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主力部队土崩瓦解

蒋介石在“立唐倒白”的同时，还接连下了两着辣棋：

第一，诱骗第八路军总指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来到南京然后加以扣押，扶植粤人治粤，成功拆散粤桂同盟。

鲁涤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抓住不放，使李宗仁等非常被动。2月25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的儿女亲家吴稚晖，要吴出面诱骗李济深来南京加以囚禁。蒋介石在致吴稚晖的电报中假惺惺地说：“湘事起后，谣诼繁兴，请先生去电任潮，促其即日返京，以释浮言而安大局为祷。并乞复。”

吴稚晖是专门替蒋介石跑龙套的元老，受命后立即照办。开始，李济深怕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不敢去南京。蒋又派吴稚晖专程赴广州促驾。在政治上，已经被蒋介石收买的粤系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等也在一旁劝他们的上司李济深早日北上调停。

当时，李济深身边的亲信均认为，李济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第8路军总指挥，加上阎、冯、桂3派力量雄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绝不敢轻易地对李采取什么不利行动。李济深认为有道理，为了化解一场内战，决定冒险去南京。3月5日，李济深启程北上，11日到达上海，随即与蒋介石派来的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以及李宗仁会商处理“湘案”办法。李宗仁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力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一定会被蒋扣押无疑。李济深听后也很以为然，当即决定不去南京。

这时，白崇禧也从北方给李济深、李宗仁打来密电，建议实行新的战略，即将驻扎湖北地区的桂军主力撤退至湘西南，背靠广西，准备与蒋系中央军进行持久战。密电说：“任（李济深字任潮）、德（李宗仁字德邻）两公商定大计后，请即秘密各回原防，共筹应付。希望保兄（？）速准备，任公可敷衍言和者，以便离沪。武汉四集之地，决不能守，更无所用其留恋。在相当时机，应全师南返，占领宝（庆）衡（阳）茶（陵）攸（县）赣州之线，准备与敌作强固之持久战，引诱敌军深入，以待我两粤援军之来到，然后猛烈袭击，一举歼灭敌军，胜算终属于我。”［60］

白崇禧提议的这个新战略本来是切实可行的，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引起李济深、李宗仁的高度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贯彻这个战略。

蒋介石见李济深逗留上海不进，不肯上钩，便加派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3位元老去上海协助吴稚晖劝驾，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李济深引诱到南京来。

4位元老和李宗仁、李济深谈了足足两天之久，第2天竟自上午11时谈到夜半12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李宗仁一再阻止李济深去京，简直是义愤填膺。最后李济深被软化了，他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李宗仁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去自由，战祸就免不了！”［61］

但李济深是好人，他终于在4位元老和“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3月13日自上海去了南京。

李济深到南京后，与蒋介石见面，建议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希望一切问题通过谈判解决。蒋介石假意表示赞成和平谈判。李济深当即将蒋的意见电告李、白，并劝李、白有所克制。不久，李济深发现自己已被蒋介石的军队监视，失去了自由。3月21日，蒋介石派人将李济深押到南京郊外的汤山拘禁起来。

蒋介石拘禁李济深后，立法院长胡汉民、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以及蒋介石派在李济深身边的坐探冯祝万等都一致推荐陈济棠接替李济深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62］

当时在南京政府任职的另一粤籍人士马超俊也推荐了陈济棠。马超俊回忆说：当蒋向他征询由何人接替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时，他推荐了陈济棠，并说：“陈济棠一身土佬气，表面似甚愚鲁，但于三民主义颇知研究，昔对总理甚表服从，在才智方面，虽远逊于陈铭枢，难期对外发展；然操守方面，较为忠实可倚，或易于驾驭，故鄙意以陈济棠继任第八路总指挥为宜。”［63］蒋介石对此首肯。

广东将领如邓世增、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李振球等原来都是拥护老长官李济深的，刚得到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的消息，各人都表示很愤激的态度，但因为群龙无首，决定等待应召去南京的陈铭枢、陈济棠回来主持大计，但他们不知道陈铭枢、陈济棠事先早已被蒋介石收买过去了，蒋并许诺由他们两人分别主持广东军政，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则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从南京返回广州途经香港时跌跛了脚，留在香港治疗，他派范其务回到广州劝告各将领要拥护中央讨伐李、白。陈济棠尚未进入南京，即得到新的任命，他立即掉转头返回，到香港后改乘陈策派来的海虎舰返广州。开始，陈济棠担心各将领反对他，还不敢公开表示拥蒋的态度，逗留军舰上，不敢贸然上岸，他分别请各将领去谈话，伪装十分沉痛的样子，花言巧语说：“李、白拥兵自大，反抗中央，固然不对；而蒋介石把持中央剪除异己，穷兵黩武，动摇国本，罪恶尤大。为使广东能摆脱战争的漩涡，从事三民主义建设，展堂（胡汉民）、湘勤（古应芬）两先生和各元老，都劝我不要灰心失望，应该回广东去负起责任，安定各将领心情，徐图补救。现在任公（李济深）已失自由，本人只得忍辱负重和大家寻求新的途径来救国救民，并可营救任公出险。”此时，武汉已为蒋军攻占，各人以大势已去，只得任由两陈摆布。陈济棠看到各将领没有什么动静，才由海虎舰上岸。［64］

3月30日，陈铭枢、陈济棠宣誓就职，广东军政大权落到了陈铭枢和陈济棠手中。同一天，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陈策等粤系将领发表拥蒋宣言，拥护李济深的邓世增、徐景唐等被迫离职，蒋介石成功地将粤桂拆开。

蒋介石的第二着辣棋便是通过俞作柏，收买分化驻武汉的桂系部队。

桂系部队主力驻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其编遣后的番号是第15师（师长夏威）、第16师（师长胡宗铎）、第17师（师长陶钧）、第52师（师长叶琪）、第55师（师长程汝怀）、第56师（师长张义纯），总计兵力有10万人左右。人数虽然不及蒋介石多，但李、白认为桂军战斗力强，足可以与蒋介石抗衡。特别是胡宗铎、陶钧两人更是骄傲狂妄到极点，他们常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饭桶，并扬言：“我们1团人要打他们1个师，我们1师人要打他们1个军。我们从广西出发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65］

蒋介石经过多方面侦察，发现桂系部队中广西籍将领与鄂籍将领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

在北伐期间，白收编北洋降将刘佐龙部，编为第19军，刘佐龙是湖北人，所部为鄂籍子弟兵。收编不久，刘佐龙即病故，李、白为统率方便起见，特地将湖北籍的第7军第2师师长胡宗铎升为第19军军长。1927年，李、白西征唐生智，夺取湖北地盘后，又收编湖北省防军和卫戍旅，成立第18军，白崇禧又力保湖北籍的陶钧担任第18军军长。胡宗铎、陶钧资历浅，且战功不著。这样一来，桂系中资历较老且战功卓著的李明瑞、钟祖培等大为不平，钟祖培且一怒之下，挂冠而去。但李、白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李、白又任命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陶钧为清乡会办，掌握了湖北军政大权。湖北境内的所有税收机关均由胡、陶接收支配，每月有200万元的收入，胡、陶的第18、第19军经费异常充裕。1928年底，胡、陶又扩编了第55、第56两个军，分别以程汝怀（原第19军副军长）、张义纯（原第18军副军长）担任军长。至此，胡、陶势力达到顶峰。胡、陶利用兼任的湖北清乡督办、会办身份，在全省设立5个清乡司令部，以驻在地的师长、旅长为清乡司令，胡、陶二人均很残暴，尤以陶钧为甚，人称“陶屠户”。他们疯狂地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在湖北实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卫戍司令部每天都成批逮捕进步青年，不论案情大小，这些青年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一次军法处呈判决书给陶钧审核，他不论刑轻刑重，均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有时手下呈上处刑的名单请他裁定，他则在名单前后排的名字画上两个大圈，凡在圈子里面的人一律枪决。还有一次，一批被逮捕的青年被羁押在一间小房里，陶从房门口经过，听见里面有笑声，便兽性大发，马上叫人把这批青年拖出去枪毙了。经常有百十成群的人被绑赴刑场，其叫冤之声，不绝于耳。据估计，在胡、陶当政的1年多时间里惨遭杀害的不下二三万人。［66］

与此相反，桂系老底子第7军反而被胡、陶视为客军，由于蒋介石拖欠军饷，胡、陶又不肯接济第7军，致使该军官兵生活困苦异常，这种同一个集团内部待遇厚薄不同，且升迁不公正的现象，更增加了第7军官兵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当时第7军内部流行一句最可怕的话：“做官要钱是湖北佬，打仗冲锋就有广西人的份。”他们愤愤不平地扬言：“仗是我们打，人是我们死，我们现在一切都变了被动，未免太不值得，世间哪有公道可言。”

当情况反映到李宗仁面前时，李宗仁不以为意，反而指责那些发牢骚的将领，说“他们非常眼浅，见了别人有点好处，自己无份就发牢骚，我们自己人吃点亏，有甚么要紧”。

蒋介石为了击败桂系，很早就开始在桂系部队中进行分化收买和挖墙脚的活动。他首先收买的对象是胡宗铎（湖北人）、陶钧（湖北人）、张义纯（安徽人）等非广西籍的桂系将领。蒋介石首先派人游说胡宗铎：只要胡肯脱离李宗仁，愿意以李宗仁的第4集团总司令兼武汉政治会主席以及湖北省主席的位置给胡，遭到胡宗铎的严厉拒绝。蒋又派李芳游说陶钧，陶钧态度更傲慢，叫李芳赶快离开武汉，否则将于他不利。何成濬奉蒋之命派他的参谋朱传经与张义纯密谈，劝说张弃桂投蒋，至少在蒋桂战争发生时，保持中立。朱并带来大洋30万元，说是蒋送给张义纯作军饷的，但也遭到了张义纯的拒绝。张说：“李、白待我很好，为人要守信义，你这条路我不能走。”胡宗铎、陶钧是湖北人，张义纯是安徽人，是桂系中的所谓外江人，但李、白对他们不薄，他们不愿意背叛李、白，胡、陶且把蒋介石一再离间他们的阴谋诡计据实向李、白作了汇报，并痛骂蒋介石此举为“无聊”。

李、白为了防范部下被蒋介石收买，当即决定每个月发给在武汉的所部整编师师长特别费5万元，希望以此堵住这个漏洞。然而，还是被蒋介石找到了突破点。那就是利用广西籍将领的不满情绪来分化瓦解桂系集团。

蒋介石决定从策反与李宗仁有矛盾的桂籍将领入手。蒋介石派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李明瑞认为事关重大，需要与表哥俞作柏商量后才能决定。周伯甘回京复命后，蒋又派谋士杨永泰赴香港找到在此隐居的俞作柏。

俞作柏（1889—1959），广西北流人，是李宗仁玉林起家时的基本干部。但俞一贯看不起李宗仁，他曾私下对黄绍竑说过：“一个猫甚至一只狗扶它上树是可以的，一只猪无论怎么扶他，决不能上树。”俞作柏曾策划拥护黄绍竑做桂系领袖，但终因黄本人拥李，俞作柏的企图才未能得逞。在大革命运动时代，俞作柏表现进步，支持群众运动。与坚决反共的李、黄、白产生了严重矛盾。北伐前夕，李、黄、白趁机变相剥夺了俞的兵权，另委俞的表弟李明瑞领兵北伐。俞作柏被剥夺兵权后，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观光，与著名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有了接触，接受了左派思想。不久，俞作柏回到广西，担任广西省政府农工部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和南宁军官学校校长，支持广西农民运动，与当时主持广西省政的黄绍竑发生严重冲突，黄并认为俞有夺权的企图。桂系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在广西无法立足，便弃职而去，黄绍竑随即以共产党嫌疑将俞作柏开除出了国民党，俞作柏成为桂系中分裂出去的第一人。俞作柏在香港与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来往。中国共产党也有意团结和帮助他，吸收他和他的弟弟俞作豫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稍后又吸收俞作豫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以“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名义，派俞作柏参加指挥汕头一带农民支援南下的起义大军。后来他又与中共广西党的负责人朱锡昂、俞作豫等，到达广州，在汪精卫、张发奎组织的反蒋组织“广东军事委员会”工作。他利用合法的地位，做了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也就不顾俞作柏的左派面目，派心腹谋士杨永泰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香港，通过梁时宜（即梁五凤）找到俞作柏，策动其倒桂。杨永泰直截了当地对俞作柏说，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前来“共议大事”，又说：中央和桂系之战势所难免，如果你出面策动李明瑞在武汉前线倒戈，桂系可除。你的表弟已表态，要同你商量，即可决定。只要大事告成，中央给你上将总参议、广西省主席职，李明瑞当整编第15师（原第7军）师长，统管广西军权。倒桂是俞作柏所乐意的，但如何倒法，后果又怎样，他决定和共产党商量后再定。于是他对杨虚以应付，表示尽忠党国，义不容辞，但还要全面考虑，才能答复，并告诉杨事情未定之前，不可外扬。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杨殷、贺昌等很快得知杨永泰到港的目的，经分析，认为若倒桂成功，可能出现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的局面，那时可派人与他们合作，发展革命势力，推动广西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决定派杨殷与俞作柏接洽，动员他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俞作柏经过认真考虑后同意，先利用蒋的力量来倒桂，再寻找机会反蒋。［67］

俞作柏随即打电报给驻防武汉的李明瑞，邀请他到香港商量倒桂事宜。李明瑞立即以“省亲”为名告假，到香港同俞作柏密商，李明瑞同意俞作柏“将计就计”的策略。随后李明瑞从香港回到老家北流，会见了中共广西负责人朱锡昂和在玉林地区搞农民运动的表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并将“倒桂反蒋”的事告诉了他，俞作豫表示将和朱锡昂发动农民运动，支持李明瑞的行动。1928年冬，李明瑞“省亲”假满回到武昌，准备倒桂行动。

俞作柏则到南京，同蒋介石商谈“阵前倒桂”的具体条件，蒋介石答应：委俞作柏为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广西省主席；给军饷及各项经费开支共200万元；倒桂成功之后，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执政，军力配备为两个正规师、1个旅和1个地方师，李明瑞为广西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副主任（主任为广东的陈济棠）兼第15师师长，全省军队由俞、李负责编遣。

俞作柏携带巨款潜赴武汉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均表示愿意倒桂。之后，蒋介石加派亲信副官郑介民赴武汉，协助俞作柏开展策反工作。联络告成后，俞即返沪复命。至此，蒋对桂系的收买分化取得圆满成功。

蒋介石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拉拢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实力派，以防他们倒向桂系一边。蒋介石信使四出，分途接洽。何成濬奔走于张学良、阎锡山之间，杨杰则奔走于云南、贵州两省。而冯玉祥则是蒋介石争取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冯玉祥兵力雄厚，而且冯的辖地河南与蒋、桂军队距离最近，冯玉祥倒向哪方，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蒋介石派出拉拢冯玉祥的是邵力子、马福祥、贺耀组等人。一开始，冯玉祥始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蒋桂双方不作左右袒。冯在日记中说：“吾人对于两方情谊相等，不便偏袒，但求苦心斡旋，息事宁人足矣。”对此，蒋很着急，对冯的筹码也一再上升，蒋最后提出以冯玉祥任行政院长并由冯保荐湖南、湖北两省主席为条件，以换取冯出兵讨伐桂系。［68］对此，冯玉祥内心十分矛盾。他既想联桂反蒋，出一口胸中的怨气；但同时又为蒋的许诺所动心，如能占据湖北地盘，与河南联成一片，则不仅可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增加军饷来源。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冯玉祥决定尽量拖延时间，静观战局变化再决定向背。冯玉祥派遣6个师共13万大军（另留14万军队看守地方），由韩复榘率领自武胜关南下，到达鄂豫边境待命，见机行事。［69］但由于桂系部队迅速瓦解，致使冯玉祥的投机观望落空，最后不得不补发讨桂通电以圆场。

在蒋介石紧锣密鼓筹划对桂战争的同时，李、白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对策：坐镇广西的黄绍竑曾经派机要参谋罗克伟秘密到武汉找李宗仁，传达他的战略主张；即把桂系主动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放弃武汉和北平，不宜急于同蒋介石开火。这样至少可以确定控制广东和湖南，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坐观时局的变化。这种消极的战略，受到了胡宗铎、陶钧等湖北人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愿意放弃湖北这块油水颇大的地盘。认为如果那样，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桂系局面就自己垮台了。［70］胡、陶等人还认为，蒋军战斗力不强，桂军1个师，可以抵蒋军两个师，打仗很有把握。据黄绍竑说，白崇禧当时也激烈反对他的意见，这是他与白崇禧第一次在政略、战略上的意见分歧。

蒋介石收买俞作柏、李明瑞等人倒桂的阴谋，李宗仁也有所风闻，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首先免去李明瑞的第7军第1师师长职务，调任第4集团军总部参议。李并电令驻汉口的第4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委派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任第1、第2、第3、第4、第5路总司令，分别率部在黄陂至武穴一线严阵待敌，并作了不得已缩短战线，以退为进，撤入湖南，联络两广，待机取北伐进军江南路线、再向南京进兵的部署。

李宗仁为避免孤立，还以哀兵动人的姿态乞求冯、阎以实力出来调停，打破蒋的武力攻势。李宗仁对冯、阎的驻京代表刘骥、赵丕廉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3人的轻举妄动……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纣为虐，应出来调停，进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已，请转报三思之。”但这些努力没有奏效。

蒋介石的战争准备就绪后，立即撕下了调停的伪装。

3月26日，蒋介石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讨伐令声称：“此次武汉政治分会，违法僭权，任免官吏；称兵构衅，袭击湖南，政府以和平为怀，力从宽大。除迭令擅自调动之军队，制止行动撤回原防外，仅将地方军政负责人员，免职查办。原冀以主义相感召，促首逆诸人之觉悟，乃据第13师长夏斗寅有己电称：逆军于本日拂晓，向我英山、前山部队进攻等语。是该逆军等蓄意谋叛，逆迹昭彰。前据李品仙等自唐山来电称：白崇禧阴主武汉，逆谋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等撤退开滦，袭取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近又查获李宗仁自上海致广州黄绍雄等皓电称：醒南参谋长自京回沪，奉任公面谕，时机紧急，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伸正义。本人一时未便离京，已有手令交李副官长泽霖携回等语，兄等速计划动员等语，更足证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查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过去之骄横跋扈，目无法纪，私购军械，蓄意弄兵，把持军队，割据地方，诬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迹其种种反革命罪恶，证据确凿。该逆等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政府以国家甫告统一，人民不堪涂炭，一再容忍，冀其悔悟前非，同循正轨，不意中央尊重和平之怀，反张该逆等骄悍之气。当此‘国军’编遣方在进行，人民渴望统一和平之际，该逆等竟敢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任党国之重任，以颠覆党国；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若再姑息优容，将何以对我全国喁喁望治之民众，与为统一而牺牲之将士？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有附逆军队，如执迷不悟，仍前侵犯，仰前方各军，痛加讨伐，以遏乱萌，而彰法纪。”［71］

蒋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令前方部队对桂系军队“痛加讨伐”。

27日，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永远开除党籍。胡汉民在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大会作出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72］

27日下午，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时，继续对桂系大张挞伐，并表明彻底消灭桂系的决心。蒋介石称：“桂系军阀叛党叛国，已无可讳言，甘做陈炯明第二，言之深为痛心。……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不但叛党，且不明党义，不知革命，只知有权有地盘。政府原本息事宁人之旨，一再容忍，无奈毫无觉悟，竟至进攻皖赣，危害首都，政府不得已而讨伐之。政府自有一定之态度，本党自有一定之主义。革命与反革命势不两立，既忠于党，不能顾及个人感情。感情固要维持，然不能忘了党国。本人不日即赴前方督师，讨伐叛徒，希望大会代表为党服务，加倍努力。本人此去，如不消灭桂系，决不再与各同志见面。”［73］气焰十分嚣张。

28日，蒋介石由南京动身，前往九江督师，并发表告将士文，将桂系定性为“桂系始终不改其为充满封建思想与地盘欲望之军阀性质”，并历数了桂系为扩张实力削灭异己的“罪行”：操纵特委会，大举西征，消灭唐生智的第8军；广州起义后，以“清共”为名，重创第4军，消灭第5军；假借口实，消灭程潜的第6军；发动“湘案”，消灭谭延闿的第2军。总之，北伐出师时的8个军，被桂系先后消灭或重创的就有4个军，桂系还扬言：“第1军不值一击”，企图消灭第1、第3军。告文最后说：“桂系军阀反革命的行动，实属擢发难数，仅就上述事实，已属罪不容诛。综其罪恶，最大者厥有五类：第一、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第二、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第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第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第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桂系军阀犯此极恶大罪，中央本应及早讨伐，上以肃国家之纪纲，下以除民众之祸害。”［74］

28日，蒋介石颁布“讨逆军”战斗序列，以何应钦为“讨逆军”参谋长，下辖第一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辖第3军（军长朱培德兼）、第5军（军长鲁涤平）；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辖第1军（军长刘峙兼）、第2军（军长朱绍良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辖第6、第7军；总预备队（总指挥陈调元）辖第6、第10、第48等师，另有第4军何键部，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航空大队司令张静愚参战。作战命令亦于同时下达，“讨逆军”决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军队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武汉周围是10万桂系主力部队所在地，蒋介石预先估计在这里很可能会有一场恶战，故调集了16万优势的兵力参战。［75］

29日，蒋介石乘“楚有舰”从南京赴九江督师，次日抵达九江。蒋桂军在湖北罗田、蔡家河、蕲春、田家镇一线交火，蒋桂战争正式爆发。当时，桂系的第7军军长夏威此时正患白喉住院，所部交第7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李明瑞指挥，这就为李明瑞策反桂系部队提供了千载良机。4月2日晚，李明瑞召集第7军第1、第2两师连以上干部，进行倒戈动员。李明瑞针对桂系官兵心理，只提反对胡宗铎、陶钧、蒋介石，而不提反李宗仁、白崇禧。

对于痛恨蒋介石又怨恨胡、陶的桂系官兵来说，正中他们的心怀，他们一致表示服从命令。于是，李明瑞连夜把部队带到预定地点湖北孝感、花园一带。第7军第2师杨腾辉旅、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黄权团也于次日开到。李明瑞、杨腾辉宣布就任蒋介石所委的第15师、第57师师长，并发表罢战通电。

李明瑞、杨腾辉等人的倒戈，使第7军一下子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从而打乱了桂系的全盘部署。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惊惶失措，决定立即放弃武汉，向鄂西沙市、荆州、宜昌一带撤退，蒋军兵不血刃进入武汉三镇。

4月7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揭露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3人的所谓“罪状”［76］，同时任命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衔尾追击向鄂西撤退的桂军。与此同时，蒋又派湖北籍的孔庚、何竞武等人前往鄂西军中招抚胡、陶、夏等人。

4月10日，蒋介石拿出他的杀手锏，发表《关于桂系军队脱离李、白归顺的奖赏书》，公开号召桂系官兵以下犯上，大开杀戒。

4月20日，胡宗铎、陶钧、夏威、程汝怀等部为蒋军陆海军以及川军刘湘部合围。经孔庚、蒋方震斡旋，胡、陶同意以公费出国读书为条件，向蒋介石投降，得到蒋的同意。当天，胡、陶发表通电引咎下野，通电声称：“此次事变，外间揣测纷纭，未遑置辩。宗铎等既念党国缔造之艰难，复念民生之凋敝，怀同室操戈之痛，懔内战不祥之忧，踌躇察慎，交战神明，午夜扪心，绕室不寐。一身万难，纷至沓呈，利害相权，宁不咎于藐躬，不争是非于无谓。用是决然引退，即日交代，放洋读书，增求新知，以补吾过。邦人君子，其共谅之。”［77］

桂军余部开始被蒋介石收编为4个整编师。但这些部队与潜伏香港的白崇禧有联系，蒋介石得到情报后，惟恐留下祸患，很快调集优势兵力将这4个师包围缴械，部队打散编入各部队，成建制保留的只有两个新编旅。［78］

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十几万号称能战的桂军轻而易举地被瓦解，烟消云散。蒋介石获胜的原因自然有多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桂系的弱点，采取政治、军事以及收买分化多管齐下的措施，使桂系防不胜防，迅速土崩瓦解。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打败实力强大的桂系，其得意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1929年4月5日，蒋介石进驻汉口后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大摆筵席，慰劳部属，把驻武汉附近讨桂部队中校以上的干部都找去会餐。吃了第一个凉菜后，蒋站起来大吹大擂：“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战而胜。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北平和武汉呢？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委员长，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训完话，他又教给大家吃西餐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会餐后，余兴未尽的蒋氏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摄影留念。［79］

在军阀混战中出手不凡，对他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刺激他继续对付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新军阀混战一时难以平息下来。

事隔数十年后，60年代白崇禧在台湾接受史学机关的口述历史采访，其时白氏身处蒋介石严密监控的逆境，但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蒋介石玩弄阴谋手段消灭异己的轻视和不满，他说：“检讨中央这次的胜利，其得胜的方式大有研究的必要，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以后成为风气，而内战果无已时。要是这次大事化小事，不打，以后亦无陇海路战事（指中原大战—笔者注）。”［80］

白崇禧言外之意，蒋介石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赢得战争，可以说是胜之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