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指挥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日寇夺取了华北的重要战略枢纽城市徐州，打通了津浦铁路，日寇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指向了华中重镇武汉。

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长江、汉水两大河流在此交汇，长江且横贯市区，京广铁路（当时长江未架桥，长江以北称平汉铁路，长江以南称粤汉路）纵贯南北，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37年11月间，国民政府除主席林森及一些次要机关先行迁往重庆外，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重要军政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也就是实际的首都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寇攻占南京后，其大本营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初步确立的方针是：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了实施武汉会战的计划，“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派遣舰队开赴长江流域。6月3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1938年5月底，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且是统治了全中国”。

1938年6月，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内称“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为此，日寇编组了所谓“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任总司令官，下辖陆军第2军和第11军以及海军、空军等部队，总兵力约35万人。［154］

为了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在此之前的几年里，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沿长江两岸及武汉外围建筑了不少要塞工事、永久和半永久的野战工事。193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加紧武汉城防工事的建设。同时成立江防军总司令部，下设江防委员会，有针对性地进行江防要塞工事的建设。

1938年6月11日，日军2000余人在20余艘军舰的支援掩护下，溯长江西上在安庆下游地段实施登陆，向我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阵地展开攻击，15日，日寇攻占安徽省会安庆，武汉会战从此拉开序幕。

武汉会战打响后，军事委员会积极调兵遣将，决定将武汉卫戍司令部升级为第九战区，白崇禧等揣摩蒋介石的意图，提议陈诚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6月4日的徐永昌日记记载了这一经过：“决定辟第九战区，辞修（陈诚字）任长官，其卫戍总司令下设一副司令，以万耀煌充之。辞修之司令长官为敬之（何应钦字）、健生（白崇禧字）前日所提出，蒋先生不决，蔚文（林蔚字）以为仍以武汉卫戍区扩大即可。敬之、健生、辞修均默然无语。昨日辞修特请敬之、健生择一任长官，众无表示。今日敬之又提出，蒋先生许可。实则卫戍、战区、政治部等皆不能兼之职务也。日前，敬之、健生拟（提）辞修兼鄂政，蒋先生不谓然，隔日又言之，乃许商之行政院。哲民（熊斌字）谓：有人非议，此亡国之办法也。余之主张以为辞修可以卫戍区总司令名义负责作战，其下设一武汉警备司令，任地方事务即可。余语此时，辞修谓非一警备司令所能负责云云。”［155］

这一则日记将国民党军方上层几大巨头之间微妙的关系真实记录了下来，给人以无限回味。论资历，何应钦、白崇禧均比陈诚要老，最有资格做战区司令长官，但蒋介石不大放心这两个人，特别是桂系副帅白崇禧，在李宗仁已经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情况下，蒋根本不会考虑白崇禧；而蒋要起用陈诚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又觉得资历浅了点，所以陈诚虽然内心里早已跃跃欲试，但口头上却不得不推荐何、白，而蒋一心要重用陈诚却故作姿态，国民党上层的微妙心态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出来。

6月18日，白崇禧奉蒋介石委派从武汉出发视察长江沿江的要塞与阵地，并对部队部署事宜进行实地指导。他先后视察了马当要塞、田家镇、武穴、广济等地。6月20日，白崇禧来到马当要塞视察。该要塞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彭泽县城30华里，离九江80华里，太白湖横亘其东南，当皖赣两省之要冲。马当山横踞长江滨，与小孤山为犄角。江中流沙甚多，冲积成沙洲，中分江流为二，其左水道早已淤塞不通，右水道临马当山下，为长江航运孔道，江面狭窄，不足500米，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是长江天堑之一。抗战爆发前，马当要塞司令部在这里筑有江防工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马当要塞的江防力量，阻止日本海军舰队西进，确保武汉安全，于1937年冬在汉口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阻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另在江西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以省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委员的江防委员会，协助办理阻塞工程的后勤工作。历时近1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马当阻塞线工程。［156］白崇禧视察马当要塞后，对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第16军军长）及所部官兵勉励了一番，指出要注视敌情，互相配合等。白崇禧对马当要塞十分重视，在致统帅部的电报中有“欲固江防，先固马当；欲固马当，必守望江”［157］等语。

6月23日，日寇海军舰队开始进攻马当要塞，并使用毒气，从正面强攻数次，均被我马当要塞炮兵击退，但日寇陆战队偷袭得手，登上要塞，从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当时正在田家镇视察的白崇禧得到日寇进攻马当要塞的消息后，十分焦虑，他认为凭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手中的部队（包括第53师、第167师1个旅和马当要塞部队）防守绝对难以持久，他于24日从田家镇要塞以电话命令驻彭泽县的薛蔚英率领其第167师（欠第499旅）通过从彭泽到马当的公路兼程前往增援，同时调彭善的第11师接防湖口。薛蔚英没有按照白崇禧的命令走公路，而是走崎岖小路，结果延误了时间。24日，白崇禧与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及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商量后，他们都提出长江北岸兵力薄弱，不得不改变部署。25日，白崇禧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说：南岸危急万分，但“薛（蔚英）师长此刻位置不明，其部队无法调动”，白氏建议急调马当要塞东北的第三战区部队星夜驰往增援，并令罗卓英总司令迅速前往指挥，“俾可挽救危机于万一也”。［158］

26日，白崇禧与张发奎、李品仙再度协商后，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并于当天以白崇禧个人的名义电告蒋介石：

一、综合近日情报，敌目前企图似欲借陆海空军之优势突破马当，然后以大军沿两岸西上，以侵犯武汉。我军欲保马当，必先巩固望江，欲固望江，必须先增强太湖、望江之兵力。经与向华、鹤龄两兄会晤，于此间决定部署于下：（1）以宿松之汪之斌师向宿松、太湖间地区推进，以策应望江、太湖，同时以70军李觉部防于宿松、太湖，以阻敌西进。（2）以84军控置于广济附近，31军控置于太湖西北高地，作为攻击兵团，俟机攻击敌人。（3）以杨森集团控制于岳西，徐源泉集团控制于潜山西北高地线一面从事整理。二、据向华、鹤龄两兄称：凡以前徐、刘等部所构筑武汉外围之工事，多不能用，现督饬所属重新构筑中。三、马当战机已迫，北岸兵力今已加强，南岸关系尤重，请速饬罗总司令迅速前往指挥，俾野战军与要塞军得收统一协同之效为祷。

职白崇禧。宥巳。济。印。［159］

正当白崇禧为固守马当要塞而出谋划策之际，马当要塞却于26日一日之间轻易失守了。

坚固设防的马当要塞轻易失守，说明了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指挥无能。他在日寇登陆后作战最紧张的时刻，他不去关心作战，反而在后方大办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会餐，调各部队主官参加24日8时的典礼和会餐，第一线部队连以上的主官多于23日离队，有的连只留下一个排长。及至发现情况后，又不及时从马当抽兵去增援第一线，奉命增援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故意拖延，不走彭泽至太白湖的路线，而走崎岖的羊肠小路，以致部队未到而阵地已失。白崇禧对李韫珩、薛蔚英的表现极为痛恨，李韫珩受到军法制裁，而薛蔚英被枪决，第167师番号撤销。［160］

视察江防完毕后，白崇禧于6月27日或28日回到武汉，参与最高统帅部的事务。

不久，一个偶然的因素，使白崇禧从协助李宗仁指挥变成代理指挥。

武汉会战正式打响不久，李宗仁早年在旧桂军任下级军官时参加护国战争，在讨伐广东的龙济光时牙床为流弹击伤，击碎的骨头碎片留在里面未能取出，日后一直未根治，时常发炎，时愈时发。徐州会战时，因为数月紧张的战斗生活，以致宿疾复发，撤退到河南商城时，右脸红肿，右眼几乎失明，痛苦万分，不得已只得请假离开部队赴武汉南湖疗养院施行手术治疗。［161］第五战区不可一日无主将，蒋介石决定派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7月16日晚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决定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即日出发”。［162］

对于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上层有猜疑。有人告诉冯玉祥：“现在有三道防线：防李、白及杂牌军队；防共；防日。李德邻先生近来因战区缩小事，有辞司令长官之意，蒋先生征求白健生代，分长江南北岸，北岸归白，南岸归陈诚。”［163］这种说法恐怕没有多少可信度。因为徐永昌的日记也明白记载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原因是“李病牙”。［164］

7月17日，白崇禧在河南商城城北的岳家祠堂宣誓就职，负责指挥武汉会战长江北岸的战事。

7月18日，白崇禧根据当时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分别下达命令，指示各部初步行动：（1）命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之地作持久之战，阻敌西进，必要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会合；（2）廖磊第21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勿使敌人窜入，并与徐源泉部保持联系，必要时收容徐集团；（3）孙连仲之第2集团军由鄂东之宋埠向豫南之商城转进；（4）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地速加整训。

19日，白崇禧在商城长官部召集幕僚会议，确定：大别山区之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防守隘口阻敌窜入，若敌人于山的南北两麓突进，应防守山麓要隘，诱敌于有利地形全力消灭，以确保长江北岸。白崇禧还决定将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向前推进至宿松、黄梅，俾与第九战区互相连接，巩固沿江防务。以前工事，多对东北，白崇禧命令加紧构筑对东南及江面工事，同时使各部就新定作战地境，按预想敌情演习，以资实地训练。白崇禧认为，皖北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10万。白崇禧决定向合肥、巢湖、淮南、蚌埠一带，发动广大正面攻击，拟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

7月26日，蒋介石密电白崇禧、李品仙，就第五战区兵力部署作出如下的指示：“（一）敌已于有日（25日）陷九江及小池口，有沿长江两岸突进之企图。（二）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联系，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三）太湖、宿松、黄梅据点，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为攻势之支撑即可，应以主力机动使用，由北方向南侧击敌人。（四）刘汝明两师分散于黄梅、宿松、广济广大地域，处处薄弱，殊感危险，希适当集结使用于广济阵地为盼。（五）广济以东山地，万一发生破绽，亦无关系，惟广济阵地必须固守。”［165］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和第五战区的兵力情况，白崇禧拟定了第五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及其附件等，派所部高级参谋送到武汉请蒋介石审阅批准。7月28日，蒋复电白崇禧，认为白氏拟订的作战命令“甚妥”，但蒋同时再次提醒：“惟为打破敌溯江西上之企图计，第二线兵团主力应控制于浠水、罗田一带。又，黄冈、金台冈、黄陂、祁门湾、襄河间之对岸阵地酌为准备，应与武汉城防一事联系，对东构筑阵地为妥。”［166］

当天，白崇禧以代理司令长官的名义与副司令长官李品仙联名向部队下达了经蒋介石审核的第五战区作战命令：

（一）敌以长江为进攻我武汉干路，其江北岸之主力似集结怀宁、合肥，将以主力由潜山趋太湖、宿松，一部由岳西、英山迂回，与长江各口上陆之敌呼应，策应其主力之作战。合肥附近之敌或向我六安、霍山攻击，以资牵制我兵力之转用。

（二）战区应置重点于右，以积极之行动确保豫鄂皖边区山地及长江沿岸各要点，击破或阻止侵入之敌，以屏障武汉之翼侧。

（三）右翼兵团应以主力第26集团军及第31军集结于潜山、小池驿西北侧及弥陀寺、太湖、宿松附近向东作战，以积极之手段阻止西向突进之敌。以第29军团集结于黄梅、广济附近向南作战，应直接配备于黄广南侧湖沼地及其北侧山地缘线、构筑数线工事防敌之突进。敌少数部队登陆务歼灭之于湖沼地区，并与第九战区田家镇要塞部队密切联络协同作战，务勿使敌迂回要塞侧背。第84军在浠水附近集结训练，抽出军官指挥民夫在蕲春、巴河市间江岸各要点及巴河西岸（罗田以南）对东构筑工事。该总司令部应南移浠水附近。

（四）中央兵团应保持重点于霍山以南地区，以主力第48军及第7军在六安、霍山、管家渡、磨子潭、岳西间地区集结，准备向合肥、舒城、桐城、怀宁方向攻击，先各以一部支援地方武力，竭力挺进，扰乱敌之集中及运动，可能时攻占合怀道上各要点，以为向前游击之根据。第19军团集结于叶集、商城附近地区，速行编并并随时准备向六安方面推进。该总司令部应移立煌附近。

（五）左翼兵团应以第26军、第87军重点在右集结于潢川及新蔡附近，各推进一部于霍邱、颍上、阜阳以为根据，向淮北地区游击并与第一战区在太和、沈邱一带之部队密切联系。第2集团军仍在拱卫线附近整理训练增强工事并护路。该总司令部应移信阳附近。

（六）第二线兵团主力仍在拱卫线上监护并增强工事。应以一部协力于右翼兵团构筑罗田以北巴河西岸之工事（由李品仙总司令统筹），并速侦察决定黄冈、金台冈、黄陂、祁家湾、襄河（新安渡）间向南之阵地线。［167］

为了便于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指挥兼顾起见”，白崇禧将战区司令长官部从河南商城移至湖北东部黄陂县小镇宋埠（位于大别山中），以便利指挥。7月28日，白氏抵达宋埠。

日军第106师团及波田支队在长江南岸进攻江西九江的同时，长江北岸的日军第6师团于7月25日开始由安徽潜山向太湖（县名）方向攻击前进，日军先头部队第11旅团在前进途中遇到我第31军（军长韦云凇）的顽强阻击，26日晨，日军出动飞机6架加上大炮20门对太湖县城进行猛烈攻击，当天上午11时，一部日军由东门突入城内，我守军顽强抵抗，100余人战死。由于城内无险可守，地形不利，守军奉命退出县城，退守城外的二郎河、凤凰岭、穆凉亭、花凉亭及四辆山、风虎山一线，中午日军完全占领了太湖县城。

同一天，日海军特别陆战队由长江北岸的小池口登陆，守军第119师第69团不敌，退向黄梅县。

占领太湖后，日军第11旅团及配属该部队的野炮兵第六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新任指挥官今村胜次少将的指挥下，自7月26日晚开始跟踪第31军进击，第31军以太湖县城西南15公里的凉亭河阵地及附近山区为依托展开顽强反击，每一座山头、每一个村庄，敌我都要展开反复的争夺。根据日军第六师团的统计，从7月26日至29日的3天里，第31军共发起290次反击战，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双方不断增加兵力，逐个山头、逐个村落反复争夺，太湖县城西南山区的村庄多成焦土，残垣断壁及林中树干上弹痕累累。经3昼夜激烈战斗，第31军在杀伤大量日军后撤向英山地区。

日军第6师团在击退第31军后即乘势向宿松、黄梅进攻。防守宿松城的第119师第693团兵力薄弱，于8月1日自动放弃。

日军第6师团在以一部进攻宿松之时，另一部约3000余人由花凉亭、二郎河、界岭、停前驿进至黄梅县城东北，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一部和第31军第135师（师长苏祖馨）发生激战。同时，在双河口、掂林铺、渡河桥及独山镇等地，日军与第68军主力作战，双方伤亡甚重。［168］8月2日，白崇禧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主张在必要时主动放弃黄梅。蒋介石鉴于黄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地形对我有利（该地位于鄂皖赣三省交界之处，南临长江，东北部是连绵的山地，东南多湖沼，地势险要，日军重武器难以施展，有利于中国军队防守），极力反对主动放弃，明令确守。［169］

8月2日晚，第68军撤守苦竹口，日军进迫至黄梅城郊，向下河桥、鲍家山一线猛攻。日军首先出动战斗机20余架对黄梅县城进行猛烈轰炸，县城多处被炸成废墟。3日晨，约两个联队的日军在事先混入城内的便衣队的配合下，从东、南两个方向对黄梅城发起总攻击，防守黄梅县城的是68军一个团，该团官兵誓死抵抗，伤亡过半。日军将城墙轰毁数段后从北门涌入，直攻南门，与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另一部日军后又攻进西门。守军虽然数度突击，终以众寡悬殊，未能将敌逐出城外。上午9时30分，守军移至城西既设阵地，与第691团会合，整理阵势，阻敌西进。黄梅战役守军官兵伤亡达1400余人。［170］

8月3日晨，白崇禧与李品仙由湖北浠水抵达广济，在这里召集第28军团长刘汝明、第84军军长覃连芳及驻扎广济附近的各师长面询战局。当得知黄梅失守后，白崇禧命令刘汝明军团“逐次抵抗，务须固守大河铺附近之线，同时策应攻击部署，预定于6日拂晓开始，务以攻击挫折敌之企图”。同时根据蒋介石的电令调整部署，将第7军（军长张淦）调湖北英山，第86军（军长何知重）调湖北浠水，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调宋埠。白崇禧还向蒋介石报告说：“此次刘汝明部在宿松、黄梅作战，一因部队不完整，因北方士兵不习湖沼地作战，且水土不服，官兵患疾太多，故不甚得力。”［171］

日军进入安徽后，很多官兵染上恶性痢疾，加之战斗减员，每中队战斗兵平均不足100人，每联队战斗员仅存1200—1300名。［172］故第6师团在攻占黄梅后，鉴于部队减员过大，黄梅、广济间又为泛滥水障阻隔，遂停止前进，在黄梅、太湖一带进行补充整顿。武汉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

8月中下旬，日军紧张进行调兵遣将，在安徽合肥成立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指挥所，所属的部队有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筱塚义男中将）、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以及军直属部队等。同时，在南京成立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指挥第6、第101、第106、第27、第9师团以及波田支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军直属部队等。另有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大将）协助陆军作战。［173］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了以攻占汉口为目标的第188号“大陆命”。“华中派遣军”根据大本营命令，于当日下午5时作出了攻占武汉的部署：（1）应自大别山北麓地区、长江及其北岸地区依次向西占据地盘。在长江南岸方面，应在九江西南地区集结兵力，然后切断平汉路和粤汉路，作好直接攻占武汉三镇的准备。（2）第11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一路在占领瑞昌后，准备从9月中旬向武汉及其以南粤汉铁路一线前进，另一路在德安集中后相机占领永修附近。（3）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光州（河南潢川）向信阳进攻，另一路在占领商城后横越大别山向汉口东北地区前进。（4）航空兵团以主力协助第11军、一部协助第2军作战。（5）第2军与第11军作战地境延伸于天望山、英山、罗田、道观河、柳子港一线（线上属第11军）。［174］

白崇禧虽然身为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但作为副参谋总长，也一直在关注整个战局的发展，根据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屡次以海军空军掩护陆军抢滩登陆的战法，白崇禧于8月17日致电蒋介石及陈诚建议：“江防要塞及要点方面，多设铁丝网，密排机枪，多用炮兵，务稽留敌于阵地前方以火力消灭之。尤要者为田（家）镇、马头镇附近，务使敌不易接近阵地，始可期保持。并恳加派高射炮掩护田（家）镇要塞，减少敌机威胁。”［175］

8月25日，白崇禧又致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判断武汉会战第二阶段作战，日军进攻的重点仍在长江南岸，日军仍将利用其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协同陆军沿长江进攻，这既是捷径，也容易收战果，而且日军“遮断粤汉路，战略上利益较大”；长江北岸，日军主力仍然在黄梅、广济一带。［176］次日，蒋介石复电白崇禧，认为他“所见甚当”，同时建议“应考虑向合肥之敌先机采取攻势为要”。［177］

鉴于日军在长江以北以合肥、舒城为据点，准备进窥六安、商城的企图，白崇禧决定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重点转向宿松方面，其作战计划是：第55军（军长曹福林）、第87军（军长刘膺古）两军归左翼军团指挥，攻击孔垅之敌，并以生力军向潜山、太湖进攻；第71军（军长宋希濂）归左翼兵团指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线以东；中央兵团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并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二翼协助进攻。

就在武汉会战第二阶段开始，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候，第五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白崇禧和李品仙都染上了恶性疟疾。特别是白崇禧的病情尤其严重，体温超过摄氏40度，几近昏迷状态，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健壮，仍然能够勉强支撑着病躯指挥作战。蒋介石在汉口闻知白崇禧染疾，特派军令部次长熊斌带着医师于8月26日离开武汉前往浠水探视病情，他们给白崇禧带来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阿司匹林，白、李两人服用后很快控制了病情，得以继续指挥作战。白氏见病情好转，即未再服用此特效药，以致残余病毒潜伏体内，埋下日后再次发作的隐患。白氏后来由武汉撤退至重庆，觉体弱异常且时常咳嗽不止，尤以寒日为严重，经委员长侍从室之朱仰高医师抽血检验，始知为潜伏性之恶性疟疾，白氏初犹不知，待第二次抽血检验，该细菌已变形，很难察觉，白氏始知病情严重，经朱医师注射三针毒性很大的六○六之后，始见断根，此后20余年，白氏未再罹染此类疾病。［178］

8月27日，从合肥出发的日军第10师团攻占我第51军（军长于学忠兼）防守的六安县城。8月28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霍山县城，打开进入大别山的门户，日军进攻大别山北麓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8月30日，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抵达商城设立司令部，此后长江北岸的战斗主要沿六（安）商（城）公路及其两侧展开。

9月2日，蒋介石电令白崇禧、李品仙：“（一）敌有变更联络线，于小池口方面，以一部守宿松、二郎河，掩护其侧背，以主力直冲广济及张家浜之可能。（二）应以刘汝明、王缵绪、覃连芳三部死守广济主阵地，并推进何知重军于该阵地近后方为预备队，以期确保该地，掩护田家镇要塞，因该地以西无良阵地也。（三）其余各军应以重点指向宿松、黄梅中间地区侧击敌人，方能有效策应广济战斗。如因移动兵力时间不许，亦应逐次注入主力于该方面。对宿松以东，仅以徐源泉部担任牵制的攻击可矣。孙连仲集团应推进宋埠。”［179］

8月30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北支队数千人在骑兵、炮兵的支援下进攻中国第84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防守的苦竹口、排自山等阵地，经过激战相继占领了这些阵地。同一天，日军第6师团南支队进攻中国的第48军第176师（师长区寿年）防守的阵地魏家凉亭、李家湾，守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被迫后撤。

8月31日，日军约2万大军分3路西进，向第84军及第28军团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中国军队在破山口、塔儿寨、恶席寨、双城驷、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我军炮兵因敌空军之轰炸及射程短近不能制压日军敌炮火，加以工事不良，以致我军伤亡惨重。截至9月3日，第84军、第176师伤亡都在1/2以上，刘汝明的第28军团第119师及第31旅，每团只剩下二三百人，合计不足1000人。由于伤亡过重，上述部队均已无法维持阵地。第五战区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线。［180］

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沿六（安）商（城）公路南北两侧逼近叶家集，与我第71军展开激战。第71军是配属第五战区的少数几个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装备较好，军长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黄埔系中有名的战将，该军下辖3个师，即第36师（师长陈瑞河）、第61师（师长钟松）、第88师（师长钟彬），其中第36师防守富金山阵地，第88师防守八○○高地，第61师守卫固始县城。日军的主攻方向是我第36师防守的富金山阵地。该师阵地有几条棱形线，可伸到平地。而36师就在这几条棱形线的山腰布防。沿着棱线一直可通到山顶，宋希濂将他的军部指挥所设在山顶上。日军集中火力，猛攻36师防地，战况极为激烈。敌军的炮弹甚至打到了宋希濂的军部指挥所。中国军官兵从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下日军的活动。由于36师的英勇抵抗，敌军沿着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而我部呈梯形配备，敌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他们既用飞机轮番轰炸，又用大炮密集轰击。然而整整10天，日军始终未能攻达我军在山腰一带的主阵地。9月7日晚，第36师击毙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65联队大队长1名。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军长宋希濂在富金山山顶上度过了整整10天，他经常到36师指挥所，有时到各个团指挥所去。对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狠狠地打！”［181］

日军因为久攻不下，遂派第10师团支援。该部利用夜间向第71军指挥部所在地——武庙集，进行侧背迂回包围，企图一举击破中国军队的指挥中心，并切断其后方联络线。可是其企图被我部派赴敌军侧翼侦察的搜索部队——第88师523团第1营营长梁筠从老百姓口里探悉，并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该师师长钟彬。钟彬认为情况紧急，当即召集有关干部及当地向导，研究敌人的必经道路，然后紧急派遣第528团前往武庙集东北的坳口塘进行伏击，歼灭日军500余人，迫使其后撤。

在第71军与日军鏖战之际，蒋介石于9月4日密电白崇禧、李品仙及徐源泉（第26集团军）称：“敌真面目进攻武汉，业已开始。我第五战区各部队应如何忠勇奋发努力杀敌，以打破其进攻武汉之迷梦。查徐（源泉）集团现在位置，对于由黄梅、叶家集两路进犯敌军，皆处侧背威胁有利态势，任向南北一路积极进攻，皆可抄断敌军后路。仰白代长官迅给徐集团以适当之任务，令其努力侧击以收协同一致之效，不得再行徘徊观望，坐失战机，致贻误大局为要。”［182］虽然蒋介石点名要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积极作战，但该集团军是鄂军部队，也是杂牌军之一，保存实力的思想一直在徐源泉心里占据上风，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战后受到查处。

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沿黄（梅）广（济）公路西进，击破中国军队第68、第84、第48军等部队的阻击，一路进抵广济县城梅川。梅川是鄂东重镇，也是武汉外围最重要的要塞田家镇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曾指示白崇禧、李品仙必须固守广济阵地，称“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连系，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183］在日军步、骑兵、炮兵联合作战，对中国军造成极大的伤亡，战至9月6日午后，第86军103师田家寨、笔架山阵地，第121师石门山、鹅公垴预备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指挥官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派兵两团增援，因为总预备队用尽，无法抽调，不得已李品仙遵照代长官白崇禧的意旨，令各部于9月6日晚8时向广济西北双方高地转进，并指定第26军协助田家镇的第2军作战。此后准备立于外线作战地位，依机动的攻势，予日军打击。［184］

此时的蒋介石与前线将领的感受不同。不知何故，蒋对战局格外乐观起来。9月6日，他致电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声称：“值此敌国内部经济濒于破产，反战情绪日益普遍，国际地位势陷孤立，社会情形杌陧不安，考其战斗力量，亦迥非昔比。而数月来，我之坚强抗战，已引起列强崇视，咸表同情，国际地位倍增荣誉。往者本委员长以顾虑我军装备、训练及战略上之关系，未遽下攻击命令，兹者敌愈深入，其后方唯一联络线——长江航路，舰船不断受我邀击损害，补给大感困难，我则在国内作战，随地均可补给，且山地作战，敌重兵器失其效用，是装备上敌我已处对等地位。故我军宿、太、黄及岷山大屋之攻击，敌一战即溃，足证其战斗力已口趋脆弱。此诚我争取最后胜利之良机，非以攻为守，转守为攻，不能保卫大武汉，无以收抗战成果，希即部署所属并使咸喻斯旨，以旺盛之企图，转移攻势，努力杀敌，争取最后胜利。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其共勉之！”［185］

与蒋介石盲目乐观相反，白崇禧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持悲观的看法，建议统帅部及时改变死守一城一地的战法，以求得长期抗战下去，避免死守一地造成部队的重大牺牲。他在复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众。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一年以来计划作战者，率以装备相等之战术，因袭应用，原则未尝不合，胜利卒归泡影。尤以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法，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今对广济及商固之作战，拟即遵照前次俞部长携来手令及昨由林次长传示要旨，照利用大别山山地，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变被动为主动，将士乐于效命，抗战可期长近延迭。据探报，敌拟集中各地兵力，求于武汉行大决战。证以寿县敌数百汽艇之西进及江轮运兵之上驶，其企图甚大，未可忽视。在战略上果应如何应付，乞早为策定，俾南北各战场资以实行，深为迫切之需要。谨贡所见，用备采择。”［186］

9月9日，白崇禧打电话给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仍然“极主保持持久不决战”。［187］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观察，此时的蒋介石“甚醉心于固守武汉三镇，以为可以久守”。［188］蒋介石是否及时采纳了白氏的建议，笔者不得而知。

9月上旬，李宗仁牙病痊愈重返前线。9月13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军令部、军政部和后方勤务部，宣布：“宗仁病愈，业于元日销假来浠水视事。崇禧即日解除代理职务。”［189］

白崇禧解除代理职务返回武汉，继续在军委会行使副参谋总长职务。

9月18日午后，统帅部召开临时讨论会，对今后战局展开讨论，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贺耀组、俞飞鹏、钱大钧等参加。会议决定：（1）目前作战方式，宁任敌沿江进展，不放弃大别山及德安、武宁、咸宁之线；如此，敌纵进至武汉，我南北仍能时时向其侧击。（2）武汉各机关等再度疏散。

当晚7时，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联袂晋见蒋介石报告今天会议的决定，并商定统帅部迁往湖南衡阳，同时在南郑（今汉中）设立行营。［190］

10月上旬，白崇禧突然风湿病发作，腰部酸痛，行动困难，不得不住进武汉东湖疗养院治疗，经该疗养院院长米勒医生治疗后，一个礼拜即告痊愈出院。白崇禧在治疗期间，人在疗养院，仍然牵挂战局。10月6日，他从疗养院寄语蒋介石，提出四点建议，其中前三点是：（1）预备控制第四期会战之兵；（2）德国如此，我何以尚派陈介大使去德？（以为使人莫测我之国策）；（3）应掌握沦陷区民众武力，不然皆为共党拿去。［191］

10月16日，最高统帅部决定放弃武汉，并电告第五、第九两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陈诚对部队进行调整。为了有计划地撤退，决定将归属第五战区指挥的罗卓英调回，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指挥武汉外围作战，掩护各部队撤退。23日，蒋介石请已经病愈出院的白崇禧前往湖北钟祥李宗仁的司令长官部，转告李宗仁战场态势务必维持至月底。但因为上巴河已经失守，川军溃退，李宗仁电告白崇禧务必于当晚撤过黄陂。［192］

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放弃武汉，当晚乘飞机赴衡阳。26日，日军进驻武汉。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长江南北第五、第九两战区节节抵抗，以劣势装备与日军展开血战，给侵略者以重大杀伤。［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