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国民党中央的企图失败

龙潭战役前后，新桂系的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扩充，第7军军长一职由夏威接任；北伐后归李宗仁指挥的第15军军长刘佐龙病故，该军副军长、桂系重要将领胡宗铎升任军长，所部改为第19军；留守广西的部队改编为第15军，黄绍竑兼军长。在龙潭战役中，新桂系的第7、第19军起到了主要作用，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而且李宗仁、白崇禧居间指挥，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还居然调动了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这一切都使李、白产生了“舍我其谁”的豪气，更坚定了他们争霸天下的决心。在此后国民党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施展手段，纵横捭阖，尽出风头。

由于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已无障碍。继谭延闿、孙科东下赴宁之后，9月5日，汪精卫偕顾孟余、陈公博、徐谦、朱培德、何香凝等到达南京，同宁方商讨统一问题。汪精卫和汉方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实现统一，以取得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地位。这同新桂系图谋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发生了矛盾，新桂系早就有汪精卫必须与蒋介石同时下野的腹案。［1］新桂系采取的策略是：联合寓居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既排斥蒋介石，又打击汪精卫。

以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是于1925年底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的一个政治小派别，其主要分子有许崇智、林森、邹鲁、谢持、居正、张继、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石瑛等，他们一直坚持强烈的反共反苏立场，并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立了西山会议派的所谓中央党部，同广州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广州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汪精卫、蒋介石在1927年春夏步西山会议派之后相继公开反共前后，西山会议派与蒋、汪进行了密切的接触，蒋系中央还于6月间主动恢复了西山会议派主要分子的党籍，并就两派合流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因为蒋介石于8月中旬下野，合流进程中断。［2］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集团也主动进行了接触，许崇智于8月初到汉口与汪精卫会晤，商量合流问题，但汪精卫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统，表示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整个团体，引起西山会议派的反感，与汪精卫处于对立地位。8月21日，张继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李烈钧等，主张汉宁沪三个党部平等统一，反对宁汉争所谓正统，声称：“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而且汪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宜暂避”。［3］西山会议派的这个主张可以说与桂系是不谋而合，这样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础。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极不满，而对握有重兵、又同他们无积怨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颇有好感。而新桂系虽在军事上举足轻重，但在政治上并无基础，无论是李宗仁、白崇禧，还是黄绍竑，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浅，几乎没有号召力，为了对抗蒋介石、汪精卫两派力量，新桂系只有联络西山会议派，借助他们在国民党中的资望，达到控制国民党中央的目的，而新桂系则可凭军事实力控制由一帮元老官僚组成的西山会议派。［4］

9月8日，在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李宗仁提出，若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在沪的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的精神。汪精卫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于9月9日亲赴上海劝驾。但胡汉民、吴稚晖拒不见汪，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虽然与汪精卫等见了面，但也不同意开四中全会。西山会议派也反对开四中全会。甚至宁、沪两方对汪精卫提出的先开四中全会预备会的意见都反对，9月10日，宁、汉、沪3方决定召开正式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烈钧、张静江、蔡元培、李宗仁、邹鲁、张继、谢持等21人，公推谭延闿为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又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为打开僵局，汉方的孙科提议，由宁、汉、沪3方组成特别委员会，以避开三中、四中全会之争，先使3方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对此建议，宁方和沪方都表示赞同，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汉方的正统地位。汪精卫开始没考虑到这一层，也极表支持。倒是与会的李宗仁表示怀疑，他担心以后党内会有人对特别委员会的产生进行攻击。他曾询问汪精卫，汪表示，现在情况特别，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而且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有前例可据。

会议最后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3方推人共同组织，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还应负责统一各地方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2日举行的谈话会第二次会议上，推定了特别委员会及候补委员名单。其中宁方推出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伍朝枢、王伯群为特别委员，褚民谊、叶楚伧、缪斌为候补特别委员；汉方推出谭延闿、孙科、何香凝、朱培德、程潜、于右任为特别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为候补委员；沪方推出林森、邹鲁、谢持、居正、许崇智、覃振为特别委员；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出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等为特别委员。共计特别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32个特别委员的排名顺序不好确定，只好用抓阄的方法，结果李宗仁抓到了第1号，排名最前，白崇禧抓到了第32号，排名最后，后来由于新桂系凭借实力控制了特别委员会，就有人戏称是新桂系的李、白从头到尾把特委会包在了中间。

13日举行的谈话会公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

14日，宁、汉、沪三方代表联袂赴南京。翌日，宁、汉两方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了组织特别委员会的议案及人选名单。

9月15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宣称：“吾中国国民党一致取反共政策，别无何等不同之意见，当然无复无同等机关对立之必要。”表示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9月17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推举丁惟汾、李宗仁、白崇禧等4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等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日，又推举于右任、方振武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推举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等14人组织军委会主席团。［5］特委会还决定，于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分会。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各派系就国民党中央权力的争吵，使一分为三的国民党中央归于统一。白崇禧对此很兴奋，他说：“我们数月来所翘首盼望的宁汉合作，和党的统一与团结，到这几天，算是已经成功了。从前宁汉两方同志不得已的忍痛分裂，到现在已经是涣然冰释，目标同趋一致，而共同合作起来了。……以后的问题，我们不用说是要本着从前在广州时候的精神，继续地努力做去……”［6］

然而白崇禧是过于乐观了。实际上这种拉郎配的统一是“统”而未“一”。首先，宁方和主要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都未参加谈话会，也未参加特委会的实际工作，而对它持消极态度。其次，汉方首领汪精卫在谈话后立即醒悟，特委会的成立将剥夺其“合法领袖”的地位，使其在蒋介石下野后掌握党权的希望成为泡影。9月13日，汪精卫在上海宋子文寓所召集汉方首要人物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等秘密开会，讨论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无奈谭延闿、孙科不愿再为汪氏做嫁衣裳，力陈舍此“别无他途可循”，虽然汪派大将陈公博、顾孟余极力反对特委会，主张不参加。会议最终无结果而散。汪精卫无奈，只好消极抵制，于当晚悄悄离开上海潜赴江西九江，并通电声明自己对共产党“防制过迟”，且“破碎之党，归于完整”，他愿“及时引退，听候处分”。［7］随后，汪派骨干顾孟余、陈公博、徐谦也相继宣布引退。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两大实力派对特委会采取消极、抵制直至反对的态度，特委会基本上是由原西山会议派的首要、桂系以及谭延闿、李烈钧等游离于蒋、汪各实力派之间的人物维持。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既是特委会委员，又是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且手握重兵于宁沪之间，因而在特委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特委会。此种局面的出现，使得蒋介石、汪精卫更视特委会为异己。这样，特别委员会不仅无法行使中央职权，也不能消除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反而使之更复杂化和尖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