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春风吹又生

久旱逢甘霖，春风吹又生

毛泽东为挽救陕北的危机，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做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工作。一方面，他通过各种渠道，深入调查研究，寻求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他运用军事力量，从根本上解决陕北苏区面临的困难。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即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的方针，部队迅速在吴起镇以西，一举将尾随而来的马鸿逵部及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全部歼灭，并乘胜击溃后续的3个团，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

次日（10月2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听取了当地游击队长张明科和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关于陕北“肃反”的汇报，得知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许多人，凭他锐利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判断了陕北苏区错误“肃反”的形势严重，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和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火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李维汉回忆说：

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5]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到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采取果敢决策，当即下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6]

这才使恶化的事态得到了制止。

紧接着，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局保卫局，防止事态变化。

中间还派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组织慰问团，前去稳定形势。

随后，毛泽东和中央来到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陕北苏区领导人的汇报，之后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等直接去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中央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敌人，取得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大胜利，成为中央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奠基礼。

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毫无疑义，为顺利解决陕北危机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1935年11月初，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委员的审查错误肃反的“党务委员会”，进行了甄别和平反。

共产党人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横眉冷对，豪气万丈，但是遇到被自己同志打杀时，如何正确对待，这是一件没有先例的事。

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张仲良等被错误关押时，以大局为重，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刘志丹表现尤为突出。

（一）劳山战役前夕，刘志丹得知后方已把陕甘边特委的张秀山、张文华、蔡子伟逮捕，把西北军委的张庆孚、朱子休等人关押，他决定前往北方局代表所在地瓦窑堡进行申诉。

但刘志丹途经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称是给15军团送急件，通信员不知底细，便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一看，原来是秘密逮捕自己和其他将领的名单。他反复思考如何对待，既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部队。回部队势必引起斗争和大乱，最后决定，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保住红军和根据地，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直奔瓦窑堡，准备直接面向“中央代表团”申诉，但事与愿违，他一到，即被投入监狱，根本不容申诉。

（二）刘志丹在狱中采取完全低调的办法，“见人不语，低头不言”。有时遭到看守无端的打骂，既不作声，也无怨言。他冷静分析形势，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将会引起狱中大乱，不利于问题解决。因此，压抑万丈怒火，忍气吞声，不言不语。

出狱后，一些人怨气难消，愤愤不平，他和习仲勋劝说大家：“我们的事中央已经管了，大家听候中央处理，不要多谈了。”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对刘志丹在平反会上的讲话，以不无赞美的心态做了以下的回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7]

（三）刘志丹等恢复工作后，一些曾被关押过的人，仍然感到怨气难消，要求中央审查处理，他又和习仲勋耐心劝说：“现在战事很急，中央要管的事情很多，我们把现在的事管好，中央迟早会处理的。”

一些未参与事件的旁观者，打抱不平去问他时，他总是宽恕而温和地回答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中央挽救了我们，我们要做好事来回答，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要谈了。”

由于中央红军适时到达，才挽救了这场危机。正如习仲勋所说，如果中央不来或迟来陕北几天，刘志丹和我们红军将领就会遭到杀害，恐怕这个“硕果”也就难以“仅存”了。

【注释】

[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2]《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8页。

[3]《习仲勋革命生涯》，第90页。

[4]《习仲勋文选》，第288—289页。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0页。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1页。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