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事翻译史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亟须提高自身的问题意识。正如葛桂录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往往是研究的先导与指南针，否则就陷入史料汪洋难见天日。”[39]研究者应当善于从众多直接或间接翻译史料中发现一个个问题，再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形成若干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专题，甚至还可以在这些研究专题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完整的翻译史研究论著。举例而言，在编撰《〈红楼梦〉英译目录》之类的目录索引时，研究者能否发现并注意到《红楼梦》的早期英译多被当作汉语学习教材使用呢？比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编《中文会话及凡例》（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所1816年在澳门出版）选译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宝玉与袭人的对话；[40]罗伯聃（Robert Thom）在其编译的《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6年刊印）一书中也有类似做法。如果能够找到足够文献，那么或许就能以中国典籍的英文译文或译本在西方汉语教学史中的作用为课题，展示出很有意思的历史画面。
此外，翻译史料的旧与新并非取决于其发现时间的先与后，而是取决于翻译史料利用者的观念与视角。有时候并非没有翻译史料可用，而是研究者的史料意识不够高，未能挖掘出旧有翻译史料尚未被注意到的价值。比如，周桂笙所译《新庵谐译初编》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了《一千零一夜》与《渔者》，下卷则收录了15篇西方童话、寓言与故事，具有很高的翻译史价值。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注意到该书收录的两篇《一千零一夜》故事，[41]却未见有人指出其源文篇名；虽然有学者指出其中几篇译文出自《格林童话》，[42]却未能在到底有多少篇译文出自《格林童话》、各篇译文的源文为何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此种情况下，学界对《新庵谐译初编》翻译史价值的了解到底有多深着实令人怀疑。
事实上，《新庵谐译初编》所载《一斤肉》一文的翻译史价值就长期为学界所无视。此前学界一般认为，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作品最早是借由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一书的中译而得以传入中国，而该书最早的两种中文译本分别是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节译本《澥外奇谭》与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10月出版的全译本《英国诗人吟边燕语》。[43]但是，通过认真而细致的文本比对，可以发现《一斤肉》就是译自兰姆姐弟改编的莎剧故事“The Merchant of Venice”（现通译为《威尼斯商人》），且其发表时间显然早于《澥外奇谭》与《英国诗人吟边燕语》。[44]这一结论无疑改写了此前中国莎学史与中国翻译史上形成的定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翻译史研究的关键就在于翻译史料发掘得是否充分，以及研究者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眼光，是否能够从浩繁如海的文献资料中挖掘出具有价值的翻译史料并合理地加以充分利用。研究者需要更加重视翻译史料问题，才能推动翻译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为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与强劲动力。这也恰恰正是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所遵循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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