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的红星

流散的红星

◇李江树

我们面前摞着百多幅照片，照片上都是些春秋已高的老者，六七十年前，他们是战士，他们经历过一次次冲锋、杀戮、跋涉和从。后来，他们或是在与敌人遭遇时被打散；或是受伤；或是因病掉队，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他们形单影只，萍踪浪迹，在村头寨尾，在野岭荒山间东藏西躲，他们逃过了军阀和民团的搜捕，侥幸地回到了家乡或托迹在某一处偏远的异乡，他们隐名埋姓，安顿和生存下来。他们在心底里牢记着那样几条：“永不叛党，密藏证件，等全国解放，成立了联合政府，党和国家把你们接回来养起来。”他们把遣散证明书、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残废证，秘密地藏在米缸里，墙板的夹壁层里，牲畜槽下被填埋起来的酒瓮里。然后，他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种，看去与那些牵牛的、耪地的、打肩担的、收苞谷的农民并无二致，然而事实上，他们只要在危厄中走入了那个时代，他们就已经参予进了那犯狂飙般的历史进程，河沙中淘洗并被冶炼出来的金子再也不会混到河沙里，他们也永远不是先前那个普通的农民了。

战争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5亿人卷入，800万人死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0亿人卷入，欧洲5000万人死亡，亚洲3000万人死亡，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1929年至1934年，仅江西就有35万人参加了红军。其中的兴国县，22万人口有11万人参军，8万人赴前线作战，2万3千余人战死和牺牲在和征途中，河南新县，1924至1948年间，有5万余人战死，3千余红军战士星散乡间。

苦难、灾难、浩劫、战争，这一切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渐远渐渺。一个人的沧桑史对一个人就是他的全部历史，而对一个大的时代，所有“掉队者”的艰难世路和多舛的历程早已淹没在兵燹、战乱、涝害、干旱、虫患、饥馑和国难的一次次飞灾横祸之中。但是，以“人类”的名号应当让那些宝贵的东西薪火相传，历史学家、小说家，艺术家不但要把社会变故中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登录在案，还有责任在后来的涓埃之微和丝丝缕缕中，寻索和打捞具有人类学价值的个体遭际和“心”的历程。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在山乡、在村庄，我们怀着钦敬的心情，叩动着一位位红军流散者的门扉。

有一位大革时期曾任苏维埃政府的区委副书记。当年，他打着绑腿，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对他说“扩红”，说“平债平田”。年轻、精干、满腔热情，姑娘们向他投去倾慕的眼神。

有一位是列宁小学的校长，他把着手教穷孩子们写“田、土、屋、衣”。每天，学校窗隔扇面都传出孩子们的吼唱：

什么是黑的？

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贪心。

什么是红的？

清晨的日，工农的血。

什么是黄的？

穷人的脸和身，富人的谷和金。

有一位是西路军某部的连长，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被马步芳的部队堵截，负伤被俘，逃脱后，辗转于甘肃，宁夏，打长工20余年，其间几次想回家乡，可听说自己走后反动派杀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我们走了30公里山路，在野峪岭的半山腰见到这位老人。开始时他还平静地回忆着最后一次战斗中向山下的突围，讲着讲着，混浊的老泪忽然就沿鼻沟、嘴角冲下来。当晚，他给我们说了另外一件事情：1935年10月，他随部队下六盘山，经过毛井村，再沿马坊川、罗山川到耿湾。晚饭后早早就歇息了。可第二天凌晨，部队中的300余人全都于睡眠中死亡！那一天，全体将士都处于震惊和悲愤之中，可死因和凶手却一直无从查找。50年后才由甘肃一位叫王学印一位叫王森林的水文地质工程师揭开疑案：当地的沟水泉中含有“氰化钠”，摄取过量会因中枢神经阻断而“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地死去”。老人哀痛地说着300多具尸体铺陈于沟底的惨状，那其中有他的三个老乡。

野峪岭不通电，晚上，我们帮着老人搓黄草。老人在闪跳的油灯前佝偻着腰，岁月的犁铧和被马家军的刀划出的印痕把他的脸弄得烂糟糟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颅骨向外突起。黧黑的面孔布着深棕的老斑。像是有点怕光，我们与他说话时他眯细了眼并把膀子侧转，这一来，灯芯上开跳着的昏黄的光就从侧面后方涌入了他从眉骨到脑门的那道深紫色疤痕里。

应当为这老人雕一尊像，略去细部，只用凿子抠出凹凸不平的额头和那双永不停歇的手。

第二天，我们起身时老人已哄着羊群从生满碱草湾地回来了，早饭后他坐在门边吧嗒着烟，观着黛色的远山。他神情澹泊、悠然、娴静。走在下山的道上我们就想着，在这老人的背景上，没有高悬的日出和挺拔的杉树，人生壮怀激烈的时辰都是暂时短的，老人和他那已做了部长、省长或将军的战友们一样，无论身处怎样一种情况，他们只能在平和、满足和不息的劳作中才寻到了内心安宁和福祉的源泉，我们自己的心也忽然就平稳了。

（作者单位：《中国妇女》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