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语言之多，不可胜数。许多语言之间差异太大，直接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也各异的双方来说，想要实现顺畅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无疑需要有第三者居间传达。于是，翻译活动就此发生，而那些居间传达之人，亦即译者（古称象胥、舌人、通事等），也就此出现。
伴随着泉州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的兴起，泉州的对外交流与翻译活动也愈加频繁。无论是泉州人出海做生意，还是外国人来泉州经商或旅行，都少不了译者在其中发挥居间传达的作用。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翻译活动的形式与译者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南北朝以前，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地区的对外交流活动与口译活动相互交融、不可分割。至于笔译活动，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与实物证据，目前尚无法确定当时是否已经出现。[63]
南朝梁武帝年间，出生在西天竺（今印度）优禅尼国（Ujjaini）的高僧真谛（梵名Paramārtha）受邀来华。因为战乱，他曾流离到晋安郡（今福州）、梁安郡（今泉州）等处，并在九日山建造寺（今延福寺）逗留了四个多月，将天竺文《金刚经》译为中文。《金刚经、后记》就称：“金刚经，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号拘那罗陀，此言真谛。梁武皇帝远遣迎接，经游闽越，暂憩梁安。太守王方奢，乃勤心正法，性受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法师即于壬午年五月一日，重翻天竺宝文……至九月廿五日，文义都竟。”[64]目前所见，真谛翻译的这部《金刚经》是泉州历史上的第一部译著。它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佛经，后来被收入《大藏经》，影响甚大。
南朝以降，直到宋元时期，泉州与海外各国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还在其游记中记录了泉州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宏伟秀丽”、“船舶往来如梭”、“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等。[65]在这种情况下，口译活动的广泛存在当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再未见到如真谛所译《金刚经》这样有文献记载并留存于世的笔译成果。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在真谛之后，泉州乃至整个福建再无重要的译经名家出现，自然就没有其他译经活动见载于史册，更没有译经成果传世。其二，在中国古代，译者地位低下，所以即便他们翻译了一些纸本文献，也很难传承下来并为人所知。[66]
明清之际，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与传教士的纷纷来华，泉州才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正式刊印的译著或含有译介成分的书籍。泉州本土文人墨客也开始走上了翻译舞台。比如，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口授、晋江人张赓（字夏詹）笔述的《况义》一书于1625年在西安刊行。此书即为《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文言选译本，存世极少，似乎仅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三种抄本。内容最多的一种抄本收入了38篇《伊索寓言》中译文，即正文的《况义》（22篇）与附录的《熊说》（16篇）。[67]同为泉州人的谢懋明也为《况义》写了一篇跋文。[68]
又如，被誉为“西来孔子”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曾长期在泉州地区传教。他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译就《圣梦歌》，经张赓润饰后刊行。当代学者李奭学通过细致的史实考辨与文本分析，称之为“中译第一首‘英’诗”，其翻译史价值就此彰显无遗。[69]此外，艾儒略所著《五十言馀》同样载有三则伊索寓言，即《蚂蚁和蝉》、《鹫与狐狸》与《云雀搬家》，[70]而张赓又为其撰写了一篇简短序言—《题〈五十言馀〉》。[7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但中西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得以发展起来。福建翻译家队伍顺势崛起，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一股强大力量。不过，除了祖籍同安的辜鸿铭，晚清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福建翻译家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州地区，如严复、林纾、陈季同、陈寿彭、程树德、林长民、刘崇杰、陈衍、林白水等。[72]这大概跟福州是福建省会，文化与教育事业最为发达不无关系。
民国以后，泉籍翻译家也开始崛起。周辨明在西方发表了关于厦门方言的研究成果，更在译介西方语言学文献方面用力颇勤。黄嘉历、黄嘉谟、黄嘉德、黄嘉音兄弟几个各有成就，而尤以主持西风社的黄嘉德与黄嘉音二人名气最大，常被合称为“黄氏昆仲”。曾瑞雯曾将《镜花缘》第33～36回译成英文，虽未正式出版，却是中国人英译《镜花缘》的最早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泉籍翻译家涌现出来。他们当中，既有在中国大陆土生土长者，也有归国华侨；既有港台同胞，也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傅子祯翻译了一系列苏联生物学论著，为新中国生物学研究与教学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庄瑞源学医、从医多年，却仿鲁迅改行，致力于翻译欧美文学名著。旅居菲律宾的泉籍华侨施颖洲与林健民在英译中国古诗方面成就显著，推动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身在台湾的王友钊长期从政，却翻译了两种美国经济学名著。同样长居台湾的余光中则是集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等头衔于一体，在整个汉语文化圈都极具影响力。归国华侨蔡国栋长期翻译外国科技文献与情报信息。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吴伯泽不仅翻译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科技论著与科普文章，还亲自撰写了颇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隐形人》。杨仁敬则长期从事外语教学与科研，是当代著名的美国文学研究学者，更翻译了《店员》、《基辅怨》、《末流演员》、《紫色》等多种欧美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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