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开始教书生涯

本书的主人公王庆同1983年开始教书。把他此前的人生轨迹做个简单素描，那就是：22岁大学毕业，从事与所学专业（新闻专业）相应的工作5年（省党报编辑、记者），然后是审查、批判、劳动改造、“内部控制使用”17年；平反后，从事公社领导、县委中层工作3年，再到大学从事新闻专业教学，重新回到专业岗位上，此时已经47岁。

1983年春，王庆同得到一个信息：宁夏大学打算在中文系办新闻专业，正在考虑调他过去。

在磋商中，王庆同提到一个顾虑，他说：“盐池对我很好，家属刚农转非就要走人，有点张不开口。”宁夏大学有关同志说：“这个你不用管，组织上想办法调你。”王庆同又提到，6个孩子和妻子都要一次随迁，不能把他们留在盐池，大女儿已经18岁，希望解决一个招工指标，把大女儿工作解决一下，宁夏大学有关同志说尽量考虑。

三四个月以后，大约是这年的7月，地委组织部通知王庆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通知他去报到，另行分配工作。于是，他顺利进入宁夏大学，准备给几个月后将招进的新闻专业学生教专业课。家属全部随迁，大女儿的工作指标也解决了。

从1983年8月开始，王庆同开始认真备课。

王庆同离开新闻岗位已经20年，年届四十有余，刚到宁夏大学，各方面情况不熟悉，还有住房、大女儿的工作、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的上学问题要解决（一个上中学，两个上小学，两个上幼儿园），杂事很多，更不知道上课是怎么回事，还要操心教研室的事情（中文系组建新闻学教研室，决定任命王庆同为负责人；1984年冬月至1986年秋任命肖宝航为新闻学教研室主任；1986年10月任命王庆同为新闻学教研室主任，直至1996年年底他退休）。现在，要准备好一门大学本科的课程，谈何容易啊！他只有一个办法：熬夜。宁夏电视台一个关于他的专题叫《47岁开始的人生》，他喜欢这个题目。他说：“的确，47岁以后开始教书，找到人生才开始的感觉。要说付出的代价，看得见的‘物质损耗’就是脑门头发掉光，以至第三代刚会说话对我喊‘秃秃’。”

好在他早年在《宁夏日报》工作，宁夏新闻单位的老人都认识，找资料、办事情，都给予支持。光凭一本《新华词典》显然不够用，全国编写、出版新闻方面的工具书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市场上没有这方面的工具书，连《辞海》都买不到。他找到原来在盐池县新华书店工作，后调自治区新华书店的一位老人，请他帮忙，才买到《辞海》。

1983年10月，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届学生刚进校，王庆同主持的新闻学教研室经过研究，开出了新闻专业学生阅读书目。定稿于1983年12月的学生阅读专业书目是39本。1984年3月又斟酌开出《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阅读参考书目》（含基础课、专业课的相关书目），共214本，其中重点书90本，要求学生选读。1993年4月修订出《新闻专业学生专业重点阅读书目》143本。王庆同认为，学生当然不会全读，各人情况差别很大，但经常提醒学生要“阅读”，就是一种引导和推动，至少，学生知道还有许多书没读；想读，这里有书目。他说：“光听课不读书的学生，长进有限。推动学生阅读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我做的这件事有助于学生打基础。”

王庆同在1984年2月开出《新闻采访学》（给新闻专业87届学生上）。他安排了一次随课采访实习——主要是采访几位校内老师。这是新闻专业第一届学生的第一次采访实习，他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闯，但作业交上来后，他背着学生印了一份《征求意见书》，发给各位接受采访的老师。结果，不少老师认真填写了《征求意见书》：总体评价还可以，认为学生才学专业课，就能独立采访，不容易，待人也有礼貌，但也反映有的学生“显得有些拘谨”、“谈话时有些腼腆”、“不够大方”、“知识面不够宽广”、“希望在说普通话方面下工夫”、“中心话题是什么应在提问中灵活地涉及进去”等。王庆同在后续讲课中，有针对性地强调了这些问题（在后来两届部分学生的《新闻写作学》课中也用了《征求意见书》）。现在，这些《征求意见书》涉及的学生，有的已评上正高职称，有的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责任，有的获得较高的荣誉称号。当年他们在第一次随堂采访实习暴露的那些不足，已是历史陈迹。王庆同保存着这些《征求意见书》原件，他说：“算是一份纪念吧。”

王庆同经过认真准备，从1992年起讲《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课，其中有一节叫《毛泽东关于文风的思想》，摘录毛泽东不同文章中关于文风的十句话或短语，以此为依据讲了毛泽东关于文风的十条意见。有一年，他请听课的新闻专业93届学生当场每人写一张小纸条给他，说说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一条，结果，8名学生最喜欢“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5名学生最喜欢不要“神气十足”，要有“货色”；5名学生最喜欢“用简洁的文字反映实际”，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3名学生最喜欢“对读者要亲切些……但要‘软中有硬’”；3名学生最喜欢“使人一看就懂”，不要“使人看了头痛”；1名学生最喜欢“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厘米的倾盆大雨”……每张小纸条都列出自己的理由，虽是三言两语，却也是一种理解。这些资料，反映学生听王庆同课以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理性思考。王庆同说：“这也算是我推动学生联系实际的一种方法。”

王庆同经过与外地学者的沟通、备课，从1988年起开《传播学》课，使学生获得传统新闻视野之后再多一个观察、思考新闻活动的新视角。1990年，王庆同给新闻专业91届学生上《传播学》课时，讲到一定程度后，他让学生每人当堂写出能印证（包含）某个传播原理（或模式）的一句成语，并简要说明理由。结果5名学生写“三人成虎”（印证从众心理），4名学生写“众口铄金”（印证“沉默的螺旋”说），2名学生写“曲高和寡”（印证传播内容要与受传者原有知识储备相结合），有的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的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有的写“望梅止渴”，有的写“杯弓蛇影”，有的写“有的放矢”……都反映学生在课堂上听懂了一些传播原理、模式，又结合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理解。王庆同在回忆文章里说：“这算是我教《传播学》的‘土洋结合’，这些小纸条，我保存着。”

后来，他又相继开出《新闻写作学》《外国新闻作品选》《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基础写作学》。1996年退休后，应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之邀，除了开原来上过的课，还新开了《新闻传播理论》。这样，一辈子开了八门专业课（当然是插花上，课时有多有少）。其中，《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外国新闻作品选》《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都配有自己编印的参考资料、作业资料（均校内油印装订），约有80万字。还为《新闻写作学》课建立了包括10套闭卷试题的题库。（1991.11.）

大众传媒本身包括电影，但新闻专业学生对电影了解甚少，王庆同征得系领导同意，同中文系青年教师高伟商量，可否开电影史介绍课。他非常支持，经过几个月准备，给早期新闻专业学生开了《电影史》。高伟优雅的讲课风格，很多学生至今难忘。20世纪80年代末，又支持新闻学教研室青年教师程旭兰外出进修和备课，开出了《公共关系学》课，为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作了知识准备。

在校、系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校内各单位的教师为新闻专业学生拓宽视野出力。法学家吴家麟为新闻专业讲《新闻与法》专题，历史系教师刘彤讲《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校图书馆馆长张先畴讲《自然科学知识》专题（他自刻自印讲义），校办公室周鹏起讲新闻摄影专题，校图书馆的老师讲《文献检索》课，等等，扩大了学生的视野。这些老师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人格魅力给学生以熏陶，有的学生毕业多年还写文章怀念他们。

新闻学教研室对教学实习比较重视。系、校对新闻专业实习在经费上给予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前三年每年都有、后几年隔一年就有学生停课实习。自治区内新闻单位安排一部分学生实习，区外新闻单位安排一部分学生实习。

王庆同和各位带队老师在教学实习前的动员中，反复强调注意事项，王庆同特别强调学生要主动争取指导老师的帮助，在办公室要扫地、打开水、擦桌子。他还设计了实习日志，所有学生实习时采用的稿件都要在表格上“对号入座”，记录在案，以便对实习作具体考核。实习结束后，系统总结实习收获，办实习成果展，让系、校领导和老师，以及全校学生了解新闻专业这学期干什么去了。办实习成果展，学生积极性高，校内外影响大，为这个专业扩大影响、鼓舞师生士气起了积极作用。宁夏新闻单位的许多领导在实习成果展留言簿留言，给予鼓励。学生也争气，有的学生实习作品得到省一级好新闻一等奖（到《甘肃日报》实习的87届学生张天星采写的《“老国救”翻身记》获1986年甘肃省好新闻一等奖）。2008年宁夏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编辑、出版的《宁夏大学五十年》一书中，有一处专门记载新闻专业重视实习，提到：1983级学生实习共采、编新闻稿2674篇，约94万字，有些稿件在报纸头版头条刊登，有的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采用。

几届学生实习，王庆同先后到西宁、兰州、西安、包头、呼和浩特和自治区内的石嘴山、吴忠、固原、银川等市的新闻单位检查学生实习情况（有时与系领导和新闻专业其他老师一起去）。作为一项教学成果，《新闻专业三届实习的组织管理》获得宁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89.9.刘世俊，王庆同）。后来，王庆同把教学实习的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带到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年会上，获得同行肯定。

1986年春天，王庆同和青年教师薛金强带领新闻专业一个班的学生到青铜峡水电厂采访实习，原计划当天回来，因为途中堵车，当天未能返校，只好等到第二天回来。大家身上的钱都不多，事先又没有做在外住宿的经费计划，只好找一家最便宜的小店，两个人睡一张单人床。男生挤在几间房子里，女生挤在几间房子里，吵吵嚷嚷倒也热闹，不一会儿，都进入梦乡。几十名学生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到一个生疏的地方过夜，王庆同睡不踏实，起来几次。

1993年3月，国家教委下文，对高校新闻专业进行调查，其中有一项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请附用人单位人事部门签署的有关材料”。中文系给有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单位的人事部门发了函，结果，不少单位回函。《宁夏日报》人事处回函说，“总体上讲，能胜任本职工作”、“有上好表现”、“希望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加强知识面和文字修养”。宁夏电视台回函说，“扎实的理论知识，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寻找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良好的新闻效果奠定了基础，他们勇于吃苦……并取得较好成绩，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在学校并没有较为系统地学习电视理论和参与电视实践，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电视特性认识不足等情况”。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回函说，“他们以较扎实的新闻理论知识，热情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受到了同行的好评”、“在工作中能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大部分人工作作风、组织纪律较好”。《银南报》回函说，“上岗即能独当一面，大部分人的文字功力较好，个别的尚需努力”、“望今后能重视编辑与编辑学方面的工作”。中卫人民广播电台回函说，“业务能力、人品俱佳”、“我们上上下下对宁夏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青岛有线电视台回函说，“有较好的新闻素质和新闻敏感，新闻的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能流畅地表达新闻事件”、“如能从政策水平上再提高一步，并较好地解决采访和提炼主题这两点，定能成为一名很好的记者”。603研究所《工程发展报》社回函说：“思想作风过硬，新闻基础知识扎实，具有刻苦钻研精神；新闻敏感强，在编排方面能进行创造性工作……被评为省企业报先进工作者。”《固原报》《石嘴山报》《阿拉善报》《宁夏公安报》编辑部等也回函对宁大新闻专业毕业生总体持肯定评价，同时也指出不足。

王庆同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这次调查的反馈，他说：“学生毕业后取得的成绩，是工作单位教育、推动和他们本人在实践中经过努力取得的，学校教育只提供了一个基础。更何况我本人只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了一个成员的作用。在我的回忆录里引用这些反馈，意在保存资料、鼓励这个专业（系）更多的师生弥补短板，发扬长处，取得更好的教与学的成绩。”

自治区内外各单位许多同志应邀给早中期（1983～1996年）筋骨尚不强劲的新闻专业以支持。王庆同作为经办人，工作笔记本上保存着70多位热心人士的姓名。王庆同回忆说，他们或来授课，或讲专题，或做报告，多数是自己解决交通问题，有的由本单位的车送来，有的骑自行车来，有的乘公共汽车来。有点报酬，但标准较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是抱着对这个专业作贡献的热心来的。宁夏电视台资深编辑孙道珍上《电视口播稿与解说词》这一部分，她从银川老城乘公共汽车来，在自治区党委站下车，王庆同在站上等她，用自行车把她捎到学校，下课后，又捎她到车站乘公共汽车回去。这位大姐没有对这种“接待”表示一丁点不满意，配合得非常好。宁夏电视台副台长杨占山上《电视剧》这一部分，是上午一二节的课，从未迟到过，后来一打听，他头天晚上就住在宁大招待所。王庆同向他表示感谢，他只是重复三个字“没什么，没什么”。宁夏电视台台长徐志键、副台长刘镇岳、宁夏广电厅高级编辑张洙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宁夏记者站站长潘梦阳等自治区广播、电视系统的许多领导，资深记者、编辑、编导，全力支持宁夏大学新闻专业，一个时期“抬”广播电视课。他们按照新闻学教研室提出的章节，认真准备，各自负责讲授某一部分，没有怨言。《宁夏日报》高级记者钱蒙年一段时间有腿疾，拄着拐杖来上课。他坐在椅子，把一条不能放下的腿平搁在另一把椅子上，坚持上课。《宁夏日报》总编辑顾页和高级记者毛弋上《新闻评论》课，个别学生在作业里流露一些需要纠正的情绪，他们非常认真、仔细地写批语，利用课间休息与同学面对面交流。关爱青年之情，令人感动。1986年冬至1987年冬，集中请了郑州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兰州大学新闻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副教授、教授到宁夏大学给新闻专业上课，年轻老师跟班听课，吸收养分。这些外校先生不可能在宁夏大学待一个学期，都是在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集中课时读完，非常劳累，但都坚持下来。他们给宁夏大学新闻专业带来学科前沿信息，师生受益匪浅。学校为此付出代价，全力支持。苏振祺、顾页、米寿世等同志热心帮助宁大新闻专业“打劫”（邀请）到宁夏开会、调研的知名专家孔令铎、戴邦、卢惠民、蒋齐生、郑德芳等到宁夏大学为新闻专业学生作报告，时间很紧，都是见缝插针，机会十分难得。戴邦、卢惠民本是到宁夏做调研的，《宁夏日报》总编辑顾页硬是请他们挤出时间，并亲自陪他们到宁夏大学，宁大校长吴家麟到教室主持报告会，顾页自始至终听完报告再陪他们回去。领导们都是全力支持新闻专业。

王庆同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上述情况后说：“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早中期，1983～1996年）在系、校支持下，在教研室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渡过许多难关。这中间，得到自治区内外许多同志的关爱。取得不俗的成绩，是许多领导、同志心血的共同结晶。我只是其中的一员，参与其事。上面列出那么多不应忘记的人名，是我从几十本工作笔记中一页一页‘搜索’出来的，有的只有线索，没有详细的记录。把他们的名字列在我的回忆录里，一是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我的朋友，二是表示对历史的尊重，三是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当年接受邀请。他们中已有11位离开我们，人走了，茶不凉，他们的亲人或许会看到这个名单，请相信，有人记着他们。”

1992年至1996年，王庆同还参与创办宁夏大学公关专业，在该专业上《传播学》《新闻采写》《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等课，担任宁夏大学公关学研究所副所长，参与举办《公共关系与宁夏经济发展》研讨会、宁夏大学公关培训班、宁夏大学中文系自考公关班等。参与培养了宁夏首批公关专业人才。

王庆同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有空到学生宿舍走走。担任过新闻专业两个班共三年的班主任，其中一年获校优秀班主任称号，一年所带的班获校劳动先进集体称号。他与青年教师认真沟通，作好教学反馈，帮助提高教学质量。在大家的帮助、支持下，新闻学教研室被评为学校先进教研室，他本人被评为学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1990年冬，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征得宁夏大学党组织同意，以他对宁夏新闻教育作出贡献为推荐理由，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申报他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人民日报》公布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名单，其中有王庆同。另外，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宁夏新闻学会还以同样的理由先后两次推荐王庆同获得宁夏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1990年6月、1994年12月）

王庆同一边工作（一段时间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一边教书，一边搞科研。生活节奏加快，变得十分繁忙。

47岁开始教书，到60岁退休，13年间，王庆同在自治区内外公开刊物发表专业论文13篇（其中3篇被推荐参加中国新闻学会全国年会，采访心理、读者心理方面的几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新闻学》全文复印转载，或为外省相关专题论文集全文收录），在内部刊物发表论文和有论文味的文章22篇。

13年间，王庆同写了几百篇散文、杂文，有的在宁夏各类评奖中获奖。

13年间，王庆同撰写、出版了4本书（均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闻写作基础二十讲》，1992年8月出版。1995年1月出增订本。是他宁夏大学《新闻写作》课讲稿的简化处理。因为适合社会需要，1996年1月第四次印刷，1.7万册书全部销光。《中国记者》《中华新闻信息报》《公共关系报》等六家媒体先后发表书讯，《新闻出版报》《宁夏日报》《银川晚报》发表书评，给予肯定。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信息与交流》发表《读者纷纷来信赞扬〈新闻写作基础二十讲〉深入浅出切合实际》。素昧平生的《中国记者》编辑部办公室高金华热情把该书列在《中国记者》邮购书目之首，全国各地都有人邮购。他本人先后收到四川、浙江、山西、陕西、辽宁、山东、云南、天津、宁夏等地读者来信23封，表示欢迎这本书。根据购书信息，辽宁新闻出版学校，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汉语系，宁夏大学夜大学文秘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和函授文秘专业，宁夏自考公关专业等将此书作为《新闻学》或《新闻写作》课教材，宁夏新闻职称考试将此书列为参考书之一。宁夏党委宣传部、宁夏团委、宁夏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发起的“爱我中华振兴宁夏”活动推荐书目中，将此书列入（1994年8月）。在宁夏高校“读书与成才”系列活动中，宁夏人民出版社推荐新书目也有此书（1993年11月）。此书获宁夏优秀社科作品三等奖，并获宁夏优秀图书二等奖（该奖授予宁夏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陈文军）。

《公关传播基础》，1994年8月出版。1995年9月第2次印刷，总发行9300册，全部销光。是他在《传播学》课讲稿的基础上，加入适量公关学传播符号改编而成。全书7章，薛金强、朱贻渊各写一章，王庆同写5章并统稿。《宁夏日报》登过一篇自发来稿（书评），肯定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三本公关书籍，其中有《公关传播基础》。

《公共关系与乡镇企业》，1996年7月出版。这个题目作为一个课题，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得到部分资助。印1000册，销路不好，有的送人，有的闲置。

《桥梁和手杖——外国新闻写作技巧评析》，1996年11月出版。是他《外国新闻作品选》课讲稿的浓缩和改写，主要内容是精选49篇外国新闻作品（1906～1992年），逐篇加以评析。这本书反应强烈，80高龄的作家、教授王拾遗通读全书，写《〈桥梁和手杖〉读后》，开头就说“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书”。他说，“说老实话，其中有大部分都是我第一次才知道的事物，过去闻所未闻。我深深感到读完这本书获益匪浅”、“作者巧妙地把写作理论融于评析之中，而这些理论是有系统的，它们都有内在联系。对每篇作品，作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都是科研的结晶。”（1997年1月31日《宁夏日报》）。《中国记者》的书讯说，“该书精选细评，对外国新闻写作技巧作了实事求是的评析”《1997年第2期〈中国记者〉》。《中国报刊月报》的书评说，“评析是具体的，但不少地方又上升到理念层面，使有意借鉴写作技巧的读者知道‘所以然’”（1997年第5期《中国报刊月报》）。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刊《新闻老兵》报道说，“此书很值得一读”（1996年第25期《新闻老兵》）。《银川晚报》副总编秦平撰文说，选入的作品“新闻味浓，信息量大，写作精细，可读性强”、“选编和评析都着眼于实用”（1997年2月21日《银川晚报》）。《固原日报》《黄河工商报》也发表了书评。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动态》发布信息说，《〈桥梁和手杖〉获专家好评》，其中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蓝鸿文教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刘勋华教授和宁夏大学王拾遗教授的肯定性评价。1999年9月24日《宁夏日报》还登了一篇来稿（书评），对此书给予充分肯定评价。所印5200册很快销光。对这本书，王庆同回忆说：“许多素不相识的外地学者提供证明，表示同意他们翻译的外国新闻作品选入《桥梁和手杖》，本书责任编辑陈文军与我配合得很好，这是书能顺利出版、畅销的必要条件。”

这些书，倾注着王庆同平反后被激活的宝贵精力，是在“劳动改造”浪费了一些时间后拼着全力作出的弥补性追回。他要教书，要出这些书，头发能不掉光吗？

13年间，王庆同先后担任宁夏好新闻定评委员会委员、宁夏电视台和宁夏电台的点评员、宁夏几家地市报阅评员、宁夏大学新闻出版职称评审小组成员，还担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及其西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公关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宁夏新闻学会常务理事，这就会有一些会议或活动要参加，又常应邀给各地、各单位，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宁夏函授站大专班、研究生班，宁夏老年人大学讲新闻方面的课、讲座，社会活动比较多（13年间此类讲稿或提纲有84份）。还应邀参与一些新闻单位招聘人员的出题和面试、宁夏新闻系统继续教育培训、宁夏自学考试《新闻学》《传播学》考试大纲的编写等。

王庆同说：“校内课多，校外事多。好在还没到60岁，精力和思维处于鼎盛期，再加人是越忙越来劲，在时间上实行‘见缝插针’，也就忙而不乱、乐此不疲，觉得日子过得飞快，13年，很快用完。”

经过努力，王庆同顺利评上了副教授（1987年12月）、教授（1993年5月）。

王庆同曾说：“退休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22岁到宁夏，经过38年的翻腾，1996年到了退休的时候。跨过60岁，人的精力还不会有大的衰退，但从广义说，算是进入晚年了。实事求是说，我退休后的生活不是清闲，而是更忙，讲课和做读者调研几乎竟齐头并进了六七年，而讲课则延续了十年之久。”

王庆同退休以后的第一年（1997年），在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课时，一度被安排到每周9课时，超过退休前的水平。头三年（1997～1999年），每年有课。第四年（2000年）停了一年，从第五年到第九年（2001～2005年），又每年有课。从第九年开始，应邀给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新闻专业上课，直到2007年1月，结束上课。这时他已70岁零3个月。他应邀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新闻专业上课时还担任了这个专业的顾问、“主任专业老师”，除了上过去已经开过的课，还新开《新闻传播理论》，使他一生开的课程过到八门。新华学院新闻专业2008届学生毕业时给王庆同留言时谈到“请来宁夏最优秀的记者为我们开讲座”，就是当顾问、“主任专业老师”时做的事情。据王庆同不完全的回忆，至少请了沙新、马文锋、庄电一、王健、张强、苏保伟等人去开讲座，学生反映较为强烈。

这样，王庆同一生参与培养（上课）的宁夏大学本科学生，包括中文系（人文学院）新闻专业（新闻系）和新华学院新闻专业，总计在八百人左右。王庆同说：“如今在宁夏新闻系统的一些会议上，可以碰到叫我‘老师’的一些年轻人，而我要仔细问一问才想起可能给上过课，对此我感到温馨。”

王庆同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说：“叫我‘老师’的人不是我一个人培养的，是一个集体培养的。人家称我为‘老师’，当然也符合实际，他（她）听过我的课么。但我并不认为都是我的功劳。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王庆同退休以后又讲了十年的课，才在宁夏大学[包括人文学院新闻专业（系）和新华学院新闻专业]的讲坛上画了句号。王庆同说：“这个句号圆满不圆满？放低标准说，没有出现教学事故，也没有叫学生‘凉’过。扪心自问，每堂课，包括批作业、带实习，都是认真的。”

47岁开始的教学生涯，70岁终结。什么滋味？“要说实话吗，那就是七个字：‘没有什么好滋味。’”王庆同如是说。至于带研究生，因为种种原因，宁夏大学的新闻专业（系）始终未能获批硕士点，遑论博士点。他这辈子就止于本科讲堂。尽管他的大学同学、师弟师妹，早就在外地大学带了不少博士研究生，王庆同倒也不觉得眼热，他觉得，宁夏有宁夏的情况。“谁叫我来宁夏呢”，王庆同如此自嘲说。

2011年，75岁的王庆同回忆说：“我47岁开始的人生，选择一心教书，这个选择对吗？28年过去，回头看看，感觉告诉我，这个选择是对的。我参与培养的一批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不少人还经常真诚地与我保持联系，我感到人生充实。人生不像理想主义者说的通体美妙，也不像悲观主义者说的漆黑一团。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持之以恒地、认真地做点事情，会有真情的回报。这就是我教书的感觉，这个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