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南京不设防

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溃败后，首都南京已经成为日寇的下一个重要进攻目标。

南京能不能守？要不要守？这些问题摆到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面前，必须作出抉择。蒋介石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又云：“成败利钝，非所逆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5］蒋介石明知南京孤城不能守，却又说不能不守，这是拿广大官兵的生命开玩笑。

关于防守南京的决策过程，至今未见有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而当事人的说法又很不一致，令人难以辨别真伪。当时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组组长的刘斐将军在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说，19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在他的官邸召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专门商讨南京防守问题。［56］

曾经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宋希濂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他更明确肯定三次会议是在11月17、18日两天连续召开的。［57］

近来有历史学者对三次幕僚会议决定守南京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可能存在刘斐、宋希濂所说的那样连续三次幕僚会议进行决策的情况。［58］

笔者在重新查阅并分析了有关史料后认为，“三次幕僚会议”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内容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推敲，以求尽可能的准确而已。

关于第一次幕僚会议召开的时间，刘斐的文章说，“在11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第一次会议大约是11月14日召开的”。［59］查当时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徐永昌将军的日记，明确记载：“1937年11月14日晚8时会报，何（应钦）、俞（飞鹏）、唐（生智）、白（崇禧）等均来。时间尽为不切实之守南京论所耽误。唐孟潇自请誓死守城，且引证日本广播太原守城事以自戒（耻宜生之不能与城共亡）。”［60］徐永昌将军的日记是按日记载的，他是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有关作战的会报少不了他参加。查阅徐氏日记，在11月14日之前，没有关于守卫南京的讨论。可以肯定，第一次讨论防守南京的幕僚会议就是11月14日举行的。

刘斐所说的“高级幕僚会议”就是大本营的作战会报，参加会议的成员一般有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作战部（1938年1月改为军令部）部长、次长，各组组长（厅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相关部、委员会负责人等。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综合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几位的记载，大致可以肯定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徐永昌、第一部副部长王俊、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大本营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等人。［61］

关于第一次幕僚会议讨论的内容，根据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几位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11月14日晚的会报会议开始后，大本营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阐述了南京不宜死守的理由，但他也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刘斐“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62］

根据刘斐的回忆：“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两人素来是矜持老成，往往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尽量在揣摩蒋介石的心理上下工夫的。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商榷，当时他没有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过大的部队，他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63］

参照徐永昌的日记和白崇禧的回忆，刘斐的回忆有一处不准确的地方，那就是他把唐生智主张死守南京的发言放到了第二次会议上去了。而实际上唐生智慷慨陈词是在第一次会议上。除了上面引用的徐永昌日记外，白崇禧的回忆也可以证明，他说：“委员长在会场曾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由淞沪战场撤退，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劳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之最大原因。”［64］

白崇禧回忆还说，他在会议前准备了一份南京不设防的建议，但鉴于蒋介石有守南京的意向，白的建议未在会议中提出。白崇禧晚年告诉前来采访的历史学者：“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本有一建议：‘南京是总理（引者按：孙中山）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在会议席上，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惟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便未提出。事后回忆，心犹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尽了部属之责任。”［65］

《徐永昌日记》记载：“1937年11月15日上午11时，蒋（介石）先生招集会议，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钱（引者按：钱大钧或钱昌照？）、刘（斐）继来。决定努力抵抗掩护迁都办法。……散会后，敬之谓仅子弹一项必10日以上方能移走，且怪人不早告之。”由此可见，第二次幕僚会议是紧接昨天的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1月15日上午，而不是其他著作的17日。关于这次会议的人选，刘斐说：“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66］从《徐永昌日记》的记载可以看出，这次会议重点讨论的是如何努力抵抗以掩护迁都的问题，而非应不应该守南京的问题。应不应该守南京，蒋介石心中早已有数，只是具体人选还有待于最后敲定而已。

11月16日，召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徐永昌在1937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上午）10时，在何（应钦）宅开会，决定各军事机关后移步趋。（敬之琐碎不得要领）”“晚6时举行会报，决定守城办法，唐孟潇任（卫戍司令部）长官，期以三个月乃至一年。”［67］

根据唐生智的回忆，在16日晚的会报会议即第三次幕僚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曾两次单独找他，商量防守南京的问题，私下已经确定了由唐生智负责守卫南京。［68］在第三次幕僚会议确定防守南京的人选后，蒋介石随即于当晚8时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宣布了防守南京及迁都的决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会后即连夜离开南京先行前往陪都重庆。［69］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寇的重创，到撤退时已经是溃不成军，在没有生力军加入的情况下，南京已经没有防守的条件。因为知道不能守，所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对于守南京视为畏途，独有唐生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主动跳出来要求负责南京防守问题。对唐生智的行为动机如何解释？

唐生智本人的解释是：“我自从‘九一八’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身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南京的任务。”［70］在另外的场合，唐生智还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71］来标榜。

对于唐生智的行为，旁观者和学者的评价则要复杂一些，有人专从正面肯定唐生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临难不苟、挺身而出、忍辱负重的精神令人钦佩”［72］。也有旁观者和学者认为唐生智是别有所图，如李宗仁就明确认为唐生智“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73］。

马振犊教授也认为：“唐生智自从1930年最后一次起兵反蒋失败以后，已沦落为一个无兵无卒的光杆司令，在南京政府内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军法执行部总监并兼任军委会警卫执行部主任等职，具体负责构筑江浙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宁杭沪国防工事的任务。由于他本人身患疾病，平时对一般工作又不大过问，故而实际上是长期闲居。但其又不甘寂寞，加上他又与当时实权人物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不和，时时想寻机提高自己的地位。南京城防缺将，正给他提供一个重掌兵权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唐氏出而应召的原因。”［74］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言之成理。但笔者要补充一点的是，唐生智之所以有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有另外的因素。

民国时期的军阀有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极端的迷信，“他们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官场升降、战争胜负都归于命、归于天。因此，他们都极热衷于风水、阴阳、八卦、五行、子平、奇门、太乙、六壬等中国术数学，并对此依赖到寸步不离的程度，甚至认为连祖坟上的一棵草、屋宇上的一砖一瓦的变化都与其前途相连。他们几乎都拜佛念经，打坐参禅，修仙炼道”［75］。

军阀因为绝对迷信，一般身边都豢养有江湖术士之类的充当军师，并且对他们言听计从。我们知道，唐生智是湘系军阀出身，他也不例外。他身边有一个如影随形的佛家居士顾伯叙，人称顾伯叙为唐生智的“佛家军师”，他为唐“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唐一生的大起大落与这位军师有极大关系。［76］唐生智之所以在别人都认为南京不可守的时候主动跳出来，也与这位军师的指点有关。据说，顾伯叙告诉唐生智他的前世是“金陵王”，而且占卜的结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不会再进。［77］这无疑增强了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的勇气和觉醒。

1937年11月24日，大本营作战部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晚8时会报，唐孟潇决敌不（到）南京。此种判断似又出乎军事政治以外。（闻孟潇学密宗，颇多常人所不知者，信欤？）”［78］

徐永昌的疑惑在4年后终于揭开。他在日记中写道：“日前，养空述据刘君实谈，唐孟潇守南京原可13日离南京，乃以星相者言唐13不吉，遂提前于12日出走云云。按唐素迷信，平昔恒养一术士在家，一切凭之。忆在南京，当情况较紧之时，唐屡谓倭寇决不到南京。知之者，谓系该术士所预示，唐信之。唐坚请任南京卫戍司令亦即以此。当时绍戡曾论唐未必因倭寇不到南京，特因可以收获耳！余嫌其言苛。今闻其出走又凭术士，术士奇，唐更奇。晚近伟人，恐皆是此等奇人。”［79］

蒋介石决定守南京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决策，况且任用非人，更是双重的错误。广大中下层爱国官兵的惨重牺牲，就是国民党最高当局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

1937年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任参谋长，负责指挥守卫南京之责任的命令。26日，军事委员会颁布了首都保卫军战斗序列如下：第72军（军长孙元良）第88师；第78军（军长宋希濂）第36师；首都警备军谷正伦（包括桂永清的中央军教导总队3个旅和约2个团的宪兵部队）；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80］

原始资料表明，蒋介石最初属意的守卫南京的司令官是顾祝同，并且已经告知顾祝同，但因为唐生智在军事会议上自己跳出来主动要求担任这个在当时看来费力不讨好的守城官，蒋介石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改派唐生智守南京。

唐生智于11月20日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职。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协助唐生智察看南京城内外的地形和防卫部署。他们乘汽车到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以及南京城内的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视察。在两天的巡视中，白崇禧发现唐生智身体衰弱不堪，加之身着重裘，在平地还可以下车看看，爬山登高之时只能委托白崇禧代为视察。白崇禧看着立于寒风白雪中的唐生智虚弱的身体，不禁为南京防守担心，也为唐本人担心。［81］白还对程思远说：“蒋以唐防守南京，实无知人之明。”［82］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守城部队师长以上将领讲话，并与他们告别。12月7日凌晨，白崇禧陪同蒋介石离开南京飞往江西南昌。

12月28日，唐生智召见各国驻南京使领馆、教会、报社及大商行代表等，发表谈话表示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决心。他说：“首都或在最近之将来成为战场。最高军事当局已拟定死守首都之意志。吾华人必须牺牲，今有两事可决者：一、余为中国军人，拟为国家牺牲己身；二、为吾人之牺牲，将使敌人多所丧亡是也。外人之能离京者以离京为上，惟中国政府自将竭其能力，担保留京外人之安全。……当局业已布置驻兵各地点，保持纪律，不特注意本城，且注意本城四周五十公里一带，勿容许其他军队开入首都，如欲开入者，必须生命愿与共存亡。”［83］

虽然表面上慷慨激昂，但唐生智以衰弱之身躯率领十余万疲惫残破不堪之部队，抵挡气势正盛的日寇虎狼之师，其结局不言而喻。日军从12月5日开始进攻南京的行动，于12月7日进抵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激战一个礼拜后，守城部队已经无法支撑。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根据蒋介石“不能持久时相机撤退”的命令，召集守城部队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部署撤退。12月14日，日军山田支队攻占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运河；第6师团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所有退路，致使数万中国守军成为日寇的俘虏。日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丧心病狂地命令“杀掉全部俘虏”。根据这个命令，日寇在攻占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占领南京后的6个星期内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民达30万人以上，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最残暴无耻的罪行，充分暴露了日寇的残暴本性。

南京保卫战以悲惨的结局收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最高统帅蒋介石来说，他抗日的信心不足，总是幻想西方列强出来干预，自从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始终陷于战略方针与政略企图矛盾的状态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游移不定，往往导致军事战略服从于虚幻不切实际的政略，将前线部队官兵置于危险的境地，付出惨重牺牲而毫无所得。淞沪会战如此，南京保卫战同样如此。南京保卫战的悲惨收场，身为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同样难辞其咎。对此，白崇禧的看法是：“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