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亲历者的回忆

三位亲历者的回忆

陕北错误“肃反”采取了非法手段，令人发指。这里，选择党、政、军三位有亲身经历的领导干部的陈述。

时任陕北陕甘特委书记的张秀山回忆说：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1]

时任陕甘边东部地区苏维埃主席马文瑞回忆说：

1935年冬季，陕北山区的天气异常阴冷，穿着棉衣在山区活动都觉得受不了，但我们的革命热情却很高涨。……

正当我们干劲十足的时候，极端错误的陕北肃反开始了。……1935年7月间，在延川永坪镇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不切实际地否定了陕甘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功绩，错误地批评刘志丹同志和许多负责人右倾，扣上了“右倾取消主义者”的帽子。……将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关押，几乎无一幸免。这些同志被捕入狱后，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有200多名优秀干部被错误杀害，这是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一大灾难。^[2]

当年被从战场上诱捕的黄罗斌，回忆刘志丹、习仲勋和他被捕、被打的情景时说：

刘志丹在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后，被调到北线指挥作战，途中遇到通信员，通信员将送往红15军团的信交给刘志丹。……这封信就是“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刘志丹和红26军、陕甘边区干部的名单。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仍到瓦窑堡向省委陈述意见，挽救同志，挽救革命，可到了瓦窑堡还未开口就被逮捕了。当时身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已被捕入狱。杨森和我打完劳山战役后，分别被以调往北线作战和调任军政干部学校政委的名义，诓骗到瓦窑堡后逮捕入狱。杨森和我被推进监狱后，习仲勋见了我们点了点头，笑了笑，意思是你们也来了。这一举动被看管人员看到了，当即朝习仲勋头上抽了两鞭子。^[3]

习仲勋从路线方面作了回忆：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4]

“千里雷声万里闪，中央来了晴了天。”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央红军和毛主席来了，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来了。陕北人民无比高兴地传颂着喜讯：“毛主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