三两，他四两，有的还是五两（根据各人称出的黄米打），没有一个人说打得不公。这不容易做到，一要有打饭技术，二要公正，不偏谁向谁。

他劝我成家。他说：你有家，心就安了。“张代表”给我介绍对象，我没拒绝，与俞汉的劝说有关。

1975年6月，我部分平反后离开园子。我们吃了一顿分手饭。俞汉、“张代表”和我，我们焖了一锅爽爽的黄米干饭，炒了一个鸡蛋韭菜，好好地吃了一顿。我要洗锅（平时都是我洗，我比他们年轻么），他们说啥也不让我洗了。我有点伤感，怎么就生分了呢。

他和“张代表”背着我的行李，提着我的零碎，送我到崖垴。我赶着驴拉车，拉着我的东西，离菜园子而去。当我走完一个坡道，回头看去，他们还站在崖垴上。

十几年前我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旧时朋友，到俞汉家去过（他家从油坊梁搬到狼皮梁吊庄）。他已七十多岁，正蹲在院子里侍弄菜苗：他一辈子离不开心爱的菜苗。我们坐在炕上回忆往事，他问及我的家室情况，关注我是否“有家”。他对我很客气了。

后来他走了，未能再见一面。

俞汉是我一生不应忘记的人。

张木匠叫张什么，至今不知道。当时是双井子（油坊梁）生产队的木匠，长年给队上修理农具。耧坏了，犁坏了，架子车坏了，大胶车坏了，库房的门窗坏了，他负责给修理。手艺高，个性直。给谁安个锹把，锹使起来特别省劲、顺手，不知他有什么诀窍。我买来新锹，请他安锹把，他没有推辞。我盖新房的时候，旧门窗有点不合窍道，他来收拾一下就好了。他对我的事情从来不问，但对我的要求能默默答应。张木匠心气很高哟，他对自己看不上的人，不爱搭理。他有手艺在身，不怕谁。

1999年夏，我回油坊梁时，先走到生产队边上一块地的地头，看见一位白胡子老人坐在地上拔猪草。同行的张学义说，那是张木匠。我悄悄到他身边坐下，问他认识我不，他摇头。我说你想想，他还是摇头。我说我姓王，在队上待过，他盯住我一看，叫出“王庆同”三个字，我们立刻相拥在一起。从1975年我离开生产队，已经过去24年，他记得我的名字，稍加提示能认出来。我突然感到世界很小，有些瞬间是永存的。真诚相处过的人，无论从哪里回来，都不会被拒绝。张木匠叫出我的名字，我好高兴。须知那时他已经八十了。第二年我再回油坊梁，张木匠已经不在，见到的是他的儿子张正良——对我也是很亲热的。

·王家大嫂杨家姑娘

记得1966年秋到生产队后不久，就是中秋节。当晚，正在“郭家老房”吃当天锅里的剩饭，房门突然开了。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嫂挎着一个篮子，提着一把锹，进来了。她把篮子放在炕上，揭开盖在上面的毛巾，拿出两个油饼、几个山芋，还有一小瓶油炸辣子（用原来盛补胎胶水那种小盒子装的），说了一句：你就罢（别）想家了，不当户的（怪可怜的）。说完调头走了。我不敢撵她，怕在外面碰见别人。她提着锹，显然是装作出来挖山芋（或是真的出来挖山芋），是避开众人来的。

给“分子”送吃的，在1966年九十月间游街、打人成风的氛围中，是担着风险的。后来我在队上待久了，知道她是生产队南边几户上中农家里的一位长者。我戴着“帽子”，她是上中农家的，彼此避嫌，一直没有再来往。

2011年春节前，我与当时队上的几位朋友相聚，把几十年前的这件事讲给他们听。他们说，这个人还在，已经九十多岁，住在灵武狼皮梁吊庄东队，离居民点有一里路的地方。这个东队我去过，看荀智就在东队，但不知道离居民点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人家。下次去东队一定去看望这位于我有“一饭之德”的大嫂。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她是王家的人。

杨家姑娘是双井子生产队最北边靠近内蒙古地界杨家十七八岁的姑娘，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次，我随队上劳力到“外首”（内蒙古）草原打草，太阳落山往回走的时候，我累了，走在最后面。当我从杨家院墙外走过时，这位杨家姑娘突然出来，把我拉进家。她家当时没有其他人，她从伙房端出一碗面叫我吃。我三口两口扒拉进肚，我临走时她从东柜拿出一坨羊油给我。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怕叫人看见对她不利，拿了羊油坨子就走。后来生产队众人在一起干活，见过她。彼此都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20世纪90年代我回生产队，问起杨家，大伙说早搬到川区了。这件事放心里几十年，没有对人说，这里写出来，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她给我的那个羊油坨子解决了没有油吃的问题，我不应忘记她。

1975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特殊年份。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终止的情况下，邓小平在一种力量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推行了名为“整顿”实为当时条件下的拨乱反正。一批人的命运包括小人物如我者，借助“整顿”的浮力浮出水面，吸了一口空气。那个时候，距离“文革”寿终正寝还有一年多，邓小平就说“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他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反历史而动的势力已是强弩之末，我得到更多正直人的帮助。

·张支书帮我蹲点丁书记让我掌印

1975年6月，中共盐池县委组织部通知我撤销反革命分子帽子，恢复公职，就地安置工作。这个决定与盐池县县委无关，是我原工作单位于1975年上半年提出甄别意见，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后下发盐池县县委执行的。同样，档案里的维持原来反革命集团成员、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行政降两级等定性和处分，也与盐池县县委无关。那是原工作单位的事情。

我原工作单位为什么在1975年上半年提出这个甄别意见？我至今未去弄明白，也没有必要去弄明白了。据我学习党史的体会，这可能与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2月确定邓小平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随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历史条件有关。

1975年5月，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只能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大声疾呼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话是“长腿”的，会“走路”的，势必扩散开来，推动其他战线也解决这些问题。在那个时候，愿讲这样的话，敢讲这样的话，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可能只有他一人。

我是“戴上帽子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且不断申诉，于是，我头上的“帽子”问题“解决了”，当然，隐形的“帽子”还在，不可得意忘形。还是邓小平说得好，“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生活”和“历史”只走到这一步。我既有值得庆幸的理由，也还处在必须小心的环境中。

邓小平后来这样回顾那个特殊时期：“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历史风向的任何改变，都影响枝头小鸟的命运：我扑腾翅膀，摇摇晃晃飞了一步。

中共盐池县委分管人事的夏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李部长商量后决定让我到青山公社工作，包含着善意。青山旧名候记河，位于盐池县城南七十多里处。有少量沟泉水灌溉的水浇地，全社地势较平坦，基本上没有沙子，是盐池县自然条件较好的一个公社。与双井子（油坊梁）那一带的自然条件相比，有天壤之别。迁赶带有惩罚性质，安置带有落实政策的意思。当时的盐池县县委对我是执行了政策的。

青山公社党委候学斗副书记带着一辆卡车，到县城拉水泥管子。县委组织部张干事让他把我带到公社。我坐在一堆水泥管子上颠簸一个小时后，进了公社院子。只见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两排四幢起脊瓦房，门窗漆成蓝色，窗上镶着玻璃。两根电话线进入两个房间，但没有通电。我到公社时已是傍晚时分，不久，各房间点玻璃灯罩煤油灯，操南方口音的公社韩会计安顿我在文教干事的房子住下。我在他旁边空下的硬炕上铺开自己的褥子，装衣物的一个箱子竖起来放在脚后。

我大学毕业17年来，一直有“国”无“家”，现在，在公社干部宿舍里有了安身之地，尽管只有二尺宽的地方，感到似乎有了“家”，有了安全感。此时我39岁。

我在青山公社一待又是六年。

第二天一早，公社党委丁书记对我说：你给咱们当生产干事，到古峰庄大队蹲点去，好好锻炼，公社实行月五制，蹲点二十五天，回公社汇报、开会五天。

当天下午，古峰庄生产队张队长赶着驴拉车接我来了。

一条西北走向的砂石路，驴拉车摇晃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疙瘩跟前。转过山疙瘩，一个大庄子展现在眼前。这就是古峰庄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古峰庄生产队。

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红年在大队部等我。他叫我老王，我看只比我稍年轻一些，就说叫王庆同吧，他说老王就是老王，不要客气。寒暄后，他说：“你住里间，吃饭就在张队长家，我给安顿了，我天天来大队，有啥不便对我说。”我看了一下，大队部两间房子，外间稍大，有张长条桌，可能是开会的地方；里间小一些，有张办公桌，可能是大队干部办公的地方。

古峰庄生产队地势平坦，有文化的人多。房子比较整齐，还有一个油坊。当天晚上有社员来串门。有的问几字，如三牛念什么，我说念“奔”；又问四牛念什么，我实话实说“不知道”。有的探问婆姨在哪里，我说没婆姨，对方很吃惊：“啊！咋不知道娶婆姨？”一位叫戴科，一位叫陈普的人，是队上的文化人，有空也来谝，我们说得来。

第二天，开大队干部、生产队队长联席会。大队民兵营长吴奋兴、文书罗茂、妇联主任刘兰芳和各生产队队长都来了。先学习文件，传达公社布置的工作。然后，张红年说：“公社派老王同志来咱们大队蹲点，丁书记安顿了，老王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公社有啥事由老王传达，大家都好好配合。”接着他问我，“看老王有啥说的。”我说：“刚到大队，没有啥说的，以后咱们一块工作吧。”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凡开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队长会，最后张红年总要问一句“看老王有啥说的”。他对我很尊重。

再往后，张红年带我到各生产队转了转。先到他家所在的甘洼山生产队。与生产队队长寒暄几句后，他领我到自己家看看。他家正在上房泥，我操起铁锹参与撂房泥。这活不好干，但我在双井子（油坊梁）干过，也是熟门熟路。干了一会儿，张红年婆姨叫吃饭：酸汤荞剁面。那是待客的饭食。

一个北大毕业生，眼看四十了，没娶婆姨，跑到公社当干事，到大队蹲点，可能有点问题吧。不少人猜着了。有的生产队开革命领导小组会（相当于后来的队委会）也不通知我参加，知道我在公社没面子，要不来什么东西（如救济粮啦，救济款啦，木材指标啦等）。回数多了，张红年知道了。一次，在生产队长会上，他说开了：“你们都闹机密，老王是公社派来的蹲点干部，生产队开啥会，得通知老王，老王去不去，他决定，不通知是你的事，你都不要犯糊涂了，老王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不通知”我的事。

不久，公社党委丁书记趁北京304医院医疗队到青山公社帮助开展“医疗卫生革命”的机会，带计划生育专干到古峰庄大队搞计划生育工作试点。所谓“计划生育工作试点”，就是把该“扎”（结扎绝育）的妇女都“扎”了去。

304医院的医生把大队部消毒，挂上白门帘白窗帘，摆开消毒锅，布置了一个临时结扎手术室。我和所有大队干部一家一家动员该“扎”的快“扎”。我不懂计划生育宣传，张红年说：你就说错过了北京医生，以后就叫公社、县上的医生“扎”，你看那么好。我也顾不了维护公社、县上医生的威信，就照他说的入户动员。有的婆姨一听，痛快地说迟早是个“扎”，那就叫北京医生“扎”。我把这些人领上，她们男人跟上，送到大队部门口，医生接了进去。

有的婆姨比较精，看我从东边去，她把门一锁，朝西边走了，叫我见不着人。张红年说：你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她正做饭呢，不敢撂下锅就走。我照他说的做，攻克了几个“堡垒”。

这次试点大获全胜。丁书记让我写个经验材料。我写好后请张红年看。他看后夸说：“到底是老牌大学生，咱大队还没报过这么好的材料。”丁书记以公社党委文件的形式转发古峰庄大队的试点经验。我与张红年的友谊，通过这次试点加深了。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我还见到了一件事：公社开着一辆卡车到各生产队转，大队干部把该结扎的适龄婆姨一个个往卡车上“请”，装满一车开到公社卫生院，“北京医生”等着“扎”呢。这些婆姨下车后都说要“尿尿”，干部没有办法，只好叫“尿尿”。谁知这些人到厕所后翻墙跑了（所谓“厕所”就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一个墙拐子，墙都不高），一车人只剩一半，就把这一半“扎”了。公社对她们的“招呼”还是很好的，又是送红糖，又是补助钱，让生产队给记误工的工分等。

张红年工作很忙。谁家婆姨汉子打捶，找他，他去调解；谁家的猪毁别家自留地的庄稼，告到他那里，他去断官司：有的贫困户断粮了，他写个二指宽的条子，让到公社换介绍信，先到粮库借粮，从下次救济粮里扣；解放军的抗旱水车来了，他给领到苗好一些的地里放水，让抗旱效果好一些。公社一会儿要规划，一会儿要汇报。大队文书写好后，他拿来叫我改，并说：这回你好好发挥作用。

张红年有时急。碰到不讲理的社员、队干，他的脖子血管粗起来，头脸红起来。有人跟他抬杠，他不记仇：抬过照样说笑，从不给人穿小鞋。他办事公道是出名的。

古峰庄生产队家家养猪，而且养得很壮。这与它没有广阔的沙滩，养羊受到局限有关。队上也有羊，但没有双井子（油坊梁）的羊多。羊少了，猪就多。

一些大婆姨、小媳妇早晚两次充猪给庄子带来生气。她们用清脆的啰……啰……啰声唤猪回家“就餐”。啰……啰……啰声的调子、频率、音量、音质，我听起来一样，但她们自己的“宝贝”听起来不一样：猪猡们摇头晃脑快步直奔自己的家门，没有“一位”走错门子。充猪进入关键阶段，不让它们满滩乱跑了，开始收圈“紧充”（用精饲料叫猛吃）。庄子里再听不到妇女们的啰……啰……啰声，能听到的是猪猡们不抬头大口大口吞吃“好东西”的吧唧吧唧声，以及还想再吃把猪食盆拱翻发出的咚、咚声。

用不了多久，猪胖了，挨刀了，过年了，而我这个蹲点干部未能品尝古峰庄社员家猪肉的美味，也没有到张支书家过年，这年春节，我回家过年了：此前几个月，我在青山公社别的大队成家，我有妻室了。那时我离40周岁差一个月。

1975年的冬天，是个很冷的冬天。我是穿着棉衣、棉裤、棉鞋，戴着棉帽、棉手套到“点”上去的。次年1月上旬的一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我还睡在大队部里屋炕上，照例转播《新闻联播》的古峰庄生产队的大喇叭突然传出哀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用沉重的语调宣告：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我一边听广播，一边打开大队部的门，一看，铺天盖地，银装素裹，满目皆白。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天地一片混沌，无声无息，万物肃静。庄户人家的房顶轻轻托起炊烟，慢慢向四周弥漫，天地间了无生气，只有承载着噩耗的悲痛之声在庄子上空滚动。张红年这天来大队部，表情悲哀，话也不多。

当天下午，我接到公社的口信（大队部有一部手摇电话，但从来没有接通过。公社和大队之间的沟通就靠口信），让我立即回公社。我在雪地骑车半个多小时回到公社，发现公社院子里的气氛与平时不一样。陆续回到公社的蹲点干部，有的沉默，有的说一声“怎么不事先吭一声，突然去世了”。当天晚上，公社召开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大意是：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上面对周总理逝世冷淡，作为公社干部，除了听话还能干什么？

第二天一早，各就各位，蹲点干部回“点”去。我回到古峰庄大队，照旧蹲点，就像没发生什么。

几个月以后，公社党委调我回去担任公社文书。张红年到公社开会、办事，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谝。我们交谈甚是融洽。

后来我获彻底平反，离开盐池回银川教书。

1992年，张红年寄给我一张照片，是他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背后有我非常熟悉的他的字迹——“在双拥会上”。我们保持着友谊，有通信来往。我教学工作一直很紧张，直到1996年秋盐池解放六十周年，我应邀回盐池参加庆祝活动，找了个开会的空隙，到县城他儿子家看望他（他正住儿子家）。他见到我喜笑颜开，说了一句：“那会子我老婆就说老王是好人，公社干部下来给上房泥，就王庆同一个。”我说：“下次我来盐池，咱们回甘洼山去。”他说：“那一定。”

2010年秋，又有机会回盐池。我打电话问他儿子，回答说，老爹病重了。我赶紧到盐池三小对面他儿子家。只见张红年躺在床上，挂着吊针，已很虚弱，不能坐起来了。我找个小板凳，坐他床头，对他耳朵大声说：“张红年，你看谁来了，你挺住，好了咱们回甘洼山。”他睁开眼，轻轻点了点头，已不能清晰地表达意思。

我心戚然。老天不长眼，这么一个好人，怎么就病成这样了？

我看望他一周以后，他走了。

张红年助我蹲点，是我认识的盐池农村基层干部中很实受的一位。我们的农村因为有大批这样的基层干部，经受住各种各样风浪的考验，都保持着一定的组织凝聚力。

历史应该感谢他们。

公社文书是干什么的？我怎么会被调回公社当文书呢？

公社常年蹲机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秘书，管公社党委一摊事，一个是文书，管行政一摊事，包括管行政会议记录；文件的上传下达、起草印发；开各种介绍信；管理全公社户口；办理社员结婚、离婚；按照公社的决定，分发上面拨下来的救济款粮布、种子、化肥、农机等。特别要命的是要向县上一周一报生产进度。近万号人的公社，这一周干了什么，要按表格电话上报——一周耕了多少亩，播了多少亩，锄了多少亩，收割了多少亩（分庄稼）；下了多少羔，死了多少羊；打了多少带子井，修了多少亩水地，打了多少斤草，送了多少斤粪……春秋两季还要报植树、打草库伦的进度。要把这些事情做好，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我经常熬夜睡办公室。当然，权也很大，公社革委会的公章放在我手里，那是一级政府的符号呢。

公社党委丁书记与我谈话极简单，他说：“你给咱们好好干文书，不要怕，有事汇报，问一问就行了。”他极为放心地让原文书（他调工作了）把革委会的公章交给我，调头办别的事去了。

我当公社文书那会儿，我的档案里还装着原单位反革命集团成员、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行政降两级的定性和处分，只是撤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复了公职。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党委把这个重任交给我，我受宠若惊，拼着老命干，一心要把工作做细。我比较注意尊重基层干部、社员的人格，来我办公室办事，一律让坐着说，我说话也比较和气，办事效率也较高。就凭着这么一点点“好处”，全社上下，干部、社员都由开始时叫“王文书”变为叫“老王”，我感到亲切、欣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我后来得到的信息，我到青山公社工作有公社党委的意见在里面。当年丁书记听说县上来了一个北大毕业的摘帽干部，此人还有问题，但已经恢复公职，他就向县上表示愿意要这个人，并说“一定把他管好”。我到公社后，他让我蹲点，观察了我半年多，比较放心了，才叫我当文书。再后来，我从当时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那里知道，丁书记让我当公社文书前，曾同县委组织部打招呼。县委组织部觉得公社党委敢用，也就点头了。应该说，从公社党委这一级组织到县委组织部，向我亮出了在当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句实在话，打个颠倒，让我当丁书记，我没有魄力和胆量让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来掌公社的行政大印。

我平反回到银川以后，曾利用到盐池开会或探望亲戚的机会，四次看望已经退休、住在县城的丁书记，我们相聚更为亲切（有一次，我们相聚还有后来的公社书记候堰、候学斗、汪泽龙和公社干部王志银、张香花、段连生、吴浦棠等）。都说丁书记“叶子码”，但对我从来不“码”，一直很亲切。丁书记的身体一次比一次差，最近一次看他时（2010年秋），他已长卧在床。我去了后，他慢慢起来，同我握手，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在报上写的读《红楼梦》杂感都看了，写得不错。”我问了他的生活状况。我怕消耗他的精力，稍坐片刻即告辞。

哦，一直没有说他叫丁什么，他叫丁生兰：一个充满生机的名字。我想，他会长寿的。

遗憾的是，就在回忆录定稿的时候（2011年5月），盐池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丁生兰去世了。啊，又一位盐池朋友走了。

愿丁生兰在天之灵安息。

·工作组长拟叫我“孵蛋”副组长愿为我递申诉

1976年春节以后，公社进驻了“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组”。组长是盐池县的上级机关银南行署孟处长，副组长是银南行署的闫处长、盐池县县委庞副书记；组员都是自治区、银南行署副处长以上的干部。组长、副组长蹲公社机关，组员一律蹲大队。纪律严明，不准到社员家吃饭（在公社、大队的灶上吃饭）、不准离点回家。工作组的任务首先是“抓革命”，其次是“促生产”，规定“促生产”不得冲击“抓革命”。而所谓“抓革命”就是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稍后加上“批邓”，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潮，批判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这年4月上旬，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政治气氛更为紧张。《人民日报》报道说：别有用心的人“以悼念周总理为名”，进行反革命活动。这则报道当时就不怎么服人心。如果不是“以……为名”，而是真悼念，也是反革命吗？那么多人都是“以……为名”去天安门的？我心存疑问，但事涉与反革命划清界限，一句话都不说，连情绪也不敢流露。我刚从反革命阵营甄别到革命阵营，怎敢再“跑”回去？路线教育工作组似乎在盯这些人、事，我经过“改造”，学会了随大流。

一度“抓革命”就是“批《水浒》”。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来了精神，层层传达要批《水浒》的“投降派”，批他们“搞修正主义”，批宋江“架空晁盖”。把生产队队长、贫农代表都找到公社，请专人讲这些高深的道理。我算是文科本科毕业的，听得似懂非懂，跟着调子发言就是了。农民能听懂多少，更难说了。我听见一位大队的同志兴高采烈地说：“走，吃会议饭去。”公社的会议饭并不高级，但多少有肉，而且量足（还是用粮票打饭，但给的分量足）。对会议内容随大流“消化”就行，要紧的是吃几天好饭。这种心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比较普遍。

公社、大队、生产队还层层开批判会，把社员外出搞副业挣点零花钱、种自留地时不小心朝公家地多犁了一犁半犁、社员把自留羊圈里的好肥施到自留地，不给集体投好肥等等，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以批判。

公社干部人人写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表态大字报，要求至少写一张。我也写了一张，用的是时兴语言。那些大字报我看也是空话连篇、有皮没肉。

近十年我见的大字报多了。“文革”初期有的大字报，不说它的观点，就说它的激情吧，应该说是出自内心的，文笔精彩。而此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八股味十足，都是报纸语言的拼凑、翻版，是我在“文革”中看到的最无精打采的大字报。人们真的疲倦了、厌烦了。那时大说特说“翻案不得人心”，其实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

人心真是好东西，都说对方不得人心。人心空洞吗？我看人心是摸得着、看得见的，那些浮皮潦草的表态大字报就是人心。愚蠢的人总以为表面的东西是人心，抓了表面就是抓到人心。天知道！

公社院子满院子都是大字报，有的叫风刮烂、刮下来，弄得地上有很多纸。公社党委秘书李振荣后来把所有大字报挪到小饭厅里，吃完饭把门一锁，到公社来办事的社员看不着大字报了，院子也干净了。我觉得很好，工作组倒也没干涉。

我办公室有一部手摇电话。打电话要手摇摇把，把院墙那边公社邮电所总机上的牌牌摇得掉下来，所里唯一的职工老邢才慢慢拿起话筒，操着河北口音，问你：“要哪里？”你大声说要县上什么单位，就可以听见他在总机上使劲摇他的摇把，隔一会儿，他在电话里说“来了，快说”，我才可以与对方通话。

每周五下午我得定时要通县农业局的电话，汇报生产进度。老邢有时在干别的事情（他还要管来往邮件、汇款兑款等），我怎么摇也摇不出来，急了就拿个椅子放院墙墙根，人站上椅子爬在墙头喊“老邢，老邢，电话，电话”，他听见了，才把电话接通。所以，汇报生产进度是文书很头痛的事情：弄出那些数字难，把电话打出去也难。我规定大队文书每周四要给我报生产进度，没有电话都是叫人带的，弄不好带进度表格的人忘了给我，我就给那个大队约摸估个数字填上。（其实大队文书给我报的数字也是估的，几位要好的大队文书向我透露过他们编数字的经验，如这一周天气好，把数字编大些，天气不好就编小些；工作组大批判厉害时多编些，不批了少编些等。）

那个时候，所谓“促生产”就是抓（进度）数字。数字实不实没有人管，只要报上去就行，谁不报就得挨批评。生产队、大队、公社，一级一级编数字，哄上去。我是近万名农民的公社大小队干部编数字的总头（那个时候我不编干什么去？）。县上只要我报的数字与上次报的数字不矛盾，我就平安无事，甚至受到表扬。从数字上看出生产中的“问题”了，县上就打电话催：“快种啊，怎么播种速度跟不上？”好像全县农民不懂种地，只有几个“电话干部”懂种地。这反映农民、生产队没有种地的自主权，也没有积极性。那是一个时期“促生产”的普遍模式，不是只有盐池县如此。

县上、行署，甚至自治区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公社书记、主任（那时不叫社长，叫主任，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问我要数字。他们把这些数字“送”给上级，上级拿到数字就可以“得胜回朝”。数字怎么来的，从来没有人为难过我。那些数字，逐级“送”上去，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拿到数字后，有时到我们安排好的地头或社员家中转一转，问两句，打打哈哈，就算“深入”了。

这样一种工作套数的不实之处，以我当时处在不上不下的公社一级的文书角度看，那是清清楚楚的。我不能，也不敢说出数字来源的真相。我还得活下去，还得靠工资养家糊口，甚至还巴望过得再好一些，也就不由自主地以玩弄无法核实的数字为业。应该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不由自主的。据我观察，工作组二十来号人，就其“左”的言行而言，个别人是情不自禁、出自内心的，多数人是不由自主的，不得不说，不得不为的。这未尝不是悲剧。

好了，还是回忆当时的情况吧。

我当几年公社文书，只有一次出了“问题”。

那时，农民离开公社外出要到公社开介绍信。譬如到县上或别的公社住店，要凭他所在公社开的介绍信：没有这种介绍信住不上店。有一段时间，甚至买火车票、汽车票都要公社以上的介绍信。我开此类介绍信时必须看到大队的介绍信，所以，青山公社农民外出先要到大队开信，再到我这儿换信。开这种介绍信，我很小心，自制了两联介绍信，即每开出一张都有存根，而且黏附着大队开来的信。有一次，县公安局突然来电话说，县上抓到一名逃犯，从他身上搜出一张青山公社革委会开的住店介绍信，问是我开的吗？我立刻向公社党委、路线教育工作组汇报，请求查明真相，因为我没有给任何逃犯开过住店介绍信。后来事情查清楚了，是我开给公社一位社员的住店介绍信，而那位社员把信弄丢了。我手里还有大队开的到公社换介绍信的信原件。这样，我算没事，虚惊一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那时为了堵资本主义的路，不让社员外出搞副业挣钱，也由于夸大敌情，就把人的流动控制得死死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人身自由。

还有一次出了洋相。也是搞路线教育的时候，倡导干部下去蹲点，我征得丁书记同意后，到离公社较近的杨成沟生产队蹲点（离公社机关十里路），隔三差五去一两天，住生产队队长家里。这个队有几十亩水地（打坝蓄沟泉水灌溉），水地种的玉米“面黄肌瘦”。我想，一定是缺有机肥，而队上的大粪都被猪吃了（人在厕所里大便，而所谓厕所就是两堵矮土墙，各家的猪都打野，随便进厕所吃大便），于是，我建议生产队发动各家在厕所里打个开口很小的一尺多深的便坑，人都蹲在那个坑上大便，叫猪“闻着吃不着”，然后队上派专人收集大粪上到水地里。我在社员大会上动员了一番，没有人吭气，生产队队长碍于面子也不说好不好。我以为思想都通了，就“亲自”动手，在队长家的厕所里打了一个便坑，又“亲自”蹲在上面大便，作个示范。一周后，我到生产队看攒了多少大粪，结果是谁家都没动，队长家的便坑也没有攒下粪。我问咋回事，队长说：大伙儿都说人老几辈子谁弄过那玩意儿，臭死了。我又问社员，有的笑说：那点东西就叫猪吃了吧，还跟猪争什么。有的说：把地都弄臭了，咋下地干活？我“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个人说不过大家，我知道不能强来，还是先尊重“民意”吧，最后，我以彻底失败告终。

我是南方人，知道农民侍弄大粪是常事，地里是施大粪的。可是，这是北方，是没有侍弄大粪习惯的山区，我有点脱离实际，以失败告终是必然的。

不过，事到如今，各种石化资源已严重污染环境，地不分南北提倡使用大粪肥地，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从这个角度说，当年我的提倡是对的。至于怎么做，应该先从宣传入手，不知是不是我又在胡思乱想？

公社路线教育工作组忠实地执行着1976年春夏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左”的政策。但他们终究是生活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活生生的人，会有自己的活思想，会有自己的判断。工作组孟组长对我这个公社文书有兴趣，要什么数字也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坐，说说家常话。突然有一天，公社丁书记来说：“孟组长想叫你到公社中学教书，我们不想让你走，你自己怎么个意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没有教过书，就在这儿干吧。”后来此事再没有人提起。再后来，我从别的渠道得知，孟组长是行署文教处处长，他看我还能干，说话、办事还在理，就想把我调入文教系统。公社丁书记不同意，孟处长说，把王庆同放你这里，只发挥一个王庆同的作用，让他教书就可以变成好多王庆同。噢，他是想叫我“孵蛋”呢。

我不知道孟组长看过我的档案没有，是否知道我还有那么多严重的政治问题摆着，怎么不怕我去教室“放毒”呢。看来，这薄薄的几纸档案，有时还是敌不过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真诚表现。我当时不去教书是怕“祸从口出”，担心在教室说话难免流露根植于我心中的“谬论”。

我平反后在银川见过孟处长。他已经退休，住在南门外的干休所。他一见我就拍我的肩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冤枉，调文教系统我好保护你呢，你还不乐意。”应该说，这是我在那个特殊时期碰到的非常难得的援助之手。

我办公室兼卧室油灯熄得晚是人所共知的。一天晚上十点钟了，工作组闫副组长踱到我的办公室，躺在炕上与我闲聊。中间问我你申诉了么，我说监督劳动时不停申诉，恢复公职后工作忙，没有申诉。他说可以申诉么，我说申诉恐怕也不起作用，他说工作组替你转交，我含含糊糊地说“看吧、再说”。他又说一些不相干的闲事，走了。

这一晚，我想了很多。我有了妻室、孩子，已经有工资，尽管是降了两级的工资，但也不容易呀，也不比公社其他干事的工资低；如果申诉，风险担不起了。过去是一张嘴一个脑袋，再有风险，大不了“进去”，“进去”了吃喝还不用我自己操心呢。现在“进去”，家怎么办？已经得到的再失去，这辈子恐怕再得不到了。我患得患失了，胆子小了。再说，当时反的就是“右倾翻案风”，我“翻案”，不是撞在枪口上吗？尽管闫副组长愿转交我的申诉，我还是没敢走“顶风船”。谢谢闫副组长了！这是我得到的难得的又一只伸向我的援助之手。

1999年，我退休后在银川一家报社帮忙，报纸上常有我的信息。当年的闫副组长已从自治区一个厅的厅长位置上退上来，他辗转打听到我的办公电话，打电话问：你这个王庆同是不是原来在青山公社干过的王庆同？这样我们恢复了联系，我很快到他家拜访。他明显老了，有高血压，身体不太好。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说这就是王庆同。看来，他们常说起我的事情。他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做些事情。我们在一起度过愉快的两个小时。

闫副组长当年的仗义，后来对我的希望，我也是不应忘记的。

·孙干事挎枪追“医生”李秘书深夜问“罴”字

路线教育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但农村很大，控制之网总是“疏而有漏”，一些骗子利用农民的善良和求医的需要，走村串户行骗。

有人给公社送信说，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正在郝记台大队一户孤立的社员家胡缠，硬说是这户社员家的亲戚，晚上要住在这户人家，给他们“看病”。这家的人偷偷看了“医生”的挎包，发现里面有把尖刀，就打发人到公社报案。公社的保卫干事孙干事有一支半自动步枪，他挎着枪，约公社党委李秘书和我一起骑自行车赶去。中途下起了雨，我们三个人带着一身雨水，孙干事还有枪，突然出现在这户人家门口，把“医生”吓坏了。他夺门而逃，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记录了这户人家被惊吓的经过。孙干事说：天下雨，他不会跑远，咱们三个人分头在附近搜一搜。最后如孙干事所料，李秘书在附近一个土崖下发现了“医生”，他躲在崖下避雨呢。我们把他“请”出来，回到这户人家。他承认本是想在这里白住白吃一晚，占点小便宜，才硬说是亲戚。问他带刀干什么，他说怕碰见坏人，自卫用的，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他骑自行车，我们三人也骑自行车，于是让他骑车走在前头，孙干事挎枪骑车跟在后面，李秘书和我骑车在他的左右，把他夹住，押回公社。当晚，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把门反锁，把他的所有衣裤（包括内衣内裤）都拿走，料他光身子不敢逃。果然，他乖乖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孙干事找生产队一个基干民兵，答应给他记两天工分，让他把“医生”押到县公安局。那位基干民兵回来说，他刚在县上饭店吃过饭，就在街上看见那个“医生”也在街上游浪：县公安局对他没兴趣，把他放了。

孙干事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一次，他得到情报说某某社员家正在支赌。他翻院墙进去，捉了一“窝”，带到公社来审问。问一个，训几句，放了，还把赌资发还给他。不一会儿，训话训完了，人放完了，赌资也发还完了。李秘书和我问他，怎么不没收赌资（按规定，没收赌资他本人有一定的提成），他说，你们看看，都是啥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你把那几钱没收了，不是要了他的命。对孙干事的菩萨心肠，李秘书和我都没有异议。

1996年，我到盐池县开会，利用晚上时间找到当年的孙干事家，他已调任县看守所所长，身体不太好，在吃中药。从交谈中得知，他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带看守所的嫌犯扫盐池县大街，到七点多，把嫌犯送回看守所他才回家吃早饭。我说你何必一定要自己带人扫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他带着浓浓的陕北口音说，不咋的，我不喀（去），不放心。

又过了几年，从《宁夏日报》上看到一篇通讯，题目叫《人民警察》，是写他的。文章最后透露这位敬业的同志已因病逝世，家中没有积蓄，留下一笔看病的债务。

孙干事叫孙德祥，绰号“孙大炮”，着实是个好同志。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手抄的《总理遗嘱》，上面布置收缴这份《总理遗嘱》，说是有人伪造的。这工作属公社党委李秘书管。

李秘书精明能干。有一天，同我聊天时说：咱公社也发现几份《总理遗嘱》，已经收来交上去了。他不说这东西的内容，我当然也不好问，当时属机密。我当时想，青山这样偏僻的地方都流传来几份，可见这东西流传范围广，定有吸引人的地方。我平反以后，记着这份东西，通过一些途径找到了。原来，它是当时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工人李君旭编造的，里面谈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四人帮”如临大敌，动用专政工具，层层追查，把李君旭找了出来，投入监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君旭才彻底平反。李君旭在一份材料里说，他当年“只是想和江青一伙篡党计划捣乱，通过周总理为当时身处厄境的邓小平说公道话”，没想到流传那么广，“光浙江省就收缴了七千份”。李君旭编造《总理遗嘱》和这份东西迅速流传，实际是当时人心的一种曲折反映。

1976年天安门事件前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许多手抄诗词，当时也被列入收缴范围。李秘书那里有各大队收缴上来的，我很想看，但不好张口，那也是密件呢。一天夜里，很晚了，李秘书来我办公室说“罴”字作何解。我顺便看了他手里的一首手抄词，觉得气魄很大，好像有些犯忌的话，词牌叫《满江红》。我说“罴”就是熊，是熊的一种。他也好似知道作“熊”解，并不真心来问字。我平反以后，设法找到那首《满江红》，全文是：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窃宝成精，自鸣得意。伟大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岂任妖魔掀恶浪，摆开架势斗熊罴。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真正的人民文学。这些斗“四人帮”的手抄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璀璨一页。

历史让我在“几只新苍蝇”正“嗡嗡叫”的时候，看到如此义正词严的好词。

在高层“左”的政策毫无松动、民间对“左”的政策却颇多批判的时代氛围中，突然传来震惊全球的消息。

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事先得到通知的公社全体干部围在收音机前，听“重要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低沉的哀乐，人们的心紧缩起来。播音员刚播出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就知道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的毛泽东不在了。此前已经知道陈毅、周恩来、朱德逝世，现在，伟大领袖逝世，震动人们的心灵。小会议室一片肃穆，听完广播，人们默默地退出小会议室。

李秘书不等上级通知，把小会议室腾空，布置成灵堂。第二天一早，公社全体干部、路线教育工作组全体成员都臂戴黑纱（公社供销社从县上紧急调来的），到灵堂默哀，鞠躬、再鞠躬。人们的心情为悲痛所压抑。

很快，“四人帮”倒台，路线教育工作组撤回，“文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