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夏夜，在敦煌的墓园里我和一群雄杰相会

序曲　2010年夏夜，在敦煌的墓园里我和一群雄杰相会

这是朝圣的季节。

千万人的洪流，踩着滚烫的沙漠，向着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小绿洲——敦煌拥去。

朝圣的洪流来自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欧罗巴、亚美利加、印度次大陆、日本列岛、澳大利亚、埃及、南非、东南亚，来自罗马帝国的故乡，来自佛教诞生的天竺，来自遥远非洲的崇山峻岭，来自巴黎、纽约……这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文化朝圣者，不约而同地在这里聚会，向着中国文化的圣地——莫高窟顶礼膜拜。

这是朝圣的季节。

来这里朝拜的，有皇帝、国王、总统、首相，有董事长、宗教家、改革家、美术家、文学家，有工人、农民、学生，有明星大腕、亿万富翁，还有一路讨要而来的乞丐……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朝拜者，都会感受到中国历史跃动的脉搏，呼吸到华夏文明的清新之气。每一位朝拜者，在莫高窟至高无上的美神面前，都会热血奔涌，匍匐倒地，接受一次艺术的洗礼、心灵的洗礼、人生的洗礼。这里有着不灭的佛光——人类最圣洁的情感、最热烈的火焰、最辉煌的艺术、最壮阔的生命。

2010年烈日炎炎的盛夏，我随着这朝圣的队伍，来到了心中的圣地——敦煌莫高窟。遥望这座恢弘无比的古代艺术宝藏，我的思绪离开了熙攘的人群，飞向1600多年前的西部荒原……

公元366年，也就是前秦建元二年夏日的一天傍晚，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杖锡西行，来到敦煌。这时候，落日悬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晚霞映红了西天。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乐僔——经历了千辛万苦、一心要到西方佛国取经的中原高僧，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一屁股坐在咸水河边的树阴下，打算在此过夜了。突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对面巍峨的三危山上，金光闪闪，佛光万道。乱石嶙峋的石英石山崖，变成了气象万千的极乐世界。宝台莲池，乐声悠悠。如来端坐中央，双目微睁，正在说法。倾心听讲的众多神佛，栩栩如生，千姿百态：有的念念有词，正襟危坐；有的合十微笑，默默诵经；有的怒目圆睁，足踏猛虎；有的垂臂袒肉，莞尔而笑。圣洁的光圈罩在他们的头上。远处，飞天在散花礼赞，奔马在仰天长啸，火焰在飞升，花草在浮动，天鹅在打旋……

啊，好一幅宏伟神奇的千佛图!

这个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震慑了乐僔和尚。他哪里知道这是矿物质在太阳照射下所起的光学作用，认定这就是他风餐露宿所要寻找的佛教圣地。于是他便遵照佛的启示，在此地安营扎寨，到处募捐，修建了第一个洞窟。今天，当我们对着这座绵延不绝的艺术神殿叹为观止的时候，还真应该感谢这位虔诚的和尚。从那时至今，已经整整1644年了。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那时都还没有出现呢!

以后人们陆续修建，历经东晋、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努力，先后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在鸣沙山的崖壁上，上下五层，长达好几公里。历代民间艺术家呕心沥血，在里面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彩塑和壁画。仅就现存四百多个洞窟的壁画而言，如果以一平方米为单位，连接起来可以成为长达25公里的世界最大的画廊。修建这些洞窟的，有王公贵族、大小官吏、将军骑士、胡汉商贾、寺院僧侣和平民百姓。这些笃佛的人们大概没有想到，他们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多么了不起的一笔财富!敦煌艺术博大精深，气魄宏伟，内容极为丰富。在这里，一千多年间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资料，形象地、生动地保留下来了。在这里，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建筑艺术彼此关联，交相辉映，如此和谐地、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它为研究我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是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以壁画而言，历代杰出的艺术家们将人世间的亭台楼阁、乐池舞榭、回廊丽柱与佛国极乐世界的华树光环、莲花宝座融为一体，形象地搬上了窟壁，天上、地下、本生、人生与再生协调地会合在一起，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步入石窟，犹如进入天堂佛国，庄严神圣之气扑面而来。那升腾飘舞的飞天、千姿百态的菩萨、美妙绝伦的反弹琵琶，那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的《张骞凿空图》、《帝王出行图》和《使者朝会图》，那一幅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经变故事，那些包罗万象，令人目不睱接、心醉神迷的古代人民的世俗生活场面……无不以其精湛的艺术风格、超凡脱俗的艺术手法，成为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无比的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献给全人类的一件最珍贵的古典艺术礼品。世界上没有第二座艺术画廊可以与之比肩。

再以雕塑而论，从高达几十米的巨像到仅有十几厘米的小像，共计彩塑2415尊，飞天塑像4000余身。数目如此众多的塑像群体共侪于敦煌莫高窟，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形成于一千多年时光里的艺术造型，无一例外地达到了中国艺术所追求的形神合一、传神入化的意境。释迦牟尼的明哲睿智、迦叶的深沉世故、阿难的天真纯朴，以及天王、力士所体现的男性健美，都表现得那样个性突出，栩栩如生。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早期的菩萨原为唇边留着八字胡须的男士，随着佛教的发展，到了莫高石窟，已被天才的艺术家们塑造为善良美丽的女性。一个个身段秀美，气度闲雅，修长的眉眼，小巧的嘴唇，含蓄的微笑，袒露的胸臂中似乎能听到脉搏的跳动，血液的流转。当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朝拜这些惟妙惟肖的艺术杰作时，完全可以感到自己和神佛之间已经息息相通，会心会神了。

敦煌遗书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初考古学最重大的收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等“探险家”闻讯而动，蜂拥而至，用哄骗欺诈的手段，以区区几百两银子，从愚昧无知可恨亦复可怜的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数万件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敦煌文物。从那时起，此起彼伏的敦煌研究热一直在世界上久盛不衰，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仅就目前所知，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藏有敦煌遗书13000多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敦煌遗书6000余号；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敦煌遗书19000余号；德国柏林科学院藏有6000余件汉文文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有藏文文书700多件；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敦煌绢画220幅；日本大谷光瑞个人收藏敦煌文物上千件，橘瑞超个人收藏敦煌文物400多号……

敦煌在泣血!中华民族在泣血!

就在此时，就在我们伟大的祖先用智慧和汗水所建造的巍峨的艺术殿堂即将倾塌之时，就在漫天的黄沙连年的战火即将把数百个灿烂夺目的洞窟掩埋和毁灭之际，一大批艺术界的有志之士，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毅然离家舍子，徒步来到清冷死寂的大漠绝地，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全部生命挽救了敦煌，保护了敦煌，研究了敦煌，发展了敦煌，使敦煌再度辉煌，莫高窟重现光彩，使我们的民族因敦煌学的回归而扬名于世界!

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被黄沙永久地掩埋了。

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沉闷而燥热。我忽发奇想：何不乘此风高月黑之时，去到沙山深处的墓园里，参拜敦煌事业的先行者。

我想和死魂灵对话!

七月流火的塞外之夜，星光灿烂，银河倾泻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上，随着晚风在莫高窟和三危山顶上轻轻飘荡。我沿着一条沙梁踽踽而行，大地是这样宁静。一个小时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墓碑。红柳梢子随风摇曳着，远处隐约传来羌笛的幽咽。好静的墓园!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那都是一些十分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皓月当空，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我弯下腰，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了过去。

李仁章。鲁迅美术学院青年教师。1964年秋天，他带领一批学生从白山黑水来敦煌实习。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被举世无双的敦煌艺术惊呆了!他如饥似渴地临摹着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到了后来，他已经分不清哪是佛国世界，哪是现实生活了。他奋力地在千年艺术海洋里遨游，游得心醉神迷，如痴如狂。他的心灵日渐地净化，精神不断地升华。终于有一天，当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临摹一幅巨大的壁画时，极度兴奋之中，他的灵魂和壁画上的飞天一起飞升了，飞向那圣洁的极乐世界。他面带笑容，从脚手架上轻轻地飘落下来，鲜艳的颜料从空中洒下，像飞天散花一样洒满了人间。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赤胆忠心，敢怒敢言。他太喜欢敦煌艺术了，一头扎进洞子里，对外面闹得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不闻不问。领导批评他走白专道路，他据理力争，调侃嘲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最后，他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改造。一年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从沙坡上传来幽咽之声，很像是毕可发自心肺的泣诉。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为了安慰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拣来一颗一颗红色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月光如水，银粉遍地，玫瑰色的“敦煌魂”在高高的沙坡上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窦占彪。国民党警察，在他还不满20岁的时候，被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先生。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彪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常书鸿说：那就干别的事儿吧。一字不识的窦占彪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因为这儿最缺泥瓦匠。自此以后，整整四十八个春秋，他和莫高窟共存亡。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个洞子都有他修补过的痕迹。莫高窟的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都是他一块砖、一块料，一瓦刀一瓦刀修起的。20世纪50年代初，敦煌县城扩建马路时，准备将原来街道上的一座贞节牌坊拆掉。窦占彪闻讯后赶了一辆牛车连夜进城，极小心地将那牌坊一件件拆下来，装上牛车运回莫高窟。偌大一座牌坊，上百个零部件，而窦占彪又不识字。于是他在每一块木头上做了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记号。拉回来后，又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立在莫高窟的正门口。然后将郭沫若题写的“石窟宝藏”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刻了上去。今天，当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莫高窟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座八面来风的巍巍牌坊。

龙时英。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之妻。1945年，还在重庆国立艺专上学的段文杰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毅然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龙时英，步行数千里路，到敦煌去“修炼”。从此，时局变幻，战火蜂起，关山阻隔，路途遥遥，一别十有三载。1957年，在四川农村教书的龙时英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务，领着儿子万里寻夫，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正值困难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粮食定量下降到了每月19斤。为了支持丈夫的研究事业，龙时英到沙漠上找野草、养兔子，给段文杰开“小灶”，才使得丈夫的身体没有垮下去。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段文杰临摹了大量壁画，写出了大批研究文章，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敦煌学家。“文革”后期，段文杰被造反派开除公职，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善良的女人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分裂。她死了，含着无尽的怨恨。埋葬时，段文杰泣不成声地念完了他彻夜不眠写成的悼词，然后将悼文和他的深情、他的悲痛一起埋进了坟墓。

我继续看下去：李承仙、许安、刘牒、赵友贤……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每一颗灵魂都为神圣的艺术宫殿增添了光彩。

我抬起了潮湿的眼睛。对面，隔着一条宽阔的干河滩，正是莫高窟北区蜂房般的狭小洞窟——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的民间画匠，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吴道子、阎立本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四季居住在那些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里。病了，老了，伤了，残了，就默默无声地死在那里。千百年的风沙吹进洞子里，掩埋了他们的尸骨。此刻，那些洞窟像一双双幽幽的眼睛，在深邃的天穹下注视着换了人间的土地。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悟：那些千年画工的孤魂就在周围游荡，默默地守护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画廊。

夜已深，月朦胧。我来到了常书鸿的墓前。那是山坡的最高处，俯瞰着敦煌大地。常书鸿是敦煌事业的开拓者，也是莫高窟的保护神。1982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年近八旬的常书鸿被安排到国家文物局担任顾问，定居北京。1994年常书鸿仙逝后，根据他的遗愿，骨灰被安葬到他奋斗和生活了四十年的莫高窟前的沙山上。他将世世代代和敦煌长相守!从那时起，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十六年来，总有人在他的墓前敬献各种祭品。终年四季，香烟缭绕，鲜花不断。是啊，他是永远的常书鸿!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40年代初，常书鸿留法十年载誉归来。以他当时留洋名画家的身份，无论在重庆，在成都，在哪个大城市都会找到条件优厚、生活舒适的工作，他却断然选择了敦煌!当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和他促膝谈心，对他寄予厚望后，他立即答应下来，带着漂亮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大漠绝塞之中的敦煌，代表国家从和尚道士的手中收回了莫高窟。从此，敦煌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物。

人们不会忘记，当他的夫人受不了敦煌的艰苦，抛夫弃子，孤身远走他乡时，常书鸿月下打马飞奔，在戈壁滩上追赶了一夜。但当他得知夫人提出他必须离开莫高窟，和她一起远走高飞时，他马上停止追赶，义无反顾回到了敦煌!从此，壮士一去不复还，和一双儿女相依为命，过上了被张大千戏称为“无期徒刑”的生活。

人们更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前夕，河西大乱，溃逃的中央军和马家军、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文化特务、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频频光顾莫高窟，都想在逃离大陆前捞一把。如果不是常书鸿忍受着妻子离散之痛、酷暑严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阔的胸膛组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珍贵的敦煌文物早就被洗劫一空。50年代初，乌斯曼匪帮从新疆流窜到敦煌南山，叫嚷要抢劫莫高窟。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严阵以待，持枪日夜守护，甚至做好了在洞子里打一场“地道战”的准备，吓退了跃跃欲试的乌斯曼匪帮，那么莫高窟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公然宣称：“敦煌莫高窟是贩卖精神鸦片的黑窝”，“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抱着“人存洞存，人亡洞亡”的必死决心，以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牢牢地守护着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那么这些被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称为“东方民族文化之根”的无价之宝，早就被头脑发热的红卫兵捣毁了!

下午，我去了一趟皇庆寺。这是一座破旧的古庙，常书鸿一家就曾长期居住在院内的两间土屋里——过去僧人住过的地方。常书鸿当年的老保姆如数家珍地指着一件件家具向我讲述：这个从墙上掏进去一个坑坑，上面搭了一块木板的地方，是常爷的书架；这个低矮的长方形土墩，上面铺着布单和毛巾的东西，是常爷的沙发；这架从庙里搬来的咯吱咯吱响的玩意儿，是女儿常沙娜当年的卧床。从这只土炉子和小铁壶里烧出来的水，曾经招待过包括总统、首相、议员和著名学者在内的外国客人……

就是这样一间类似原始人居住的土屋，常书鸿却对它恋恋不舍。老保姆说，常爷调到北京后，国家给他分了宽敞明亮的住房，但他却对这间老屋情有独钟。他离开敦煌时，只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其余大部分家具都留在了皇庆寺。他还特意留下一床崭新的铺盖。以后的十多年，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年都要回敦煌。有时自己回来，有时和远在日本的儿子常嘉煌一起来。来了不住宾馆，也不住招待所，就住在这间土屋里，睡在这张土炕上，盖着自己的被子。摸一摸自己当年和同伴们担土栽植的白杨树，吃几顿敦煌老人们用苦咸水做的面片子，临摹一些壁画。天凉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北京去。而这位老保姆，即便常书鸿不在敦煌，也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将常爷的旧居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的泥皮掉了，她就用水和上草泥，照原样抹平、抹光。下过雨，她就把常爷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常爷年纪大了，腰腿疼，可不能潮着他呀!常书鸿从日本带来栽在院子里的樱花，她隔几天就浇点水，长得比常爷在时还茂盛。

常书鸿逝世已经多年了，她却认为常爷没有死。她说：“常爷是敦煌的守护神，是佛爷。佛爷是不会死的。你不看壁画上说的，佛爷的肉身涅槃了，灵魂却还在。他会回来的。”说这些话时，这位老妇的神情是那样虔诚，脸上蒙着一层神圣的光。这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常书鸿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一段对话。池田问常书鸿：

“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不假思索地答道：“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奔赴莫高窟。”

池田由衷赞叹：“太伟大了!”

站在土屋的地上，我看着这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用了近半个世纪的破桌子、旧椅子，看着那些即便是送给城市捡破烂的也不会要的用四根木棍支起的衣架，脸盆架，土凳子，煤油灯，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们对“人生”、对“生活”这两个单词，真的已经读懂弄通了吗？在人们变得过于聪明的今天，我宁肯相信那位既不识字又有点迷信的老保姆的话：常爷还活着。2010年的这个盛夏之夜，一代学者常书鸿真的和我相会了，相会在敦煌的墓园里。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一九○四—一九九四”几行浑然有力的大字在墓碑上闪闪发光。

我将一支蜡烛和一支香点燃了，敬献在常书鸿的墓碑前。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寂静的墓园恍若仙境。一张和蔼慈祥的面孔若隐若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常书鸿的面孔!

哦，常老!常老!这不是在梦中吧?

“不是梦中。”我听到了常书鸿熟悉的声音。“文革”前，他曾兼任甘肃省文联的主席，是我的老领导。“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敦煌。”

是啊，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与莫高窟长久为伴。

热泪从我的眼眶中流出。我说：“这我知道，您永生永世都是敦煌的保护神。”

“不是我保护了敦煌，”常书鸿说，“而是敦煌使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噢？”

“中华民族从来不乏舍生取义的人。即使我不保护敦煌，也会有人保护敦煌。”常老说，“从这个意义讲，抗战时国民政府委派我接管敦煌，那是我的幸运。”

“唔……”我若有所悟。

“道理很简单：我如果不来敦煌，而是留在城市里，多半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画家，或者学校的老师。甚至有可能被分配到某个机关里，做一个平庸的官员，一辈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你说，那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是敦煌造就了常书鸿，而不是常书鸿成就了敦煌。”

善哉斯言!诚哉斯言!

“话虽这么说，”我说，“毕竟是您到了敦煌，而不是别人。我想问的是：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促使您来到敦煌的动力是什么？”

“使命感。”常书鸿说，“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我肃然聆听。

“我经常想起鉴真和尚。扬州高僧鉴真曾两次东渡日本，第一次失败了，他没有退缩。二次渡海时，他已年过六旬，而且双目失明。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完全看不见外面世界的人，在狂风恶浪中跨海东渡，那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但他成功了。他的足迹踏遍了东瀛列岛，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他那样做为了什么？图官？谋利？都不是。而是为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一种崇高的使命。当然，比起鉴真法师来，我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为了一种使命，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

“不光有牺牲，”有人接着说，“还有收获。”

夜更深了，天地之间一片混沌。迷蒙中，一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墓园里。哦，董希文!

“到敦煌修炼，收获是第一位的，牺牲是第二位的。”

有道理，有道理。

“我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董希文缓缓地说，“当年敦煌的艰苦，确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你必须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苦行僧，才能在那里待下去。我在敦煌将近两年，甚至没有理过一次发，因为根本就没有理发的地方。但是正是这两年，使我的美术创作登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有了质的飞跃。”

“愿闻其详。”

“人们知道董希文这个名字，多半是因为《开国大典》那张油画。那就从《开国大典》说起吧!”

我凝神注视着青年画家，他的面孔变得兴奋起来。

“油画是从西洋传入的。西洋油画的特点，色调比较单，比较暗。画面宁静，人物安谧，令人赏心悦目。而莫高窟唐代壁画则色彩鲜丽，画面明亮，场面开阔，形象生动，有一种灿烂辉煌、热烈向上的气韵。这个特点用在《开国大典》上，便很好地表现出了新中国成立如东方日出般的磅礴气势，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而这，便是敦煌参禅给我的回报。”

我折服了。这真是醍醐灌顶啊!

“敦煌壁画，不只是对美术家有帮助，就是对于搞服饰研究的人来说，也是取之不尽的源泉呀。”

一位温文尔雅的老者向我走来。身影虽然模糊，我却依稀认出那是沈从文先生。

“大师，您怎么也来了？”

“莫高窟曾经施惠于我。我虽身在九泉，对于敦煌，也是心系念之啊。”

哦，对了，对了，20世纪70年代，大师曾经深入莫高石窟，长时间地考察和研究过敦煌壁画中的古代服饰。

我一直纳闷：沈先生不是一直在研究故宫服饰吗？故宫服饰丰富多彩，何须千里迢迢跑到敦煌来钻洞子？于是便冒昧地问道：

“大师，故宫服饰成千上万，美不胜收，您为何不辞辛劳来这里研究？”

“这你就不懂了。”大师说，“故宫服饰虽多，但年代有限，基本上都是明清时代的东西，距今不过五六百年。而敦煌壁画中的服饰，则历经十几个朝代，已经一千六百多年了，比故宫服饰整整多了一千一百年。”

我洗耳恭听。

“不仅如此，”大师接着说，“敦煌壁画服饰包含的范围也广阔得多。除了中原和河西一带汉人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外，它还拥有大量中亚、西亚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古代服饰，民族包括了几十个——而且是一千多年间不同时代的服饰。无论是时间的长度，还是空间的跨度，都是故宫服饰无法比拟的。如果说，故宫服饰是一座宝库的话，那么敦煌壁画服饰就是大海了。你说，这样罕见的人间宝藏，作为一个搞古代服饰的人，我能不虔心研究吗？”

停了停，又说：“敦煌服饰的研究，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扩大了我的学术领域，使我的服饰研究走出了中国。对于敦煌，我是永怀敬畏之心的。”

我感到了心灵的撞击。多么纯粹的人啊!沈从文，这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当他的文学创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再继续下去时，毅然转向古代服饰研究。在故宫服饰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后，这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又不顾年迈体衰，西上敦煌，万里取经，使他的服饰研究攀上了别人无可企及的高峰。这是何等宝贵的品格啊。他是大写的人!站在这位历史性人物的面前，我不禁洒泪迎风，感慨良多。环顾红尘内外，蝇营狗苟之辈，贪禄争利之徒，何其多也。中国文化需要沈从文!

“那么，”我向大师请教，“研究古代服饰，除了学术上的意义之外，它还有什么用处吗？”

“当然有用。”大师说，“如今那些多如牛毛的历史电视剧里面，古代人物的服饰，很多就是借鉴了敦煌壁画。说得具体一点，甘肃名闻遐迩的舞剧《丝路花雨》，那里面人物的衣服发式，全都是从敦煌壁画中来的呀。”

这我知道，《丝路花雨》的服饰设计得力于沈从文先生的指导。20世纪70年代末，《丝路花雨》紧锣密鼓创作之时，沈从文先生应邀到甘肃指导该剧的服饰设计。那时兰州条件很差，老先生就住在黄河剧场的一间陋室里，夜以继日地和编导们推敲拿捏，为《丝路花雨》的服饰把脉。

“你知道，《丝路花雨》人物众多，有汉族画工，有反弹琵琶的舞女，有朝廷命官，有节度使夫人，有胡商，有强盗，有边防将士，有波斯美女……这些人物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型，多亏有了敦煌壁画，才使我们有迹可循，做得那样美轮美奂，才能再现大唐盛世的风貌，具有高度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如果没有敦煌壁画，《丝》剧人物只能是戏曲舞台上的传统服饰，那些陈旧的东西一出来，观众的兴趣恐怕也就提不起来了。”

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是最早看到《丝路花雨》演出的人，当那些色彩绚丽、形态各异、泱泱大观的服饰在舞台上亮相时，高度文明和开放的大唐盛世的气概就全部展现出来了。观众无不感动：哦，早在一千多年前，咱们就有如此灿烂夺目的服饰!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油然而生。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面就有着一位文学大师的心血和汗水。

我由衷地赞叹：“大师，您太伟大了。您在文学上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美，又使古代服饰之美重现人间，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无人出声。墓园一片静寂。似梦，非梦。我在哪里？我在何时？

黑暗中，又一个身影向我走来，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莫非是梁思成先生——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师？

“是我。”梁先生朗声回答。

“难道您也忘不了敦煌？”

“忘不了，忘不了啊!”梁先生满怀深情地说，“正是敦煌，让我圆了多年的梦；正是敦煌，抚平了我心灵的伤痛。”

这勾起了我对尘封往事的回忆——

20世纪50年代，上面决定拆除北京城墙和牌楼。北京城墙，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城墙，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国家的象征，怎么能心血来潮说拆就拆了呢？梁思成——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有良知有热血的建筑学家，挺身而出，上书劝阻。但他的满纸血泪招来的却是严厉批判。这位曾经在美国原子弹的阴影下挽救了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的建筑学家，却挽救不了祖国心脏的古建筑。宏伟的北京城墙和牌楼——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就在一片高唱红太阳的狂潮中被拆除干净了。梁思成大病一场。满腹才华竟无用武之地，可叹亦复可悲!

就在这时，1964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并拨巨款修复加固莫高窟。根据总理的提议，梁思成主持莫高窟加固工程的设计。而此时的莫高窟，历经一千多年的风沙侵袭，人为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病入膏肓了。许多洞窟成了危窟，许多栈桥路断难行，而整个山体竟有随时垮塌的危险!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梁思成精神倍增。经过实地考察，反复思考，梁思成提出了一个极富创见的方案：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构想，是一个古建筑修复工程开先河的杰作。几十年后，梁先生的这一创意还被广泛地运用于全国各地的古建筑修复工程中。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方案。经过三年苦战，莫高窟被彻底加固，却看不出丝毫痕迹。梁先生保护中华文明的梦想在敦煌实现了。如今已过了四十多年，莫高窟还雄风八面而又古香古色地屹立在三危山下。

对此我满怀感激。我说：“大师呀，当初如果不是由您主持设计，而是别的什么人来搞，特别是革命性特强的人来设计，指不定要搞出多少个红色洞窟，甚至还会大拆大建，搞得不今不古，非驴非马，成为贻笑大方的四不像了。”

“这应该归功于总理。”梁先生说，“工程之前，周总理就作过重要指示：

在莫高窟的加固修复中，力争保存原貌，一洞一穴，不加改动。所以我才能施展抱负，让这座历经一千多年的艺术画廊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沉吟有顷，梁先生补了一句：“当年，北京古城墙一拆，我的生命实际上也就结束了。是敦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石破天惊之语!梁先生在尘世是高人，在天上也是巨星。

身影消失了，我忽然打了一个激灵：我怎么和这么多的故人——文化界的先贤和雄杰相会在一起？日本作家川康端成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魔界，则没有佛界。”莫非我进入了魔界？随即却又释然了：不，不，不是进入魔界，而是到了佛界。正是佛的召唤，也即敦煌文化的召唤，使我有幸在这月色迷离、夜岚弥漫的三危山上，和杰出艺术家们相会了。

于是我想起了胡杨。沙漠中的胡杨活着一千年，死后立在地上一千年，倒地之后还是一千年!这一个个立在我面前的魂灵，他们不也是胡杨吗？他们是文化的胡杨，艺术的胡杨，他们也是三千年不倒啊!

这时天也就快亮了，苍穹一片深蓝。西风扑面，我感到了几丝凉意。悬挂在九层楼上大佛殿的十八只铁马风铃忽然响了起来。“当——啷”“当——啷”，一声连着一声，悠远而苍凉。茫茫大漠，渺无涯际，一支驼队出现在沙漠的尽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驼背上的人影越来越清晰。骑在第一匹骆驼上的光头大胡子中年人，便是大千居士。1941年3月，他带着一家人到敦煌朝圣来了。40岁刚刚出头的张大千，此时在画业上已如日中天，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湾清流之韵致，与齐白石被国人誉为“南张北齐”。但他为了寻找唐代以前的真迹，在艺术上来一次质的飞跃，不顾亲友的劝阻，不畏塞外的艰辛，力排众议，毅然西行，成为开拓敦煌艺术的中国第一人。炼狱三年，得到盛唐艺术的真髓。三年之后，张大千画风大变，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成为和毕加索齐名的画坛泰斗，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大千居士临摹的两百多幅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轰动了兰州，轰动了西安，轰动了重庆，轰动了成都。以最形象生动的画面让国人知道了敦煌，了解了敦煌，大大地提高和增强了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次壁画展览也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使得陈诚、孙科、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都成了敦煌艺术的爱好者，从而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千老人晚年云游海外，至死不能忘情：“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紧随张大千之后，来敦煌面壁的是这样一些名字：段文杰、谢稚柳、叶浅予、吴作人、潘絜兹、黎雄才、吴冠中、袁运生、丁绍光……而现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大批骨干力量，正是当年看了张大千的展览后，下定决心西出阳关，在敦煌苦修了一辈子的。

突然，一颗硕大的星星离开天幕，闪电般跌落在莫高窟顶上，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那是张大千的灵魂归来了。他回来了，回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驿站，回到了他生前如此热爱、如此怀念的极乐世界。

风紧了，铃声变得急骤起来。长长的驼队幻化成了奔驰的马群。美髯公于右任骑着一匹黑色大马，立马沙山，对月而歌：

壁画四百八十洞，

时代北朝唐宋元；

醰醰民族文艺海，

我欲携汝还中原。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65岁的高龄，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行程数千公里，一路风尘来到敦煌。在敦煌县城略事休息，即跨上一匹高头大马，与随从疾奔莫高窟。老人住在中寺的土炕上，极认真地观看了洞窟，考察了文物，写下了不少激扬文字。回到重庆后，便奋笔疾书，饱蘸热泪拟就洋洋洒洒的《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提案，交最高国防会议公决。提案通过后，老人又亲自物色刚从法国归来的常书鸿主持其事。到了耄耋之年，老人依然深深地怀念着敦煌，隔海相望，热泪长流。如果没有于右任的赤胆热肠，如果不是成立了敦煌艺术学院，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便会依然由王道士之流据有，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们依然会如入无人之境，盗经卷，偷塑像，剥壁画，想干什么干什么。牧羊人会将羊群赶进一个个石窟过夜，香客们会继续在洞子里烧火做饭，马步芳的军队会继续掘地三尺，挖了宝塔寻找黄金。一句话：如果不是及时地将莫高窟收归国有，人类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将从敦煌消失。敦煌莫高窟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于右任功不可没。老人晚年极为怀念故土，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真是悲情满怀，催人泪下。

晨风阵阵，铃声悠悠。如哀泣，似幽咽。这低沉肃穆的声音，好像是为常书鸿，为张大千和于右任，为敦煌学的开拓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英年早逝的优秀画家董希文，为和敦煌结缘的沈从文与梁思成，为杰出的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画工洞里的千年孤魂，为静静地安息在我身边的这些英灵，为一切献身敦煌事业的先驱者哀悼、致敬。

久久不息的铁马风铃，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黄沙漫漫，黄沙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