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着羊鞭望敦煌

甩着羊鞭望敦煌

和李其琼、孙儒僩不同的是，贺世哲和施萍婷是一对年轻的老革命。早在共和国诞生之前，他俩就已经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沙场之上。尽管那时候他们还只有十几岁。朝鲜半岛的硝烟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里，贺世哲是年龄最小的情报参谋。那是几座废弃的金矿洞子，洞顶的渗水还滴答滴答地掉着，身穿粗布军服的彭德怀就在这里指挥着百万大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较量。空闲时间，彭德怀司令员喜欢到旁边的洞子里转一转，和部属们聊聊天。有一次，他摸着贺世哲的光头，眯缝着眼睛问：“小鬼，几岁了？”

“报告司令员，咱19岁。”贺世哲挺胸立正。

“哪里人？

“陕北延川。”

“什么时候参的军？”

贺世哲又一个挺胸立正：“报告司令员，早了!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咱是儿童团。打胡宗南的时候，咱就参军了！”

彭德怀忍不住笑了：“嗬，硬是不简单呢!小小年纪就已经是老革命了!那么以后呢？等打败了美国鬼子，你想干什么？”

贺世哲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上大学，学文化，建设新中国!”

彭德怀眼里溢满了笑意：“好!好!有志气，不愧是喝延河水长大的。”

与此同时，施萍婷正在另一个山洞里紧张地刻制蜡版，油印战报。她比贺世哲小两岁，刚满17。1949年5月浙江金华解放的第二天，还在初中上学的施萍婷就参军了。然后便进军西南，转战巴山蜀水。抗美援朝的战斗刚刚打响，她就随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旋律，跨过鸭绿江大桥，投入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江南水乡的少女，行军时挑一副担子，一头是油印机，一头是收音机。她虽然只读了两年初中，却有着良好的文学天赋，文字水平蛮高。所以就编辑、审稿、改稿、刻字、油印一肩挑。

停战后，她和贺世哲一起回到祖国。1956年，她又和贺世哲一起考上了兰州大学。她没有到过西北，对大西北有一种神秘感。巍巍的祁连雪山，广袤的腾格里沙漠，神奇瑰丽的敦煌莫高窟，强烈地吸引着浙江才女的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革命夫妇，这样一对出身贫困，出生入死，满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敦煌县家喻户晓的现行反革命!本来，兰州大学毕业后，他俩并未分配到敦煌工作。贺世哲在兰州艺术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助教，施萍婷则在该校教务处搞文字工作。恰好当时兰州艺术学院的院长由常书鸿兼任。一天，常书鸿把施萍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问她：

“你愿意去敦煌工作吗？”

施萍婷问：“要我去干什么？”

常书鸿说：“敦煌别的什么人都不缺，就缺你这样能吃苦的人，也缺你这样搞文字工作的人。”

老院长早就看中这位经受过战火考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女同志了。从他殷切期望的眼神里，她知道院长在等待着她肯定的答复。

施萍婷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她就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常沙娜一同起程，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敦煌。段文杰先生亲自作她们的讲解员，领着二位女士整整参观了一个星期，将492个洞窟从里到外看了个遍。浩瀚无边的艺术宝藏，俯拾皆是的研究题目，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啊!她连夜给丈夫写信：“你赶快来，赶快来!职称、房子、家具，兰州的一切都不要了。”贺世哲接到信，匆匆地办好了调离手续，坐上了西去的列车。从此一家人在敦煌一待就是半个世纪。

那个时候，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研究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贺世哲决心迎难而上。他不懂日语，就坚持自学。他接触的第一部敦煌学专著是松本荣一所作的《敦煌画研究》。研读之后，贺世哲出了一身冷汗。那个松本荣一并未到过敦煌，他仅仅是根据斯坦因、伯希和拍摄的照片和盗窃的绢画，就写出了那样一部数百万言的煌煌大作!而作为堂堂的华夏子孙，敦煌石窟的主人，我们为啥就拿不出这样的作品？太惭愧了!必须迎头赶上。可是那时候的政治空气不允许他搞研究。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需要的是批判的才能，斗争的艺术，谄媚的技巧。你只要背会《老三篇》，只要敢于揭人隐私，只要讨得领导的欢心，那就是好同志。而所谓专业研究、学术成果，则是和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划了等号的，是一个危险的禁区。年轻的敦煌学家贺世哲就闯进了这个禁区。白天不敢研究，就在晚上研究。经过半年的呕心沥血，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法华经变研究》，这是一篇研究敦煌经变的开创性文章，是一篇大文章。寄给北京大学著名佛学专家阎文儒教授征求意见，阎教授看过后十分欣赏，将文章推荐给《中国佛学》。《中国佛学》决定在头条发表。不过且慢!那时候发表文章可没有现在这样随便。要征求单位的意见，要盖上鲜红的公章，还要看本人的表现，甚至要搞清楚家庭出身。否则哪怕你有天大的才能，纵然你是李白再生，杜甫转世，也等于零。《中国佛学》的信来了，寄到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找贺世哲谈话：你写文章通过组织了吗？你开荒种地不积极，植树造林不积极，开会发言不积极，唯独写文章倒这么积极，积极得有点过火了!你说说，这不是名人路线是什么？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性质够严重的了。一篇在敦煌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章就这样被“组织”压了下来。而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就开始了。

“文革”的沙暴刚刚卷起，贺世哲夫妇便成了敦煌县知名度最高的人物。原因是他们写了一封令人头皮发麻的《致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公开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敦煌县公、检、法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宣布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僩、李其琼为“公安六条”人物，将他们关了起来。何谓公安六条？年轻的读者大概不太清楚。1966年夏季，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公安部公布了重点打击的六种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林副统帅”的；攻击江青的等等，一共六条。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这是杀人的六条，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六条。贺世哲凭着共产党员的一股热血，凭着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和妻子施萍婷一起，连夜起草了一份《致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公开信》，用毛笔抄在好几张大红纸上，贴到县城中心最热闹的地方。这是一封铁骨铮铮具有保存价值的信件。它质问敦煌公检法：你们凭什么定这些同志为“公安六条”人物？段文杰的问题早已平反，史苇湘、孙儒僩、李其琼的右派分子帽子也早已摘掉，根据党的政策，他们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你们怎么突然又宣布他们为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接着提醒中央文革小组：要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大多数……

这无异于在一潭死水的湖面上，扔进了一块巨石。各路造反英雄一齐向他们猛扑过来。辩论、围攻，贺世哲两口子愈战愈勇。威胁、利诱，施萍婷夫妇凛然不动。敦煌盛传着一句口头谚：贺世哲的骨头，施萍婷的笔。意思是贺世哲的骨头是最硬的，施萍婷的笔头子最厉害。谁也辩不过他们，谁也驳不倒他们。由于施萍婷抽烟，写大字报时一支水笔一支烟，造反派就称她为双枪老太婆。这对夫妇逆“文化大革命”而动的行为触动了敦煌县的最高负责人。开始对他们进行三查：查出身，查历史，查表现。这一查，就把自认为根红苗正一身清白忠心向党的贺世哲“查”成了罪人。如果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莫须有”的把戏层出不穷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罗织罪名的艺术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在专案高手们的巧妙组合精心包装下，贺世哲的革命史变成了罪恶史。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陷人于罪，往往是10条。贺世哲的“滔天大罪”也是10条。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两三个例子。其一，诬蔑共产党“坐在火山口上”，妄图煽动农民造反。这真是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58年，贺世哲和另外一名同学去陇南参加大炼钢铁。看着一棵棵松树被砍倒，塞进土炉子里去“炼钢”，最后什么也没有炼出来，贺世哲感到一阵阵心痛。他对那位同学说：这样干，划得来吗？三岁的小孩都会算这个账呀!有一天晚上，公社干部吆喝着一群妇女给炼钢炉背煤，其中一位老大娘拉肚子，耽误了一会儿工夫，那名公社干部就让老大娘把拉在地上的屎吃了。老大娘不吃，那干部就用脚狠踢老大娘的腰，直踢得老大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才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贺世哲走过去，扶起老大娘，好言劝慰着，将老人家搀到家里。回到住地，贺世哲把这件事给那位同学讲了，并且感慨万千地说：“历代农民起义，就是这么逼出来的。如果这个样子继续下去，那我们就坐在火山口上了。”现在看起来，这句忧国忧民的话，说得何等好啊!只有无私无畏充满良知的人才能在那个时代说出这样沉甸甸的话来。但是贺世哲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学校以后，那位和他平常关系极好的同学，立即就把这些话上纲上线地汇报给系总支了。现在，专案组又把这事作为致贺世哲于死地的第一发炮弹。第二发炮弹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涂脂抹粉。这事倒是不假。庐山会议决议明明说：彭德怀表面上假装朴素，实际上是个伪君子。贺世哲却说：“这是什么话!朴素就是朴素，朴素怎么就成了伪君子？我从一野司令部跟到志愿军司令部，彭老总一直是一身粗布军装，一双农家布鞋，怎么成了假装朴素？有这样伪装的吗？”另外，抄家时从他的箱底抄出了一本志愿军纪念册，上面有彭德怀的亲笔签名题字。铁证如山!彭德怀的黑爪牙!第三条罪状越发使人忍俊不禁：在兰大宿舍聊天时，他曾讲过自己的志愿：“我宁愿当个大学教授，也不愿当省委书记。”结论：反对和仇视党的领导。铁案轻而易举地铸成了，贺世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专案组的人要他在定案材料上签字，他拒不签。人家压着他的手让他签，这位陕北硬汉就写下这样几行字：“材料不符合实际，我绝不同意。我要上告。贺世哲。”那一天，敦煌县举行宽严结合的宣判大会。“坚决镇压反革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贺世哲被五花大绑站在土台子上，他胸脯挺得高高的，面带微笑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此时此刻，他忽然感到自己是一位精神上的贵族，是人海茫茫中的胜利者。这种心情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流放生活。

离开敦煌到陕北时，除了铺盖卷儿以外，他只带了两部书：《列宁全集》和《敦煌画研究》。白天放羊劳动，晚上把窑门一关，点亮一盏小油灯，世界就是属于他的了。拿出《敦煌画研究》，戴上近视眼镜，屏息静气，全神贯注，一看就是大半夜。竟至念念有声，眉飞色舞，手也不由地活动起来，写了许多心得。这种时候，他就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什么身份，什么货色，错把陕北当敦煌，以为还在研究所里当专家哩!及至夜色渐退，羊群传出“咩咩”的叫声，他才恍然明白自己的处境，长叹一声，扔下手中的宝卷。天麻麻亮，踏着草尖上的露珠，将羊群赶上高高的山坡。晴空万里，天远地阔，羊儿在静静吃草，苍穹之下一派安谧。此时他便不由地面向西方，极目眺望，希望能看见那巍巍的佛殿，层叠的石窟。风儿轻轻地吹拂着，他仿佛听到了铁马风铃悠扬的乐声。酸涩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涌满眼眶。不知不觉间，哽声咽气地哼起了自编的信天游，音调是那样的凄凉：

羊羔子叫来鞭梢子响，

泪眼模糊望敦煌。

白日里想来晚夕里哭，

心窝窝舍不下莫高窟。

而在数千里路之外的敦煌，施萍婷也泪眼模糊地思念着受苦的丈夫。贺世哲被清洗后，革委会和施萍婷谈话，让她和“阶级敌人”离婚，她不离；让她划清界限，她不划。问她为什么？她说：“贺世哲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她每月从自己65元的工资里，给丈夫寄去20元。剩下的45元，维持自己和女儿贺晓萍的生活。每次寄钱，都要写一封厚厚的信，信里充满了阳光和雨露，充满着人间的真情，给丈夫干枯的心灵以甘甜的滋润。革委会见这个“反革命家属”如此顽固，便打发她去放羊。一位学富五车的女学者，赶着一百多只山羊，满山洼满戈壁颠簸，成天和沙尘、雪暴、野狼打交道，脸上的皮肤都起痂了。特别是每天早晨出圈时，刚一打开圈门，羊群就没命地向外奔。她也就跟上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奔到有草的地方，羊群不跑了，施萍婷这才擦去满头的汗珠，长长地叹一口粗气。就这样，夫妻二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时甩着放羊鞭，遥遥相望，心心相印，共同奏响着一支哀婉欲绝的敦煌曲。

好在贺世哲在陕北的那几年流放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平静的。这主要是由于他那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品格感动了老区农民，从而有力地保护了自己。这是由一件让人发憷感到棘手的事情引起的。有一天，生产队长领着贺世哲和社员张狗娃在地里干活。干着干着，队长不知道来了哪一股子邪劲，忽然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什么路线斗争？狗屁!谁的权大谁就是正确路线！”狠狠地往地上唾了一口，又骂开了：“林彪那狗日扫帚眉毛老鼠眼，一看就是个白脸奸臣！”“贺龙怎么也成了坏人？听说跑了，就该跑！”这事当时谁也没有在意，耿直的队长只不过说出大家心里的话罢了。月底的时候，因为张狗娃劳动时不出力，干活时不是抽烟就是小便，队长要扣他的工分。张狗娃眼睛一翻，冷笑着：“还扣我的工分哩，我还想要别人的老命哩!”队长一听急了：“你说什么？张狗娃!”张狗娃提高嗓门，不阴不阳地说：“有人说了，林副统帅是奸臣，贺龙是好人!还说……”队长的脸马上变得煞白，转过头问贺世哲：“老贺，你说说，我是不是说了这话？”目光定定地注视着贺世哲，充满了祈求和恐惧。

“我没听见。”贺世哲一字一顿地说，慢慢地磕去了羊角巴里的烟灰。

队长的目光变得明亮了，恨恨地对张狗娃说：“你狗日诬陷我，非扣你的工分不可!”

张狗娃站起身来，拍掉屁股上的土：“咱们到公社见。你到底说了没有，一到公社保卫部就清楚了!”

第二天，公社保卫部通知贺世哲去作证。保卫部长对贺世哲说：“你们生产队的张狗娃把队长告下了。据他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你。你实事求是地说，你们队长到底攻击林副主席了没有？”

贺世哲说：“我没听见。”

保卫部长不高兴了，厉声喝道：“贺世哲!”

“在。”

“党的政策你懂不懂？”

“懂。”

“那么我再问一遍：队长到底说了没有？”

“我没听见。”

“农村苦不苦？”

贺世哲不吭声。

保卫部长换了一副口气：“老贺呀，我是为你着想哩。你只要说实话，证明你们队长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了林副统帅，那你就立了功，立了大功。我负责和敦煌联系，给你落实政策。怎么样？唔？”

“我没听见。”还是那四个字。

由于张狗娃的揭发得不到旁证，这件天大的案子就不了了之了。林彪折戟沉沙后，生产队长带着一家人来给贺世哲道谢。老头儿激动地说：“贺老师，你可是救了我们一家的命!你是好人，好人!”以后凡是开会，生产队长总要讲：“什么反革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反革命能把羊放得这样好吗？以后谁要欺负贺老师，我敲他的骨拐!”

1972年，施萍婷领着女儿，专程到陕北来看丈夫。满村的男男女女都到他们的窑洞里瞧热闹。那天正好是中秋节，亲人团聚的日子。乡亲们端着大红枣儿、小米、核桃，你一碗，他一碗，把贺世哲的柜子都装满了。乡亲们七嘴八舌地给贺世哲两口打气：“告，告那些狗日的!省上告不下，告到中央!如果要贫下中农作证，你吭气，咱们都给你签名!”

也就在这个时候，韩素音向周总理反映了敦煌的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敦煌文物研究所被清洗的专家学者全部落实了政策，从流放地陆续回到了莫高窟。离开陕北时，延安大学闻风而动，专门派了一位教务处的负责同志来看望贺世哲，希望贺世哲到延安大学任教。按说，他是喝延河水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延安是生他养他培育他的故土，到创办不久的延安大学任教，为故乡的教育事业出一份力，原是他应尽的职责。然而他却忍痛谢绝了。心系敦煌，思念敦煌，已经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他急切地盼望着回到敦煌去。他要写一部书，一部像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那样的大书。这个想法已经酝酿好多年了，折磨得他寝食不安，成为他生命中的主要坐标。到了兰州，他的母校兰州大学又出面挽留，并且提出三个系让他选择：历史系、中文系、政治经济系。任课后按副教授待遇，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他急急地回到了敦煌，夫妻携手，摈弃一切杂念，远避尘世喧嚣，一头扎进其乐无穷的敦煌学研究之中。长期蕴聚的地火必然要爆发。不长时间，贺世哲便在经变画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接连发表了十数篇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文章。施萍婷亦风采独具，在《文物》等杂志上频频亮相。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1972年第12期的《文物》上看到施萍婷的《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一文后，眼睛骤然一亮，禁不住喜悦的心情，提笔在天头上写了一段话：几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文章了，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其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全国的落实政策尚未进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牛鬼蛇神”一个个衣锦而归，使得“左”派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惊呼：敦煌的“文化大革命”一风吹了!还乡团又回来了!敦煌县要红旗倒地，人头落地了。他们上串下连，磨刀霍霍，准备将“还乡团”揪出来，为“文化大革命”再立新功。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时人心惶惶，空气紧张。消息传到兰州，兰州大学再次邀请贺世哲去兰大任教。这次条件更为优厚：将贺世哲、施萍婷一起调到兰大，三室一厅的房子也准备好了。但是贺世哲已经铁了心，他在会上公开宣称：“谁要抓还乡团？我就是还乡团!还乡团就是我!贺世哲不但回到敦煌了，而且要在敦煌干到老，干到死!”不久，这场闹剧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草草收场了。

新时期开始后，贺世哲夫妇意气风发，跃马扬鞭，向着敦煌学研究的高峰挺进。贺世哲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敦煌莫高窟的涅槃经变》、《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等约六十万字的著作。他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一文，对莫高窟部分洞窟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匡正了前人的许多误断。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则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各个洞窟重新进行了考察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增补了很多新资料，是研究敦煌学所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而以上这些文章，只不过是贺世哲敦煌学研究的“热身赛”。十多年来，他以主要精力建造了一座可以传之后世的丰碑：《敦煌佛教艺术图像研究》。这部著作是他耗费毕生心血苦苦求索的大书。金光闪烁的敦煌学史册上定会记下他的名字。施萍婷女士则以独特的视点系统地研究了古代敦煌的历法。她根据藏经洞出土的大量资料，推算出好多件古代日历的准确年代，发表了《敦煌历日研究》等一系列论著，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她的《敦煌莫高窟》一书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成城大学的授课教材。

写作此文时，我阅读了施萍婷女士发表于1972年的那篇有名的《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尽管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依然闪耀着批判的光芒。一千多年来，大唐帝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丰衣足食、繁花似锦的空前绝后的太平盛世。施萍婷通过对一份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奴婢买卖文书》精细入微、力透纸背的分析，轻轻地敲碎了这个美丽的神话。她旁征博引，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唐代一直存在着普遍的奴隶买卖制度和残酷的压迫剥削。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奴隶与“畜产”同类。在公开的牲口市场上，奴婢和牛、马、驼、骡、驴一起吆喝出卖。买卖成交后双方要订立文书，并取得官方的“市卷”，其手续“亦同验畜产之法”，然后便终生为奴。一直熬到“年六十以上及残废者”才可“放良”。也就是说，奴隶们被敲骨吸髓到了只剩下一具骷髅的时候，便被赶出门去，乞求于路，或者冻死街头。历来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原来是建立在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之上的。

2011年3月19日，贺世哲先生病逝于兰州，享年81岁。贺先生留给世人的，除了骄人的业绩之外，还有他那正直的品格、高尚的情操，以及令人敬佩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