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与游击战

白崇禧不仅是一位有勇有谋、指挥有方的军事家，而且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几位军事理论家之一，在军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在抗战时期，他对于抗日战争的理论探讨也下了一番工夫，在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可以说颇有造诣。他在各种场合不断鼓吹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全面战等战略战术，也是切合我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对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无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下面作一简略的介绍：

第一，持久抗战理论。

白崇禧认为：“这次对日抗战，我方军事上的最高战略是持久战。”［21］为什么要采取持久战呢？白崇禧列举了以下五点理由：

（一）是因为要针对敌人速战速决战略的关系。大家知道，日本是先天贫弱的国家，人口之少，土地之小，资源之不足，财富之困乏，一切政治经济的条件，都决定它在战略上不能持久，因此只有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然而，我们却正与他相反，人多、地大、物博，所以，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必须采取持久战略。

（二）是因为装备不同的关系。敌人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及军备上的发展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故中国的装备远不如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此，就不能在短期内和敌人决战，而不得不用持久的战略，使敌人在长期消耗之下，直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再作总的反攻，这是采取持久战略的第二个理由。

（三）是经济上的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人民80%以上是农，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业上的，而敌人是工业国家，经济的基础是建筑在工商业上的。农业国的人民生活，所受战争影响较少，而工业国则不然，不但因为战争而减少其工业出品，且因战争而减少其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损失更大，故敌人的经济，不能持久，这是采取持久战的第三个理由。

（四）是人口与国土的关系。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而敌国本部不过7000万人。在第一期抗战中，中国死伤约100万，敌人死伤至少在50万以上，如以2∶1计算，中国死伤1000万，敌须伤亡500万；在中国死伤1000万不甚要紧，敌人最大限度，全国只能动员300万壮丁，故如这样下去，他便无法支持了。所以在人口上说，彼此对等消耗，就是愈持久愈于我有利。再就国土来说，中国有广大的土地，敌人欲得一城一地，必须消耗相当兵力才能达到目的；占领以后，又须牵制相当兵力，才能保持；因此，占地愈广，则兵力愈分散，可集中作战的兵力亦愈为减少；而我方所失之城市也不过是沦陷区的若干“点”、“线”而已，点、线以外的广大面积，敌人绝无此庞大的兵力完全占领。因此，我们只要持久战下去，终有转移攻势的时候，这是采取持久战略的第四个理由。

（五）是外交上的关系。敌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必然的惹起国际间的许多矛盾，而战事愈延长，这种矛盾的冲突，必愈白热化；国际形势亦于我更为有利，这是采取持久战的第五个理由。［22］

白崇禧认为：“18个月以来的抗战已完全证实这一战略是绝对正确的。”［23］

白崇禧认为，坚持持久抗战必须“要具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以‘独立自主’、‘独力作战’的精神做基础，不以国际变幻为依归。因为我们此次的抗战是民族革命的战争，其性质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同，革命战争固然难免需要外援，但却不是没有外援就不革命”［24］。

那么，怎样才能持久抗战下去呢？白崇禧认为：

（一）首先在精神上要抱定最大牺牲的决心与持久抗战到底的精神，这是最主要的先决条件。具备了这个条件，然后才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排除一切的障碍。因为精神战胜物资，这是古今中外的兵学家所一致承认的，缺乏了这个精神的条件，纵使有很好的物资条件，也是枉然。

（二）在物资上，我们承认在敌人军事的封锁之下，尤其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截断之后，抗战物资的来源，不免要减少多少，但并不是完全陷于没有办法的绝境，而是只要我们肯做、敢做、努力做，还是有可能支持下去的。

（三）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加强团结，严防敌人的分化，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与意志，完全用在神圣的抗战上面，然后才能够长久支持。

（四）在军事上，我们的战术思想上必须彻底的改变，战术必须要与持久抗战的最高战略配合，要“积小胜为大胜”，就是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非不得已不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战；其次是要“以空间换时间”，在非有利的态势下，不轻易与敌人作点、线之争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持久战略的要求。［25］

第二，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理论。

白崇禧认为，现代战争是一种全体性的全民战争。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于军队的作战与武器的对比，而最主要的决定于整个国力的竞赛。因此，对日抗战，不仅以军事抗战，而且要以政治抗战，不仅军队动员，而且要民众动员。他说，试看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彼之对我，亦不仅以军事力量为侵略的工具，还是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作双管齐下的进攻。敌人每到一个地方，必在政治上树立伪组织，扶植汉奸政权；经济上开发我们的富源，推销日货，发行军用券，使用伪钞，破坏我金融；文化上戴起和平的假面具，提倡奴化教育、大亚细亚主义，摧毁我文化机关，捕杀我知识分子，钳制舆论等。因此，我们对付敌人，亦必须以军事、政治诸力量配合起来，灵活的运用，彻底实行全面战争。［26］

白崇禧认为：“全面战争的内容是要包含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它在空间上，不分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是全面战术的战场，全面战术的攻守，不在于一点一线的争持，而在是否能够控制全部战场的面积。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因为用我们劣势的装备与敌人优势的装备去战斗，我们只有几年的准备，与敌人几十年的准备来竞赛，胜败的结果，任何人都可预料的。所以，我们在战略上，要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持久呢？这一点是我们用老方法来作战，当然是不能达到持久的目的的，因此，对于我们过去所运用的战术，就有加以改进的必要，这也就是说，全面战术在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都必然的要成为我们所采用的战术。”［27］

白崇禧指出，所谓全面战术，顾名思义，就是为适应全面战争的一种革命战术，其学理与军事学校里所讲的正规战术迥然不同，因为在正规战术里，以根据敌我同等的装备、物资、兵种来做根据的；全面战术的连用，则以不规律的游击战、运动战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交互为用，造成最有弹性的持久性的战法，其动向作曲线或螺旋式的，有时东而击西，有时转进敌人侧面或后背，前进后退，俱无一定之规律，而以神出鬼没的姿态，出现于敌人之四周。本来战术是随着兵器的进步而演变的，如由横队战术变为纵队战术，散开战术变为疏开战术，平面战术为立体战术。中国军队装备不如敌人，自应采用“穷则变，变则通”的原则，把正规的战术，变为全体性的全面战术。［28］

白崇禧指出，要贯彻全面战术，必须改正已有的战术思想。为此，心理的改变最重要。他说：“总理认为非把心理建设做好之后，不能有社会建设和物资建设的成功，就是这个道理。军事上更加重要，战术思想不确定，实施不但没有成效，恐怕还要引起一种一直浮动的坏心理，这也就是总理所说的‘有了信仰，才能发生力量’的道理。”白崇禧列举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成功等例子来说明精神因素和信仰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只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军队，才能够运用革命战术，如果只有正规战思想的人，是不能运用革命战术的。［29］

第三，游击战与运动战理论。

在介绍白崇禧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理论之前，这里还有一段特殊的国共合作的佳话，值得介绍一下。抗战初期，受中共派遣秘密打入桂系的谢和赓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白崇禧身边工作，1937年10月，谢和赓执行中共交给他的任务，即“秘密地不露形迹地进行有利于发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写下了标题为《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的“万言书”（约12000字），其内容实际上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实施办法。据说，白崇禧对这个万言书的内容十分欣赏，将其内容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名句，白氏还指示谢和赓以“大本营白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的名义打印300份，分寄各省主席、保安处长、各战区高级将领等参考。随后，这个“万言书”以白崇禧的名义交参谋总长何应钦转呈最高统帅蒋介石核阅。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欣赏，并采纳了该方案提出的在湖南衡山设立游击战讲习所的建议。［30］

1938年11月9日，太原失守，第二战区有少数部队渡过黄河进入河南。白崇禧当即在武汉召开的统帅部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地区，否则以军法从事。”白崇禧还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31］提议被蒋介石采纳。蒋电令阎锡山，第二战区“须分向晋东晋西北山地转移，以山地为根据，长期抗战”。［32］

根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7年11月13日，冯玉祥派人给李宗仁、白崇禧送去了100册《游击战术基本原则》。

1938年1月8日，白崇禧在军委会会议上再次提议：在战略上，国民党军队应采取消耗持久战；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33］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抗日战略提出来。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南岳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等文件，提出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1/3的力量于敌后的战略方针；同时，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反击，以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

为了培养游击战干部，军委会决定在衡山开办国共合作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并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到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教官。中共中央开会研究，认为参加举办这个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毛泽东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中共中央随即确定由叶剑英负责，带几个人去。［34］稍后，游击干部训练班改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参加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中共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多人，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35］

1939年2月24日，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白崇禧作了题为《关于游击战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游击战争的理解和思考。

白崇禧首先回答了为何要开展敌后游击战问题。他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开展游击战，其理由除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是革命战争而必然的采用这种革命战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只有用游击战为主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为辅，以适应持久战略，才是战胜强敌的正确方针。并强调：今后开展广大的游击战，配合机动的运动战与必要的阵地战，相互为用.这是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转机。

关于游击战的战术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不能离开民众，游击战的基础是建筑在广大民众身上的，其活动也就是以民众为主。游击战没有民众的支持，也就绝无存在与发展的希望。游击战不能离开政治，开展广大的游击战，首先要有普遍的政治意识，使每个人都知道游击战的神圣任务，是为了争取民族生存而抗战的，同时要巩固基层政治组织，加强战地政权机构，进而摧毁日伪的汉奸政权。游击战不能离开组织与训练，任何没有组织训练的民众运动，都不能发挥出它的力量，游击战也不例外。

关于游击战的战法问题，白崇禧把它分为3种：一是“袭击”，袭击战可以采用奇袭、急袭、掩袭3种手段，利用有利的天候、地形、时机，给日军以“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仓皇错乱而陷于溃败；二是“埋伏”，日军在中国国内作战，对地形肯定不如中国军民熟悉，埋伏很容易实施。在预定作战地附近潜伏，策应正规军出击，或扰乱日军后方治安，或腰击日军于中途，或截击白军的后尾，使日军顾此失彼，慌乱无章而失败；三是“扰乱”，扰乱的时机是在游击队兵力很弱时或是日军防御严密使我无机可乘时，或是驻防某地训练或集结某地待机时。此时.游击队应采取神出鬼没的手段。将兵力分散到各方面。在夜间去威胁、扰乱、破坏日军的后方交通线，使日军精神上疲惫不堪，在与中国正规军作战时，失去战斗力。

关于游击战战略与战术运用的关系问题，白崇禧强调要学习八路军的战法：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而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在战略上虽是持久战、内线战及被动的作战，但在战术上要运用歼灭战、外线战及主动的作战，才能完成任务并达到目的。［36］

白崇禧在军训部长任上主持搜集资料，由军训部军学编译处编写成《游击战纲要》一书，于1939年冬问世。该书分发到各战区和各军校，成为研习游击战的教科书和实施游击战的依据。军训部为颁发《游击战纲要》一书还发了一个段训令，说明编写该书的宗旨：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的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各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若无正确完备之教材可资参考，本部缘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践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37］

《游击战纲要》一书共14篇，对有关游击战的纲领、组织、根据地、政治工作、战斗、命令、通报、报告、侦察、警戒、宿营、通讯联络、破坏、补充、给养、卫生、阵中日记等十几个大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白崇禧关于游击战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也贯穿于此书中。

根据学者的研究，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置敌后的兵力达到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此时中共在敌后的武装力量。但国民党军队对于游击战并不习惯，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到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游击战总体上是失败的。［38］

国民党游击战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国民党是一个士大夫的党，他的中上层高高在上，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不可能与敌后老百姓打成一片，形成鱼水关系，也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立足于敌后，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白崇禧鼓吹和宣传游击战，其初衷是好的，其效果未必见得好，这是由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阶级本性使然。