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

◇王建强　许秀文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于红军是何时开始使用“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却很少有人提及。许多史著都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就称为“长征开始”或“开始长征”，甚至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容易使一些不熟悉历史的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央红军的长距离战略转移不是逐步发展的，似乎中央红军从突围开始就是要走“二万五千里”。因此，有必要弄清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何时称为“长征”、“万里长征”，又是何时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发现，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王明。1934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曾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这是第一次把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但是，王明所使用的“长征”概念，指的是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而这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一个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经中断，中央红军也不可能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等在所发的命令、训令中，把红军的行动称为“突围”、“长途行军与战斗”。10月16日，中央红军出发后，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反攻”。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把红军的行动开始称为“西进”。此后一段时间里，“西进”成为红军行动的代名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使用的是“突围行动”、“突围战役”。稍后，陈云在他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把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西征”。在以后的电文中，又把红军的行动称为“机动”或“突围”。这些说明，直到遵义会议前后，长征这一概念还没有提出。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这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也就是说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同志。但是，这一概念因为是内部报告，传播范围小，因此，“长征”一词没有马上在更大范围内应用。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社论依然称中央红军的行动为“八个月万余里的长途行军和作战”；6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复电红四方面军，也仍称“长途行军”。到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距离的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8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肖锋也在1935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肖锋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长征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连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10月27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发言说：红军长征“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等，要叶剑英率直属队后日来象鼻子湾开会，并要林彪、聂荣臻来象鼻子湾，以确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聂荣臻到来后，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央红军长征“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由于以上关于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只是在讲话或会议发言中讲到的，对象只是个别人或军队高级干部，所以传播范围受到一定的影响。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笔者找到的关于提出“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综上所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专指中央红军的。这时，受当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等概念还没有被统一和广泛使用。1935年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给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中依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也依然称“远征”。至于把所有红军的战略转移都统称为长征，则更需要一个过程。到1936年7月6日，任弼时在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还依然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远征”或“长途远征”。

为宣传长征，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意达，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等人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文章。经过努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于1937年2月编完，但由于多数干部要开赴抗日前线，出版的事搁置起来。1942年1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终于将该书出版。

此外，陈云于1936年初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上发表了《英勇的西征》一文，介绍了红军长征的部分情况。美国友人斯诺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重点介绍中央红军的长征。该书于1938年被翻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出版。幽谷于1937年7月5日在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上，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该文引起了国统区广大读者和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0天后，由夏丐尊、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第1卷第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并改名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随着以上书刊的出版，红军长征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得以广泛传播，“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也逐渐成为红军1934年至1936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作者单位：王建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许秀文，河北师范大学思想品德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