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襄淞沪会战方略及指导作战

1937年8年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中国大本营命令张治中指挥第8集团军和张发奎指挥的第9集团军协同进攻上海的日军，两个集团军以苏州河之南站之线为界，以北由第9集团军担任，以南由第8集团军担任。14日，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87、第88师发动总攻一天而进展甚微，使蒋介石对于在上海先发制人、迅速扫荡上海日军的决心有所动摇。15日，蒋介石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庐山主持训练团的陈诚，要他迅速返回南京商讨上海战事。18日，陈诚回到南京，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19日，陈诚与熊式辉同至上海战场视察。20日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式辉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问这是什么意思？陈诚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从政略或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在思想上本来就侧重于在上海进行战争，以争取在华东地区有密切利重益关系的西方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的同情及支持，听了陈诚从军事战略角度提出的意见后立即表示：“一定打。”陈诚补充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24］

大本营随即决定向淞沪战场增调兵力，并连夜制订了《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以大本营“令字第4号”训令颁发。规定的指导方针是：“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25］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所谓“不扩大方针”，组建所谓“上海派遣军”，支援原来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作战。中日双方调兵遣将，上海战事迅速扩大。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中央军、粤军、桂军、湘军、川军、黔军、滇军以及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共70余个师总兵力70余万；日军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约28万人（一说30余万），动用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战车三四百辆。参战的中国军队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面对日寇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陆海空联合作战的猛烈炮火，前仆后继，奋力拼搏，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牺牲毙伤日寇4万余人（日寇的统计数字，可能偏少），迫使其从国内及华北、青岛、台湾抽调兵力，4次增援，中国军队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寇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迷梦。这次战役之激烈，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广大官兵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均属前所未有，足以彪炳史册。［26］

8月20日，大本营宣布设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是韩复榘。不久，蒋介石决定由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28日，白崇禧将这个消息电告李宗仁并促他早日率师北上，电报说：“统帅部决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敬盼迅赐卓裁电复。”［27］

能够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当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消息。李宗仁在谦虚一番后也就答应了。李宗仁随即在广西进行动员，以由原第五路军为基础，以民团武装扩编原有的军队，先后编成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和第11集团军。桂军采用“乙种师”编制，由原来的每师3团扩编为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第21集团军辖第7军（军长周祖晃、副军长徐启明）、笫48军（军长韦云淞、副军长区寿年）；第7军辖第170师（师长徐启明兼）、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第172师（师长程树芬）；第48军辖第173师（师长贺维珍）、第175师（师长莫树杰）；另以谢鼎新团（原第十九路军存留部队）为基干，扩编为第176师（师长区寿年），归第21集团军指挥。之后，又编组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辖第31军（军长刘士毅）和第84军（军长覃连芳、副军长王赞斌）。其中第31军辖第188师（师长刘任）、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第84军辖第174师（师长王赞斌兼）、第175师（师长钟毅）。上述两个集团军相继开赴第五战区后，1938年冬以留守广西的部分部队为基础，大量收编民团成立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担任广西的防守任务。

桂军这次大规模扩编，人事权操之于白崇禧。原则上，军长、副军长级以原任5个师长升充，如周祖晃、韦云淞，覃连芳、王赞斌等，另以在南京陆大已毕业和未毕业中将级的张淦、莫树杰、徐启明、何宣等准备充任；师长级以原任第7军、第48军少将级的团长如程树芬、苏袒馨等先升充，另以军校少将级的科长、班主任如贺维珍、俞星槎等和总部少将级较年轻的处长如黎行恕、蓝香山等准备充任；旅长级以部队上校团长及曾任团长的幕僚和民团副指挥官充任，如颜僧武、刘振平、苏新民等；团长级以资深的营长和优秀的参谋升充，如李本一、张文鸿等；营长级以军校高级班毕业，现任上尉级的参谋和副营长及资深的连长升充，如李祖霖、凌云上等；连、排长以军校学生、部队中资深的排长和班长升充。各级干部均系白崇禧所素知的亲信，李宗仁只能听其摆布而已。［28］

淞沪会战期间，任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经常跟随最高统帅蒋介石或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到前线巡视战况，指导作战方略。

由于日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白崇禧到前线视察时常常冒着遭敌机扫射的危险。某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他们一行乘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了预防敌机袭击，白命人取下吉普车的车篷，以方便监视天空。车正疾驶间，突然有敌机数架从云中钻出，朝吉普车俯冲而下。幸亏早有防备，白崇禧等人立即跳车奔至公路两侧的稻田和树林中隐蔽。他们刚一逃离，车身便遭敌机一阵机枪扫射。还好，车身损坏不算严重，敌机飞走后白崇禧一行人又继续驱车向上海前进。［29］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名义上是淞沪战役的前线最高指挥官。但投入淞沪战场的主力部队是只服从蒋介石一人的嫡系中央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冯玉祥事实上很难行使司令长官的指挥权。［30］有一天，冯玉祥与亲近的幕僚闲聊时，以略带牢骚的口气说：“我们只要能抗日，不必军队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我们只要能救国，不必一定自己处很高的地位。此间军队，我都不甚熟悉。若必处处听我指挥，必致败了大事。故蒋先生亲临指挥时，时而嘲骂，时而激动，无不如意。这是历史关系，决非编组的形式所能制约的。所以我前见二张（引者按：指第三战区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和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时，曾向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困难，我可设法；我有什么意见就随时说给你们。必须这样处置，才算得体。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怎样战胜敌人，怎样使国家转危为安，怎样使民众出诸水火。至于斤斤惟名义权位计者，应该引以为耻。”显然，冯玉祥的这番话是有感而发。但尽管如此，蒋介石表面上还是推崇冯玉祥的样子。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冯玉祥说：“前方的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冯答：“决不客气。曾记得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大将乃木将所有的指挥计划的重要事务都委之于他的参谋长，自己却每天骑自行车和打猎。别人问他，你的任务是什么，怎么这样消闲？乃木说，我的任务有二：一是骑自行车和打猎，二是等着死啊！现在我们前方的各将领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头的任务也正和乃木大将相同，一是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再一个就是等死罢了。”蒋知道这是把兄在发牢骚，继续安慰说：“大哥，无论如何，您不要客气，请尽量多加指导。”冯说：“当然的，我见到的就说，决不客气，请您放心吧！”［31］冯玉祥也只好以乃木大将自居，将指挥权干脆委托蒋的嫡系大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白崇禧抵达上海前线后，礼貌上应该先去拜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况且他们又是关系密切的朋友。白崇禧第一次去时，冯玉祥不在，白以为冯外出巡视去了，没有在意，与副司令长官顾祝同讨论战况敌情后，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白崇禧照例前去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白氏忍不住问顾祝同：“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二次不见？”顾祝同告诉白崇禧：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150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诉白：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白氏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2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两千人。白氏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任何表示。白氏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玉祥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32］

白氏回到南京与参谋总长何应钦商量，白氏以为原西北军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玉祥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15万人以上。何应钦同意白氏的说法，他们遂联名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的同意。

8月20日，冯玉祥被免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9月11日，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又任命冯的老部下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第1、第3集团军等部，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的防御作战，长官部设于山东德州以北的景县桑园。冯玉祥对这种安排表示满意，欣然北上就职。

但就在冯玉祥北上就职之前，老牌亲日派萧振赢即窜到北方在原西北军部队进行挑拨离间，唆使他们不要听从冯玉祥的指挥。由于种种原因，冯玉祥的这些旧部将领早已打定主意对冯玉祥采取不合作立场。当冯玉祥刚乘津浦路火车从南京出发北上，冯玉祥的老部下、山东省政府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就打电报给军事委员会，声称他宁愿归属第五战区也不受冯玉祥的节制。9月15日，冯玉祥履任伊始，令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派兵北上，以加强沧县地区的防御。韩以山东防务紧张为由，拒绝北调其部队。16日，冯玉祥至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司令部与他商讨作战问题。宋仅在专车上与冯见了一面，即以自己已经请准病假为由，当天即乘专车去泰山“养病”。第l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以前方情况紧急为由，也不肯见冯。宋哲元、石友三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冯玉祥指挥他们。在此之前，宋哲元、石友三等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指挥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玉祥则是十分畏惧而采取完全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则事态更为严重。白崇禧认为：“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两三处，每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须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33］

各将领反对冯玉祥的密报都直接上达蒋介石，蒋介石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告诉他各方面对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反应，然后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白氏打电报请冯回京。冯回到南京，蒋介石授意白氏向冯玉祥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冯玉祥听了无异议，表示接受，宣布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10月19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将第六战区归并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以程潜代理司令长官，冯玉祥老部下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回南京。从此，冯玉祥再也没有机会指挥部队作战了。［34］冯玉祥此番北上，受到昔日老部下的强烈抵制，使他感到十分难堪和失望，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35］韩复榘原本是冯玉祥的心腹爱将［36］，但自1929年韩复榘带头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后，两人关系就发生了重大裂痕，这次韩复榘让冯玉祥难堪，更是火上浇油，旧怨之上再添新恨，让冯更加绝望。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扣押并准备公开枪毙时，冯玉祥的另一位老部下要求老长官出面向蒋介石说情以免去韩复榘的死罪，冯玉祥坚决拒绝了。［37］

8月下旬，桂军第21集团军离开广西，陆续抵达第五战区所属的徐州、海州一带集中。由于淞沪战场部队伤亡极大，蒋介石临时决定调桂军到淞沪战场参战。桂军先后投入淞沪战场的有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第173师（师长贺维珍）、第174师（师长王赞斌）、第176师（师长区寿年）、第170师（师长徐启明）、第172师（师长程树芬）。10月中旬，桂军首先投入淞沪战场，由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及第48军军长韦云淞指挥。据第48军副军长张义纯回忆，他在率部投入淞沪战场作战之前，曾到南京与白崇禧见了一面。白崇禧对张义纯说：“这次抗战是国际战争，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军人，守土有责。过去打的都是内战，现在是对外抗战，一定要拼老命，好好地打。”白崇禧还特别交代：“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只有这点兵力，务必好好使用。”［38］

随后，廖磊前往苏州面见第三战区代司令长官顾祝同接受任务，到达时已经是次日凌晨，顾面带睡容从寝室里出来接见，在桌上摊开地图布置任务：“目前主战场在大场至南翔间，战斗很激烈，每个整编师在阵地上只能支撑三五日，桂军应在真如、南翔间进入第二阵地，支援和稳定第一线。”［39］接受任务后，廖磊前往上海，第21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南翔以东铁路线后方的李家村。

桂军投入淞沪战场的4个师虽然都是精锐部队，过去在内战时期，桂军自诩为“钢军”，很有战斗力。但是，当他们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寇作战时，很快就发现过去的作战经验完全不灵了。首先，日寇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桂军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后勤工作尤其受到严重影响。因为白天根本不能行动，不能及时供应。在整个战斗期间，第一线官兵不能举火饮食（一举火日寇的飞机就来轰炸），战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开始时由后方输送大批饼干，不到1个月饼干吃完，乃采用冯玉祥的建议，烙大饼作干粮，但大饼干后变硬根本啃不动，战士们往往只能枵腹作战。战士们受伤后，卫生员白天不能上阵地救护，伤员躺在战壕里，一遇敌机扫射或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成重伤，甚至死亡。每当日寇飞机来袭，桂军指挥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也只能入防空洞躲避。某日，桂军驻青浦附近某兵站支部工作人员10余人，闻敌机来袭，都进入防空洞躲避，结果防空洞被日寇飞机投弹命中，出入口被震塌，全部窒息死亡在洞内。其次，日寇炮火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拥有的山野炮在150门以上，射程达8000公尺，白天经常向桂军阵地和阵地后方指挥所射击。某日，桂军第173师师长贺维珍和该师某旅长在旅部展阅地图，贺维珍刚离开，日军一炮命中，将该旅长炸死。日寇炮兵经常集中火力向我炮兵阵地猛射，某日旅长李楚霖在炮兵阵地指挥，忽一炮弹打来，当场阵亡。而桂军山炮营的山炮，射程仅有1200公尺，根本用不上，在战场上拖来拖去，反成累赘，最后廖磊命令将大部分山炮用火车运回桂林。日军步兵平射炮很多，每对桂军重机枪进行射击，桂军无战车炮作抵抗，只用迫击炮还击，效果甚微。在这种情况下，桂军保持阵地，全仗战士们高度的爱国热情，保卫祖国的决心，以血肉作长城、浴血苦战、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

桂军初次投入抗日战场，身为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自然十分重视，如果桂军能够打个漂亮仗，那么他这个副参谋总长自然是脸上有光，然后结果却是令人失望。

淞沪会战自8月13日至10月上旬，敌我均向两翼展开，我军右翼到黄浦江，左翼到长江，欲从侧面迂回包围敌人，均受地形的限制，求敌决战，只有实行“中央突破”。但要实行“中央突破”，从军事上讲，必须具备诸多的条件：第一，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压制敌人的火力；第二，要有精干的工兵开路，突击扫荡敌阵地前的障碍；第三，要选定突破点，从敌人最薄弱部位接近敌阵地，突破面须小，以免在第一线使用过多兵力，才能做到突破一点，动摇全线；第四，必须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以便再接再厉，支援第一线部队；第五，实行突破有效时，要从两翼扩大战果。白崇禧为了在国际上显示桂军的战斗力，并未认真考虑实行“中央突破”所应具备的上述诸多条件和灵活运用的战术，极力主张采用“中央突破”战略。在选定突破点时，白崇禧和蒋介石曾到苏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会商，顾祝同的幕僚如张世希等，主张从大场方面出击，万一突破不成，可以退回闸北原来的阵地，有所依托，不致动摇战线。白崇禧认为从大场出击，敌军阵地坚固，不易取胜，极力主张从南翔、真如之间出击，压迫敌人入海。因为蒋介石当时未置可否，顾祝同只好迁就白崇禧的主张。由于受固守一线阵地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没有将反击的目标指向敌军的薄弱环节或敌人的翼侧，而是采取主力对主力、反击方向对主攻方向的硬顶硬的战术，将桂军的几个师使用在日军正以4个师团的全力向蕴藻浜实行突破的正面上。当时白崇禧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须将桂军几个师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粹凭主观的推断。在攻击实施前，桂军也未腾出防域，集结兵力，作好部署，控制有力的预备队。加上桂军兵员来自民团，战斗技术不熟练，且缺乏战斗经验。白崇禧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主张，廖磊盲目附和，注定了桂军必定遭受重大牺牲。

10月21日拂晓前发起反击，桂军4个师由原阵地出击，步兵单干，一线平推，各级指挥官手中无一预备队。而且拂晓前进，黑夜未消，方向不明，战士们误向敌我空隙间的浏河方面突进。至拂晓后，我侧背暴露于敌人面前，受敌机扫射和敌炮轰击，旅长谢鼎新阵亡。后继无兵，陷于混战，一部分新兵被打散，大部分待到日没后才退回原阵地。当时在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皆戴布帽和着灰色军衣，惟桂军戴钢盔，着黄色军装，目标特别显著，成为日寇优势炮火的活靶子。桂军数万兵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伤亡近半，不仅未能歼灭突破防线的敌人、稳定防线；相反的，随着桂军的败退，整个战线发生动摇，而日军跟踪包围了大场镇，致防御局势更为严峻。假如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第21集团军方向上，向日军的薄弱阵地发起攻势，则日军侧背受到威胁，减轻日军正面攻击对我方的压力，或者不至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甚至也可能暂时稳住防线。

白崇禧在苏州听到散在战场上的桂军被友军收容，感到大伤体面，急得连日饮食不进。桂军败退后，蒋介石见局面不可收拾，急忙将自己的嫡系精锐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第1军及时开上去，填补空隙，才稳定了前沿阵地。［40］

淞沪会战，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打得异常悲壮。在河道纵横的狭小区域内，无险可据，装备落后的中国官兵只能凭血肉之躯与强大的日寇相对抗，伤亡惨重，场景凄烈。战役持续到10月底，中国军队已无兵可调，难以为继。白崇禧认为敌我战斗力的悬殊，再打下去只能白白耗费将士生命，因而于10月底与刘斐联名向蒋介石建议，将淞沪前线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既设的国防工事阵地转移。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0月31日向部队下达了准备向后方阵地转移的命令。

作为半殖民地软弱政权的首脑，蒋介石对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目的缺乏必要的信心，具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和依附性，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援助或干涉上。当他获悉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又幻想九国公约国出来干涉中日战争，“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今译埃塞俄比亚）一样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41］。于是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11月1日，蒋介石率领白崇禧、顾祝同等人来到南翔前线，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表示要收回10月31日的命令，命令各军凡已经开始撤退者，必须返回阵地；未开始撤退者不得移动。并说：“我要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上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有利的同情和支持。”［42］

俗话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蒋介石朝令夕改，举棋不定，给中国抗日军队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前线官兵继续苦撑两三日，实在是疲惫不堪，无法再打下去。在11月5日的作战会报上，白崇禧力主“应撤至吴福线”，蒋仍然主张“固守南市”，希望列强出来干预。［43］全线又勉强支撑一二日，时中国军阵容已经大乱，已成崩溃之势，11月7日上午，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朱绍良等鉴于事态紧急，在中山陵张治中官邸碰面会商后认为，形势“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遂一起前往见蒋介石要求他下达撤退的命令。［44］他们对蒋介石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经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于11月8日下令各集团军向杭州、南京两个方向全线撤退。［45］

前线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蒋介石仍然不甘心就此撤退，他不顾起码的指挥原则，在第三战区代司令长官顾祝同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后，蒋却拿起电话，直接向淞沪前线右翼作战军总司令、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下达命令，要他“再守3天”，结果导致“右翼前方若干部队陷于混乱”。［46］

数十万大军仓皇后撤，犹如洪水决堤一样，四散奔逃，武器辎重，遍地丢失，各部将领基本上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日军跟踪追击，日寇飞机跟踪扫射轰炸，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自相践踏”、“秩序混乱”的大撤退而告结束。张发奎回忆说：“当我奉到撤退命令时，前线部队已先我奉到，开始撤退经过我的司令部时我才发现，故有极度混乱而难于掌握之情形，狼狈不堪之悲剧一幕一幕地出现，伤心惨目之事，回忆起来，犹有余悸。”［47］从上海至南京数百公里，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重要城镇，均未能组织起抵抗就落入了日寇的铁蹄之下。

陈诚后来对此辩解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为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48］

在中国军队自淞沪战场撤退前，日军第6师团与第18师团由军舰多艘掩护，于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漕泾镇、全公亭及金丝娘桥等3处大举登陆。日本军舰向海盐、乍浦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在全公亭、金山咀之线，仅有第62师一部担任守备。日军登陆时，中国军队因为兵力过于单薄，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登陆后，一路由全公亭攻新仓，一路由漕泾镇及金丝娘桥攻张堰镇。淞沪战场右翼作战军阵地为日军突破。日军即迅速逼攻松江城。随后，越过苏州河南犯的日军第3师团与第9师团两个师团，继向淞沪战场我左翼作战军逼攻，至使守军在淞沪战场陷于两面作战困境。之后，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一路夺取嘉兴，企图又太湖南侧向南浔、吴兴（今湖州）、长兴前进，迂回包抄南京，截断自淞沪战场撤退的我军。为了应付这种紧急局面，统帅部急调驻在苏北东海的桂军第7军第170、第172师兼程前往吴兴堵击日军，掩护淞沪大军撤退。11月17日，第7军副军长兼第170师长徐启明率领先头部队进驻吴兴城，稍后第7军军长周祖晃及第172师师长程树芬亦率部到达。到后奉上级命令，着第170师派李本一团开往杭州归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湘军将领）指挥，第7军两个师只剩下7个团，不仅兵力不足，而且多数是民团武装改编而来，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斗力很差。

11月19日，日军攻下江南名镇南浔，进行大屠杀和纵火大破坏后，向吴兴县城开来。21日，日军以陆、空、炮、坦克联合作战，在吴兴升山一线与桂军第170师展开激战。激战中，桂军少将副师长兼旅长夏国璋、团长韦健生等壮烈牺牲。桂军虽然奋力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毕竟兵力、火力都过于弱小，而且缺乏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军的作战经验。本来日军拥有大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这些装备严重依赖良好的公路运输，桂军应该抓住日军的这个弱点，在日军进攻的路线上，应该彻底破坏公路，使其重装备无法通行，但由于作战经验不足，桂军对公路未作彻底破坏，有些地段甚至根本未加破坏。结果当日军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前进时，桂军步兵只能采取冒死冲锋，爬上敌人的坦克、装甲车，然后用手榴弹等武器炸毁它们，但血肉之躯抵挡不住日寇坦克、装甲车的疯狂进攻。在吴兴县城岌岌可危之时，第7军军长周祖晃向统帅部请求派遣已经到达泗安（距离吴兴县城约四五十华里）的川军增援吴兴，但统帅部对此请求不予断然决定，坐失时机。11月24日，吴兴县城陷入日寇之手，剩余的桂军官兵撤退至孝丰集结整理。［49］

在桂系第7军作战失利之时，大本营还准备调已经开到徐州的桂系第31军，但因为“川军在前而不好用，且李（宗仁）、白（崇禧）等亦不愿再用，遂使澄杭线终于放弃”。［50］

桂军初战不利，投入淞沪会战的桂系第21集团军在上海和吴兴不仅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而且均以作战失利告终。第7军军长周祖晃以作战不力，受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对此结果，白崇禧很不满意，在听了部下的汇报后说：“损失如此之大，阵亡旅长团长及下级军官如此之多……不能算作战不力。”［51］

淞沪会战结束后，桂军从上海撤退时，蒋介石原令桂军残余部队继续参加南京保卫战，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命令桂系部队从广德经孝丰山区至于潜进行休整。［52］

桂系部队开到比较安全的浙西山区后，清点人数，平均每个师只能编两个团稍多一点，只剩下原来的1/2兵力。伤亡最重的第48军第176师原来两旅4个团，战后只剩下1个团的兵力，有人讥笑第48军副军长兼师长的区寿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师团长”［53］（师团是日寇的编制，中国军队无此编制）。为了迅速补充受损失的兵力，白崇禧命令旅部裁撤，师直辖团，旅部开回广西接训新兵。白崇禧并责成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夏威一面对民团干部严加整饬，加紧训练，一面积极抽调壮丁输送前方补充。1个月内，陆续将10余个团的新兵送到浙江桐庐、分水的桂军驻地，将部队缺额补齐。来自岭南的桂军官兵从广西出发时是炎热的秋季均着单衣，时令转眼已到寒冬仍未能更换服装，只能冒着长江流域的严寒担任警戒勤务，很多人被冻伤，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非常焦急，白崇禧知道后命令桂军驻汉口办事处立即赶制5万套棉服，经南浔路、浙赣路运到浙江兰溪车站，再用卡车运到桐庐、分水发放，总算解决了桂军官兵越冬的寒衣问题。［54］

桂军在淞沪战场受到重创后，李宗仁、白崇禧吸取了教训，从此利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参谋总长的地位，处处关照桂军，保存实力。桂军保存实力的指导思想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每一场大会战中均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