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翻译硕士学费

综观前面提及的这15位泉籍翻译家，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具有共性的重要特征：

首先，泉籍翻译家大都在闽南地区度过青少年求学时期。

周辨明生于厦门，早年就读于厦门寻源书院（后改称寻源中学），读大学时才开始出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黄嘉历的早年求学情况不明，但从他的弟弟黄嘉谟与黄嘉德的求学经历来看，他也应当是在闽南地区读小学与中学的。黄嘉谟曾就读于集美师范与厦门大学预科，后来才转入福建协和大学。黄嘉德曾就读于厦门寻源中学，后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又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黄嘉音的早年求学经历不详，但应当跟黄嘉德相似，也是在闽南地区读小学与中学。林健民曾先后在泉州浮桥当地的一所私塾、新华小学与黎明高中就读。傅子祯早年的求学活动不详，但从他后来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来看，其青少年时期也应当是在家乡泉州度过的。曾瑞雯的中小学时期不详，但她是厦门大学毕业生。庄瑞源早年曾就读于泉州安海的铸英小学、厦门鼓浪屿的英华中学。王友钊早年先后就读于泉州衮绣小学、私立泉州中学与福建私立集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吴伯泽早年先后就读于泉州培英女中、培元中学高中部与厦门大学。杨仁敬先后就读于晋江震瑶小学、南侨中学、泉州五中与厦门大学。只有施颖洲、蔡国栋与余光中三人的早年求学跟闽南基本上毫无关系。

其次，泉籍翻译家大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在这15位泉籍翻译家中，有12人具有本科学历。其中，3人（曾瑞雯、吴伯泽、杨仁敬）是厦门大学毕业生；2人（黄嘉历、傅子祯）是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3人（周辨明、黄嘉德、黄嘉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1人（庄瑞源）是同济大学毕业生；1人（施颖洲）是国立菲律宾大学毕业生；1人（王友钊）是台湾大学毕业生；1人（余光中）是金陵大学毕业生。此外，黄嘉谟曾就读于厦门大学预科，后转入福建协和大学，但不知何故中途离开，并未获得毕业文凭。林健民只是曾在夜间到菲律宾贺西·黎刹大学进修商科。蔡国栋曾就读于香港达德学院，可惜未及毕业就退学离开；他后来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过短期培训，又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接受了外语专业教育。

不少泉籍翻译家还曾出国深造或讲学。周辨明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深造，并在后者获得语言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还曾到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讲学一年。黄嘉历曾到菲律宾马尼拉大学执教两年。黄嘉德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研习英美文学。王友钊两次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深造，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余光中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并曾两次赴美讲学。杨仁敬曾到哈佛大学当博士后，专攻比较文学。他们在西方汲取了丰富的文化养料，从而为其人生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第三，多位泉籍翻译家深受教会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厦门成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受此影响，包括厦门、泉州与漳州在内的整个闽南地区成为中西交流的前沿阵地。许多国家不同教派的传教士纷纷来到闽南传教布道。西方传教士通过开教堂、设学校、刊印宗教读物等多种形式广泛播撒福音，对闽南地区各个阶层的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人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有的甚至成为职业牧师，到各地传教。

仅就这15位泉籍翻译家来看，很多人与教会关系密切。其中，有7人出生在职业牧师或虔诚的基督信徒家庭。比如，周辨明的父亲周之德是一名职业牧师，长期在厦门与长汀两地传教，甚至还撰有《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又如，黄氏四兄弟的父亲黄沧海也是一名职业牧师，长期在闽南各地传道。再如，曾瑞雯家中数代都是基督教信徒，她本人还曾译过《约拿书释义》。

另外，有8人曾在各类教会学校就读。比如，周辨明与黄嘉德所就读的厦门寻源书院就是一所教会学校，由基督教美国归正教会与英国长老会联合创办于1881年。再如，庄瑞源所就读的厦门鼓浪屿英华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由英国伦敦会始创于1898年。此外，黄嘉历、黄嘉谟与傅子祯就读的福建协和大学，周辨明、黄嘉德与黄嘉音就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及余光中就读的金陵大学，也都是由西方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

众所周知，教会学校的宗旨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服务。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英语教育，不仅引进了许多西方人及具有留洋经历的中国人来执教，还长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这也是许多教会学校毕业生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能读能写能译，在各个领域都能打出一片天地的原因所在。不能不说，周辨明、黄氏四兄弟、傅子祯、庄瑞源与余光中8人之所以能够走上翻译大舞台并成为译有所成的翻译名家，无疑跟他们在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有着很深的关系。

第四，翻译是融入多数泉籍翻译家骨子里的兴趣与爱好。

这15位泉籍翻译家的本职工作五花八门。有人曾是大学教授（周辨明、黄嘉德、傅子祯、王友钊、蔡国栋、余光中、杨仁敬），也有人只是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曾瑞雯）；有人从政（王友钊），有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黄嘉历、黄嘉谟），有人从商（林健民），也有人从医（庄瑞源）；有人是职业出版家（黄嘉音、施颖洲），有人则是普普通通的出版社编辑（吴伯泽）。

几位大学教授，尤其是周辨明、黄嘉德、余光中与杨仁敬这四位长期从事外语教育的教授，在教学之余翻译一些外国文字，那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难就难在坚持。从步入翻译大舞台开始，直到晚年，尽管可能因为各种缘故而暂时中断其翻译事业，但是一有机会，他们仍会重拾译笔。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几位泉籍翻译家，在完成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居然还能产出许多有影响力的翻译成果，实属难得。像林健民与施颖洲这样在海外打拼多年并已功成名就之人，居然能潜下心来将中国古代诗词瑰宝译成英文，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更是难能可贵。如果他们不是将翻译当成难以割舍的兴趣与爱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信息不畅，除了前面提及的这15人，极可能还会有其他泉籍翻译家尚未被发现或受到关注，但那只能留待后续挖掘与考察了。囿于篇幅，本书仅将对前面提到的这15位泉籍翻译家进行个案研究，在广泛搜集各类相关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详细而准确地介绍其生平活动、著译成就与译学观点。每位泉籍翻译家各辟一章，按其出生先后排列，依次详述。

此外，有必要指出，早期很多翻译作品的署名形式各不相同，而且通常都很不规范。比如，有的翻译作品只署译者的姓名或笔名，而未标注原作者姓名；有的甚至连“译”、“译述”、“编译”等表明翻译性质的文字都没有标注。又如，有的翻译作品只标注原作者的外文原名，而未附其中文译名；有的则只标注原作者的的中文译名，而未附其外文原名。而且，早期使用的很多译名跟当前的通用译名迥异。为行文统一起见，书中首次出现某个外国人名时，一律采用“中文译名（外文原名）”的形式。如果这个外国人是文中介绍的某种翻译作品的原作者，而原书或原文已经标注了其外文原名与中文译名，则按其原初形式著录；如果原书或原文仅标注其外文原名，则附上其当前通用的中文译名；如果原书或原文仅标注其中文译名，则尽量考出其外文原名；如两者均不可考，则付之阙如。当某个外国人名在书中第二次（及以后）出现时，则仅列出其中文译名。

【注释】

[1]本章第一至第四节原由郑锦怀与岳峰合撰，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题为《翻译史料问题研究》，收入本书时有所增订。

[2]詹姆斯•霍尔姆斯.翻译学的名与实[C]//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201-217.

[3]Pym，Anthony.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1-2.

[4]穆雷.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0（1）：44.

[5]文军.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 [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2.

[6]同①：44-45.

[7]穆雷.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0（1）：45.

[8]陈勇，罗通秀.西方史学思想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04-106.

[9]汤勤福.中国史学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444.

[1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53.

[11]傅斯年.史料略论[M]//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2.

[12]翦伯赞.史料与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2-13.

[13]孔慧怡.重写翻译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12.

[14]王建开.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J].上海翻译，2007（2）：56.

[1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

[16]傅斯年.史料略论[M]//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

[17]同①。

[18]同②。

[19]同①。

[20]CF女士.浪花[M].上海：阳光社，1923：225-231.

[21]CF女士.浪花[M].上海：北新书局，1927：204-207.

[22]王建开.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J].上海翻译，2007（2）：58.

[23]王金波，王燕.被忽视的第一个《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文简介[J].红楼梦学刊，2010（1）：195-209.

[24]鲁迅.鲁迅日记（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5-66.

[25]连燕堂.开辟翻译新途径的周桂笙[C]//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学百题》编写组.中国近代文学百题.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384.

[26]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33.

[27]傅斯年.史料略论[M]//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

[2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2.

[29]王辛笛.梦馀随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181-183.

[30]王建开.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J].上海翻译，2007（2）：57.

[31]同①。

[32]帅雯雯.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C]//阎纯德.汉学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504.

[33]傅斯年.史料略论[M]//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

[34]陈勇，罗通秀.西方史学思想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04.

[3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9.

[36]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62.

[37]傅斯年.史料略论[M]//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4.

[38]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

[39]葛桂录.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2.

[40]葛锐.英语红学研究纵览[J].红楼梦学刊，2007（3）：182.

[41]李长林.清末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J].国外文学，1998（4）：121-125；铁鹰.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4-271.

[42]张召奎.中国书籍之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96；伍红玉.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J].德国研究，2006（4）：66；付品晶，杨武能.格林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J].中国比较文学，2008（2）：96.

[43]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张泗洋.莎士比亚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511.

[44]郑锦怀，岳峰.莎剧故事的最早中译再考[C]//刘文彬.英汉比译研究二十年.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161-165.

[45]陈支平，徐泓.闽南文化百科全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31.

[46]朱维干.福建史稿（上）[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15-16.

[47]同②：19.

[48]同②：23-24.

[49]同②：29.

[50]同②：27-44.

[51]同②：44-45.

[52]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建置志[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4.

[53]同⑧：4-5.

[54]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1-2.

[55]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M].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83：7.

[56]同②：9-10.

[57]同②：10.

[58]北京大学国情研究所.世界文明百科全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220.

[59]林金水.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32-36.

[60]同②：14.

[61]同②：18.

[62]《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87-96.

[63]岳峰，郑锦怀，王绍祥.福建翻译史论（古近代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1.

[64]王禹川.九日山历代诗集[C].泉州：福建省南安市九日山吟社/武荣诗社，2000：11.

[65]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悌谦（Rusticiao）笔录.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92.

[66]同①：17.

[67]内田庆市.谈《遐迩贯珍》中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汉译小史[C]//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68-70.

[68]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435.

[69]李奭学.中译第一首“英”诗《圣梦歌》[J].读书杂志，2008（3）：157-163.

[70]同①：70.

[71]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330.

[72]岳峰，郑锦怀，王绍祥.福建翻译史论（古近代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4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