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平型关大捷/杨庆旺
平型关战役,是卢沟桥事变,全国性抗战后的第一个胜仗,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围绕这次战役还发生过一些争议。有人说此役是前方指挥部违背中央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制定的作战方针自作主张组织的,甚至和王明路线联系在一起,是毛泽东反对的。所以,这是一篇大文章。因篇幅有限,我只就与毛泽东有联系的几个关节点介绍一些情况并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积极、最坚定的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通电,号召全力援助抗日自卫战争,组织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进攻。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地区的共产党员与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必须做好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的准备。红军也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
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派出代表团赴庐山再次和蒋介石会谈,并做出一些让步。最后,蒋介石同意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国民党中央通 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发表了蒋介石关于团结御侮的谈话,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1937年8月22日到2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重点研究并确定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军事战略方针。同时任命了八路军和下辖三个师的指挥员。
全党全军,群情激奋,杀敌报国心切。会后八路军即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东渡黄河,奔赴晋东北、晋东南前线,抗击日军。
八路军开赴前线的第一个大胜利,就是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当时日军在华北兵力由7个师团增至20个师团,约30万人。在平绥方面日军突破南口、张家口等要隘后,继占归绥、大同,以精锐部队进攻雁门关和在西长城各口,兵锋指向太原。同时津浦、平汉两线之敌亦齐头南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形势岌岌可危。
素以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很是惊慌。为切身利益,他很想借助八路军配合阻止日军进入他的地盘。八路军决定由国民党军在平型关做正面防御,我军则利用平型关有利地形伏击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坂垣师团。我军以一二○师在雁门关一线掩护,以一一五师一部分主力用于平型关险处。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其侧背予以歼灭。
9月25日拂晓,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及汽车、大车进入我伏击圈内,一一五师突然发起进攻。日军虽然顽抗,终因处于劣势地形和我军英勇战斗而全部被歼。
平型关之战,是全国性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挫折了日军勇气,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甚至扩大了国际影响,争取了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全国各地贺电如雪片一样发往八路军总部。阎锡山和蒋介石对此战的胜利颇为满意,视为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和奖励。
八路军的最高统帅,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得知平型关之战歼敌千余,毁敌汽车79辆的胜利消息,即于26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庆祝我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可见,毛泽东是充分肯定平型关战役的,绝无否定之意。
二、“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在平型关战斗的具体决策和实施上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是我军的最高统帅,下属各级指战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发挥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形式也不一样。根据平型关之战组织实施系统,看看各层次的作用情况。
前线指挥员指挥是正确的;战士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师一级的战役组织也是正确的。对此,聂荣臻曾回忆说:根据日军向平型关进攻的敌情和阎锡山战区作战意图,林彪先到前线视察地形。接着聂带司令部来到前线的上寨镇与林彪会合。在这里他们具体研究了作战对象,地形地物,敌我作战意图,兵力部署,以及与一二○师、阎部如何互相配合。考虑是周到的,部署也是正确的。一一五师各部承担的战斗任务完成是很好的,友军承担的互相配合的战斗目标未完全实现,这不是我们的责任。9月26日,朱德亲赴一一五师驻地与指战员共同总结此战经验教训,不久他又写了专门文章,充分肯定了这次战役的组织指挥。
我们再看八路军总部是如何从战区的角度指挥此战的。9月21日,朱德、任弼时在太原与彭德怀共同研究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决定一一五师一个旅到上寨镇附近袭扰敌人。同时,朱德、周恩来到代县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总部驻扎和兵力使用问题。阎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朱德还表示“在有利条件下积极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9月23日,总部命令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外侧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同日,根据平型关前线敌我态势,命令一一五师立即进入指定地区,准备机动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同时将总部关于此战意图和部署报毛泽东。25日早晨,平型关伏击战打响,战局发展顺利。总部的决策和组织指挥是无懈可击的。
最后,再看延安毛泽东的态度。细查《毛泽东年谱》(中)9月25日前后涉及平型关之战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26日的致朱彭的贺电;二是十月一日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果。而且特别说明“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简言之,毛泽东在及时准确地掌握平型关战役组织实施情况下,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第二天(26日)便发出祝捷电,第六天(10月1日)又对谈判代表指出此战胜利成果及影响。
据《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第1122页记载。(毛泽东)9月29日致电彭德怀等:“阎必要求和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毛泽东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对平型关战役(战斗)的态度正是:
“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由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指挥机关具体实施此战。
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制定,直到平型关战役前后都很强调的战略方针。
在洛川会议上,就作战方针问题确有一些不同认识和不同表述。有的称为“游击运动战”,有的称为“运动游击战”,等。
我理解的毛泽东制定并坚持这一方针,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独立自主”,在抗战前提和战略上分工配合的前提下,我们独立领导指挥我军的战争。这是统一战线自主权在军事上的体现,也是领导权的体现。同时还可以防止被国民党“吃掉”。这是我们的党性、阶级性使然,以往的经验教训使然。
二是强调利用好“山地”作战。我军过去善于在这种地形作战,在平原上作战缺少经验,山西恰恰多山地地形。
三是组织游击战,这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认识。他还认为,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战争形式也在变化,我们也要或必须打运动战、阵地战,大规模战役,并以此与敌进行决战。但在抗战的前期,甚至中期均不宜打运动战、阵地战,大的战役、战斗。
四是把着力点放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扰敌、袭敌、游击敌人。我军在大的战役战斗的决战中不起也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配合国民党军参加战斗,游击敌人我们应起决定性作用。这样才能体现“全面抗战”和“人民战争”的思想、路线。
从毛泽东强调的侧重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是在战略上、全局上看问题,是在政治上、战略上提出基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而不是在论述某一局部、具体的战役、战斗、军事行动。他所处的全局统帅的地位与前线总指挥部、战役(战斗)的指挥员不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总是在强调我军的总任务、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对一般、具体的、非决定性的战役战斗,过问不多或不过问。
不久,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组织了忻口会战,阳明堡夜袭敌机场,都取得了胜利,影响也很好。
毛泽东虽然肯定这些战役、战斗打得好,却从未号召全军都这样,都把主要精力和军力放在打这样的战役、战斗上。甚至相反,他始终强调总体上要贯彻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我军实力,袭扰游击敌人,战略上配合友军,打持久战。
四、“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基本上”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的提法的变化。
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任,在分析华北战局时说:“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这后一句话,此前没有的。过去强调的是“分散”袭扰敌人。
10月5日,毛泽东就忻口地区作战计划致电周、朱、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者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待打得急(激)时,袭取平型关……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向北突击。”毛泽东关注忻口会战,并同意我军集中兵力配合作战,但仍不忘嘱咐我军所处的战略方向——深入敌后。
11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在解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时说:“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能够干下去这样一基点上。”(《毛泽东年谱》中册,第38页)这一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中的“独立自主”的含意。
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望注意不要与敌人正面抵抗,对进攻之敌,袭击其后尾部队,“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毛泽东年谱》中册,第40页)这一指示与平型关战役后就如何配合友军作战时的指示是一致的。
1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红军的战略方针是这样表述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请注意,与几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的表述基本一致,但更加准确和完善。现在增加了“相对集中指挥”和“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内容。这是经过战争实践,总结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阳明堡袭击战等之经验后补充完善的,也是吸收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八路军总部诸领导的意见后更科学的表述。
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还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补充、完善。它的制定和完善,毛泽东的贡献最大,其他领导也是有贡献的。
一个正确方针的提出和完善,有一个反复检验的过程,也有一个领导集体中的每个人的思索、斟酌、磨合、补充、完善的过程。每个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准确程度不同,甚至语言表述的艺术性也不同。这些不同与政治立场、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有原则区别。
请看朱德、彭德怀的专门论述。
1938年4月,朱德在《抗日游击战争》中说:“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支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进攻时或运动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就是运动战。”他还说:“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实际上这二者也常常是互相推移变化的。”
1945年党的七大上,朱德在军事报告中说:华北抗战一般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
七大期间,彭德怀在枣园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却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这是六十五年前的结论。
(作者单位: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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