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8年，还在福建协和大学就读的傅子祯就曾为《福建导报》提供过一篇特译稿，即译自《亚美杂志》（Amerasia）1938年9月号的《西南国际路线完成了》一文，发表在该刊第1卷第5期上。[21]此外，如前文所述，在担任《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期间，傅子祯也曾翻译过大量的新闻资料。但是，傅子祯的翻译事业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序开始。
众所周知，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出现了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情形。这种“一边倒”情形，不仅出现在外交上，也出现在文化上。以文学翻译为例，在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就出现过一个译介苏联文学的浪潮。据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与陈燊在1959年所做的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的文艺作品多达3526种，占这个时期全部外国文艺作品译本的65.8%；其总印数则高达8200.5万册，占同期全部外国文艺作品译本总印数的74.4%。[22]在科学翻译领域，情况亦如此。在这一时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论著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主要学习对象，自然成为译介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中国出版的苏联科学译著仅有5种，1950年为31种，1951年有68种，1952年增加到137种，1953年则有505种，1954年更是骤增到911种，远超译自其他国家的科学译著。即便是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译自苏联的科学译著仍然比其他国家要多上许多。[23]
在这种大形势下，精通俄语的傅子祯也加入到苏联科学著述的翻译队伍中来，并且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傅子祯一生大约完成了800万字的翻译成果，[24]其成就令人瞩目。这一时期傅子祯的译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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