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很得人心

政策很得人心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在建设中不断探索，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例如：

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得土地。

财政政策：（一）鼓励农民生产，增加粮食；（二）成立牧场，养猪、养羊，大力发展畜牧业；（三）不强行征购农民粮食，靠购买农民余粮供养部队；（四）成立集市贸易，保护商人合法交易，允许做生意。

对土匪政策：受反动当局操控的土匪，欺压残害百姓的“惯匪”，坚决消灭；因生活所迫，与反动当局“结成死对头”的土匪，采取争取和改造的办法；对“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等封建色彩浓厚的组织，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陕甘边对地主、富农和工商业的政策，与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扫地出门”，以及“没收一切工商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陕甘边工农政府在实践中还探索了肃反政策，对违法犯罪的人实行“感化政策”、“保释政策”。处决主犯和重犯，必须经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公开执行。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红26军后期的排长、连长很多是从敌军俘虏人员中改造过来的。

陕甘边另一个成功的政策，是大胆起用知识分子。1943年10月成立的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为主席，秘书长就是外来的知识分子蔡子伟，以后是张文华。途经南梁的马文瑞先任红军军政干校的教官，后被派去开辟东部地区并任主要领导。当地知识分子杨亟生，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想参加红军怕“人家不要”。刘志丹、习仲勋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消除了杨亟生的疑虑，杨亟生最终参加了苏维埃的建设，解放后成为民政部的一位领导。

陕甘边苏维埃特别重视教育，吸收使用了一些知识分子教书育人，兴办了列宁小学，派张景文任校长；还办了《布尔什维克》报和《红色西北》周刊。这些最初的文化教育事业虽带简陋、贫乏的缺陷，但培养了大量干部，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后来陕甘边区文教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极其艰苦、紧张的环境中，工农民主政府还抓了社会管理工作。颁布法令，严禁毒品交易和使用，严禁设置赌博场所和从事赌博活动，废除对妇女“缠脚裹足”的封建陋习。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保证这些法令的落实。

有了切合实际的政策，贵在落实。习仲勋对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工作曾提出两项要求，一要制定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使群众看到希望和光明；二要组织实施，使明令公布的一系列政策得到落实。

跟习仲勋一起战斗在南梁的黄罗斌（后为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回忆：

红二十六军消灭了照金民团后，转战北上，刘志丹同习仲勋谈：“要跟农民打成一片，就能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到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意见，深入到一村一户作调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先后在荔园、秀房沟、高山槐一带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和农民游击队。为了解决群众疾苦，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分粮斗争。照金山山川川的分粮热潮，影响到耀县、正宁、富平、旬邑、淳化等县的部分群众，他们也参加了分粮斗争……习仲勋趁热打铁，又组织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热潮，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为了保卫斗争取得的果实，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群众自愿报名参军，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4]

当年，陕西关中地区有十多个县也闹分粮斗争，但因没有武装力量支持，都失败了。时任红2团团长的王世泰（后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红军，就创建不了根据地”，而“没有根据地作稳固的后方，红军也难以生存下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