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三次直谏

向毛泽东三次直谏

习仲勋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体现在敢于讲真话，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的重要问题上，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率直提建议，例如：

1947年11月，西北局为了传达和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在所在地绥德县义和镇召开了干部大会（即“义合会议”），会议在西北局驻地对面的阳弯空地露天召开，有6400人参加，发言讲话的人比较多。一些人的发言，情绪激烈，言词偏激，有人提出坚持“贫雇农坐天下”，反对“中农路线”；对一些领导干部的批评，也有夸大事实和不实之词。加上当时《晋绥日报》刊登一些对地主“扫地出门”，“没收一切财产”，以及随意批斗、乱扣“帽子”、动辄打人的报道，还有的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及“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神，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的极左口号。这种情绪和舆论无形中波及到陕甘宁边区，会后在边区子长、子洲县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混乱现象，一些村落随便没收他人财产，这些问题陆续反映到了西北局。习仲勋一方面派人下去调查，同时找一些经常下乡的同志征求意见。由于都住在薛家渠民房内，我们也主动向他反映情况，有时太忙，就利用散步、吃饭的机会，交谈工作、互通信息。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经过认真思考，遂于1948年1月4日、1月20日、3月12日，连续三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提出意见。

习仲勋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革命老区经过土地改革，阶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不能再搞平分土地；因为拥有土地最多的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二）老区不能实行“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现在贫农成分复杂，多是因人口增加，经营不善或遭受灾害步入贫农行列，甚至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者；（三）对老区的地富不可采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参加至少7年劳动；（四）要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不能损害中农的正当利益，伤害中农就意味着破坏农村经济；（五）坚持表彰和保护劳动致富，不应再算政治老账；（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政策界定，不要搞无辜株连；（七）除投敌分子外，都采取感化和争取的政策；（八）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结合土改发展生产。

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除直言不讳地提出上述“不能”和“不应”、“不要”外，还尖锐指出：“‘左’的倾向，不要半个月就可以破坏的精光”，“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如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三次报告，第一次时隔5天，第二、三次在收到报告的当天，分别于1月9日、1月20日、3月12日就做了回复，表示完全同意，并转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指示“有类似的情况应及时纠正”。

这三次报告，反映了习仲勋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直言，富有远见卓识。毛泽东及时回复，反映了他善于听取下面的呼声，善于采纳意见。

习仲勋的三次建议，与毛泽东后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不无关系；周恩来、任弼时在为中央起草1948年《关于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时，对其也有明显的考虑。

三次报告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空话，有的放矢；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的错误，抓住了要害，讲了真话和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