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
有一个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著称的英国人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就几乎全部具备，然而，人类历史上最具重大意义的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相反，14世纪后的中国经济，逐渐地由强盛走向了衰落。
这个英国人由此提出疑问：
在历史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长期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现在大大落后了？
这个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为此，他所提出的疑问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不仅是李约瑟意识到这一点，世界各国的许多经济史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其中一个德国人韦伯也提出同样的疑问。
韦伯是个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权威。这个大胡子毕其一生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的就是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中国？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韦伯疑问。
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一历史之谜引起世界性的讨论，同时也引起我们自己的重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们，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也许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个科学之谜会有很多种的假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教育制度是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这个制度在当时有它进步的一面，至少，它提倡了公平，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竞争的机制。不管你是出身富贵还是贫贱，在一张试卷面前还是人人平等。
于是苦读成风，出现了许多寒窗十年一举成名的故事。即使在今天，每年高考排名第一的还是沿袭了过去的称呼，被尊为“状元”。全家、全村乃至全县都要为这个读书郎的成功大大庆贺一番。
然而，它的弊病也就在这里。多少年来，“学而优则仕”一直是读书郎的强大的学习动力，官本位的教育价值观成为民间向学的指归。将学习称为“读书”，将教育称为“教书”，至今仍然是民间对教与学的最浅显的解析。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14世纪前的创造发明与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已大不相同了。如果说，过去的科技发明只要有直接经验就行，现在则远远不够了。现在更强调的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就是意味着知识量、信息量、技术含量……它是一种智慧引发的巨大风暴。我们具备了这个技术创新的条件吗？
遗憾的是，当全世界的教育都已突飞猛进时，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激励知识分子投身于现代科技研究，而是将读书人都封闭到书斋中去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本是最重要的，书本与现实大大脱节。
这就是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教育文化。我们的祖先一路走下五千年的文化，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与自豪感始终伴随着我们。传统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当它创造了生生不息的文明资源时，同时也形成了制约自己发展创新的固定格式。
于是，让读书郎走出书斋，让书本走向社会，成了我们现代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方向。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教育要与经济共舞。
这是一个新的学习概念。一个新概念的出现，往往标志着时代的变迁，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这个新时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与经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般被人们紧密相连着。
对于教育与生产率的效应，最早的发现者是韦尔奇。他发现如果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对新技术的反应也更灵敏。
世界银行则以粮食产量来衡量，他们发现一个受过四年级初等教育的农民比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农民产量可以提高8.7%。
而一位德国人通过对印度工厂的案例研究得出结论，职业教育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受过职业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比仅受过一般教育的工人高6%—10%。
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教育必须与经济相结合，与实践密切结合；职业教育更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做经济的助推器。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宁波的职业学校的发展。
当我们书写宁波职业学校的发展时，我们会欣喜地发现，这正是一条知识与经济紧密结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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